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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子进村-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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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
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又比如，也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此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吧，反正事实是，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应该说，返回中心区，就已是向悲剧迈出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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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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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常、王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湾里、泥马头一带，与30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河肃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这一地区。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双方意见分歧很大。
当年双方具体是如何争论的，这只有找当事人才能搞清楚。据了解，当时在场的，除了常、王两位首长外，还有八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八分区作战科长张晓冰，宣传科长张迈君几个人。如今常、王两人已牺牲、罗玉川、张迈君已去世。惟一在世的张晓冰同志，离休前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又在外地，近来听说已回到北京，但几经设法，也未联系上。难道说，这段史实，也要如同我们知道的一件珍贵文物一样，无处寻觅了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打听到解放后曾任国家黄金管理局局长的石豁同志，了解不少当年的具体情况。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来到茂林居，采访了石豁同志：采访石豁记录。石：我当时在八分区当武委会主任。“五一”“扫荡”前都分散活动，我去的饶阳。6月初地委叫我去汇报，从饶阳走了一天，到了献县西北角的一个村，这村叫什么名字？唉，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晚上到了村里，地委罗玉川他们在，军分区的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在，正在商量事，让我也来，我自己觉得不够格参加会，就说累了，想先歇歇，就在外屋待着，他们在里屋说话。
问：是那种农民的房子，两暗一明？中间是灶屋没窗户，黑黑的两边各有一间住人的？石：对，我就在中间作饭的灶屋待着。那两间屋，一间是老乡一家子，也就是这屋的主人一家，另一间，就是常司令他们。
开始我把门板卸下来，放在灶台上想睡会，可听着他们在里屋吵也睡不着，就起来坐在门槛上，坐累了，也走动走动。瞅见里屋常司令、王政委在炕上坐着，炕桌上放着军用地图，侦察科长晓冰、宣传科长张什么，记不住名字，也在。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也累了，犯困，在那打眯瞪。
问：您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石：听见侦察科长晓冰汇报，讲敌人调集多少兵力，河间、肃宁都有敌人司令部，还有机动部队，要合围这一块地方。接着听见常司令说，敌人合围，中心目标一定是我们，据我的经验应先跳出去，到子牙河以东去。政委说，30团这么残酷，不容易。意思是说30团能坚持，我们也能，
怕什么？又说要不司令员出去，我带人留下。常是个很豁亮、很开朗的人，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说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挂这么多花，还没人说我怕死。一时谁也不敢说话。问：下级当然不好说话，罗玉川呢？地委书记金城不在吗？石：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困。又不懂军事。在那半睡半醒的。听见吵，睁开眼说，别嚷，好说，好商量。就又合上眼了。金城当时正搞对象呢，没跟队伍走。
问：说话嗓门很大，吵得厉害吗？石：常司令是山东人，直性子，那会儿也就30岁，说话声高点。王政委是山西人，有口音，难懂点，说话语速慢一点。不过他们毕竟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又当着下级，都是会约束自己的。
过了一会，又听见常说，我是个老粗，弄集训计划非你不行，可这是战争。意思是说，打仗的事，军事上的事，应该听我的。又说：上级有指示，咱们俩不能分开活动。就听见他们两个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从大约头半夜，11点钟吧，一直说说说，到了2点钟了。夏天夜短，4点来钟天就蒙蒙亮了，实际上这会子就是走，也过不了子牙河了。又听见晓冰说，听群众讲，敌人从没扫荡过雪村、顶旺。这两村离公路都不远，是不是让30团到顶旺，咱们到雪村。敌人一扫过来就过公路。常、王听了，就看地图，说，那就往北走，要是人家不扫到我们，就不动，猫着。实际上是司令员妥协了，说走吧，通知队伍。问：当时离雪村有多远？石：这个村子在雪村东南20多里地，不远。大约是2点钟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我也就跟着他们，到了雪村。
按说，王远音是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抗战爆发后，跑到北平西边参加了游击队，很快就提升为路西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到冀中八分区当政委，牺牲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年轻有为，是个“精明干练、善讲善写”的人，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与劳动人民出身的常德善司令员平时相处甚好，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怎么这一次就是固执己见呢？有的说他缺乏军事知识，说他“一点知识没有，当时主力向外转，他往里跳，常德善主张往外跳，军区命令也是说往外跳。”采访吕正操记录。吕正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常德善“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更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善还是尊重了政委的决定权。”吕正操说，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到两点，一是子牙河东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二是敌人一来就走影响不好，还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正不压邪，真有汉奸为几个钱去据点告密的。据说，当时日本人悬赏，常德善是7000万日本票。采访弓桐轩记录。对那些只认钱的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在老根据地，邪不压正。即便有那么几个汉奸、小人，也是有那贼心，没那个贼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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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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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王远音提到的“不好向群众交待，”我们可以从李健的回忆中，想见当年的情景：东西羽林（安平西北一个村）是军区机关多年来常驻之地，军民关系亲如家人拂晓到达后，
立即出现了催人泪下的军民生死情谊的场面。当群众得知军区骑兵团来了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家而出。老人们流着眼泪问：“吕司令、程政委、黄敬同志还在冀中吧？他们安全吧？老天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大难。”
我们首先告诉乡亲们：“吕司令、程政委和黄敬同志都还在冀中，正指挥部队反‘扫荡’打击日寇、汉奸，请老大伯、老大娘放心吧！”
有的年青姑娘和妇女，为躲避日寇、汉奸的奸淫、污辱，脸上抹着锅黑，头上梳成标志已出嫁的髻子，穿着破烂衣服，也纷纷跑出来，流着泪诉说这近一个月来的痛苦遭遇；她们有的问丈夫的消息，十分担心；有的要求跟骑兵团走，参加部队打敌人；还有的丈夫被日军打死了，戴着孝控诉日本强盗杀人放火的暴行；有很多原来的儿童团拉着马尾巴哭着不放，要参军打鬼子多日不敢露面的村干部忙于搞饮食和马料。这种军民生死与共，誓死报仇雪耻的场面，发生在极其艰难的危难时刻，真是催人泪下！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当常德善、王远音带着队伍回到八分区的中心地区河间、肃宁一带，一定也曾出现过吧？这一个月，百姓们以血肉之躯面对日本人的机枪
刺刀，真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百姓们看到常司令、王政委带着队伍——还是穿军装的主力部队回来了，真是走道都直起了腰，仰起了头。而当敌人合围过来时，忽然又一枪不放地悄悄走了，百姓们会怎么想呢？因而王远音顾忌：“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战争是冷酷无情，不讲情感的。在7日晚上，没有按常德善司令员说的，立即跳到子牙河东去，反倒往北走到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这就向悲剧迈出了第二步。据石豁老人回忆，部队到雪村时，最多也就是凌晨4点多钟的样子，村庄还在沉睡之中。部队进庄后，悄悄叫醒老乡，号房子，布岗哨，首长们也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河肃公路上梁家村方向，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大约有五六十辆车，呼啸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公路上的敌人下车后，即向雪村、顶旺一带推进，包围圈已经形成。
石豁回忆起那天早上的情景，说：早上5点左右吧，枪声先从东北方向，30团待的顶旺村那边打响，炒豆似的。30团也刚进村，工事都没来得及挖，很快就给打垮了。这会子西南方向枪声也激烈起来，肃宁、饶阳的敌人过来了。雪村是不能待了。往北走，连走带跑，这会子天已大亮，人都看得清了。公路边上，常司令穿件白衬衣在指挥，部队已乱了，机关的人也跑散了。只有少数人还跟着常、王跑，公路上日本人很多，开着摩托，哇啦哇啦地叫。采访石豁记录。
雪村往北直至公路，是一大块没有村庄的开阔地。虽有道沟，但很浅，公路又比两边都高出一截，敌人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我军伤亡很大。23团二营拼命死战，总算保护着常、王两位首长冲过了河肃公路。但仍没摆脱掉敌人，鬼子汉奸骑着高头大马和自行车，从两侧包抄上来，常德善司令员一看情况紧急，说赶快分开，分路突围，他亲率一个连对付西南边肃宁方向的敌人，并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打得鬼子骑兵接二连三地栽下马来，掩护大家且战且走，一边打，一边大声命令地方干部、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冲出去。又让警卫员把文件全部销毁。这时常德善右脚、左手已多处受伤，又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并命令贴身警卫胡德兰快冲出去。鬼子的骑兵、车子队还有架在公路汽车上的机枪，也在拼命射击，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几处庄稼被打着，冒起柱柱黑烟。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常德善的头部，他一头栽倒，牺牲了。
常德善司令员牺牲的地方，是河肃公路北边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
一个多月后，弓桐轩冒险来到常德善牺牲的村子，想看一看丈夫牺牲的地方。她回忆说：7月，地委来人找我，说常可能牺牲了，也没说清楚。（安平）县长张晓周叛变了，他老婆是妇联的部长，第二天也跑到据点里去找她男
白洋淀的水上游击队
人去了。我是八分区妇联主任，都认得我，在家待不住了。交通把我带走。后来听说抄了我们家三回，也没找到人。到了饶阳，一打听，群众都知道这事，又听说河间县委书记投敌了，饶阳县委书记也被捕了。河间进不去，饶阳也不能待。那交通是军队上的，是个老头，挺好个人，就带我去了白洋淀。采访弓桐轩记录。当时也在白洋淀的齐岩，遇到了弓桐轩，她回忆说：“这时的白洋淀还算是太平，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地委机关都转移到这里了。在白洋淀天天会遇到反‘扫荡’中同敌人周旋，在敌人刺刀下逃生的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一天下午，在淀边一条小船上，我看到有一个女同志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过去一看，原来是弓桐轩，我问她是否去路西，她悲切地告诉我说：常德善同志牺牲了，组织上送她过路西去。常德善同志是八分区司令员，弓桐轩的爱人。听后，我的心头很沉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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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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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桐轩后来去了路西，不过，在去路西前，大约是7月底的样子，她还是坚持到常德善牺牲的地方去看一看。见不到活的了。哪怕是见一眼死的呢。她回忆说：我总还是不放心，到底是怎么回事？碰上白洁、田子林（音），都是肃宁县妇救会的干部，都认识。我说你们带我去看看。她们说不能去，太危险。我说一定要去看看。白天到了村边上，就在高粱地里待着，天黑后进村找人了解了些情况。村里人说，枪一响常德善从窗户里就蹿出去了。叫别人跑，他领着一股子人在村东北角，守着个破砖窑打，先使机关枪，又使三八大盖，又使盒子。身上一个胳膊、腿，多少处都受了伤。白衬衣都一条条撕了裹伤了。又让他贴身警卫胡德兰，跑出去找我，找金城。这个人后来找到金城，遗物都交给金城了。
打完仗，老百姓找出个破棺材，收尸。还烧了纸，哭了一场。可能是有汉奸告密。头晚上埋的，第二天一早县城里的敌人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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