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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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以区别对待。”老人们说，这些日本人眼中的良民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暴富起来。不用说，这对那些民族意识淡薄、意志又薄弱的人，无疑是有颇大的吸引力的。
　　冀中的老人们还说，日本人要盯上一个村庄，见天去，非达到目的不可。像定南县（今定县南部）大鹿庄，敌人几乎每天都去，足折腾了两个月。开始，干部、民兵带领群众跟鬼子斗，为了防止鬼子包围村子，家家住在野外。一天、两天，日子长了，老百姓一看老是有家难归，庄稼也没法种，日子没法过，都情绪低落。村
　　里支部一看这也不是长久之计，便决定采取两面政策，一面支应鬼子，建立“爱护村”，成立伪组织，一面真心抗日，又像晋北东曹村，鬼子天天去。甚至一天去几次。干部、民兵领着百姓们坚持斗争三个月：不派联络员、不资敌，不送情报、不投降。可日子长了，老百姓也受不了，有些落后群众就说：“看，谁谁整天价不做活，净瞎胡闹，眼看你家豆角都爆在地里了。八路军不吃香了，还闹个什么劲。”一些没有民族觉悟的人甚至说：“老百姓是自在王，谁来了给谁纳粮。这个年头是八路军抗日抗出来的乱子，村干部净瞎胡闹，还能挡住日本的大炮和机关枪喽！”“快成立‘爱护村’吧，不成立就被敌人把房子烧光了！”最后这个村子也不得不表面成了“爱护村”。类似情况在冀中是很多的，据1941年冀中区的调查，全冀中34个县有4314个村资敌，占全冀中60％（全冀中7200个村）。就这样，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至少表面上成了敌人的地盘。
　　日伪军一片地方一片地方地与我争夺，当时管敌人这种做法叫“蚕食”。真是如同蚕吃桑叶一样，今天这地方还是咱们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地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了，再过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完全沦为敌占区。
　　1941年7月冈村宁次到任后，并没对冀中搞气势汹汹的“扫荡”，而是不声不响地“蚕食”。“过去，广大地区在日军的‘不知不觉’下变成了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以后，却出现了抗日根据地在抗日军民不易警觉中不断缩小的局面。”
　　日方文献也声称：“特别是由7月7日开始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以来，由于华北当局的领导得当，不断稳定而顺利地收到实效。”
　　这里所说的“华北当局”，是指华北伪政权。其实这些汉奸，还不都是冈村宁次手里耍的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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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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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的作法由不同的人来操作，会有不同的结果。冈村宁次虽说不过是继承多田骏的一套作法，却给八路军带来更大压力。彭德怀认为1941年的困难局面与冈村宁次有很大关系，不是没有道理的。考虑到冈村宁次不喜声张的性格和不声不响的策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冈村宁次对多田骏临离任前做的另两件事，抱不同的态度了。聂荣臻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内容：他（指冈村宁次）上台后的第一着棋，是立刻集中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另有一部分伪军，共计7万兵力，首先向我北岳区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扫荡”。他把这次战役称为“百万大战”，意思是要报复我们的“百团大战。”“扫荡”持续了两个月，结果“敌人妄想消灭我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摧毁我根据地的企图，再次成为泡影。组织这次‘扫荡’的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最后也不得不承认：‘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他还说，这次‘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无非是为自己解嘲罢了”。
　　现在我们已知道，日方编辑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说的很清楚，这次“扫荡”从总体计划、到兵力部署，都是多田骏在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冈村宁次到任后，只不过是继续执行了这个计划，未予否定罢了。这次“扫荡”计划虽说“是在充分研究了历次的经验和成果，通过周密的准备而制订的。”当年晋察冀军区的侦察科长罗文坊讲，此次“扫荡”其行动之诡秘、部署之严谨，也确实是极其毒辣的，尽管比以往有所改进，仍未抓到我指挥机关，也未抓住我主力部队。几万人在山区武装大游行两个月，死伤5000多人，只不过抓了些劳工、抢了些粮食，安了些据点。这样的“扫荡”，是不太符合冈村宁次的指挥风格的。冈村宁次心里虽说明白，为了制造声势，需要来这么一个“百万大战”，但他内心对这种效率颇低、兴师动众的“扫荡”并不赞许，故而才说这种“扫荡”是“狮子扑鼠，效力不大。”并指出“肃清八路军非短期所能奏效。”当然，如果把冈村宁次说的话理解成“自嘲”，把冈村宁次的观点理解成这次“扫荡”碰了壁才形成的，也未尝不可。冈村宁次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这一时期的四部日记已在停战后烧掉，现仅存“临烧前将认为可能会被允许保存下来、无大妨碍的部分摘录，”从中看不出冈村宁次当时的真实想法，因而应该说，对冈村宁次所说的什么“狮子扑鼠，效力不大”的话，两种理解都有可能。不过，要是联系起1942年冈村宁次那几次大“扫荡”的狠劲——“五一”大“扫荡”一举占据整个冀中，
　　对太行区的“扫荡”几乎摸到我指挥机关八路军总部的鼻子上，左权副参谋长牺牲。要是论起冈村宁次这么个中国通，似乎“五一”大“扫荡”这样的部署才更像他的指挥风格。何况，当年，连华北派遣军的普通参谋都早已认识到肃清共军非短期所能实现，难道冈村宁次还看不到这一点？非要等碰了壁才有所觉悟么？相反，冈村宁次对多田骏卸任前对冀中十分区的“扫荡”，倒是十分欣赏。也许有人要问，多田骏在遭受“百团大战”沉重打击之余，正是手忙脚乱的时候，怎么还想着腾出手来搞十分区一下子呢？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有一段话，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十分区处在平、津、保三角地区，战略上对敌人威胁很大。这里交通方便，便于敌人机动，不利于我军大部队活动；社会情况复杂，土匪、流氓、封建会道门以及国民党的势力都很大。我党过去在这一地区的工作基础也比较薄弱。自从1938年以来，敌人始终把这一地区当作进攻的重点，连续不断地用优势兵力围攻、“扫荡”，同时大量地建点修路。1941年初，十分区境内，经常驻着1万多名日伪军，建立了204个据点。每个据点都筑有一两个或三五个几丈高的碉堡，周围挖有深宽各一丈多的壕沟。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根据地只剩了牤牛河、霸县以西，大清河以东、以北地区和平汉路以东、大清河以西、拒马河以南地区。这两块地区各有百十来个村庄。
　　当年冀中区抗联主任史立德回忆说：十分区是敌人死也不放的地区，也是我们非坚持不可的地区。如果说冀中根据地是插入日寇指挥心脏的一把利剑，而十分区则是这把利剑的尖端。它既雄踞于日寇的“卧榻之旁”，又是我冀中根据地的北方门户，敌我必争，斗争极为残酷。在抗日战争与自卫战争的八年中，当腹地还能大兵团活动时，这里只能进行小部队分散游击活动；当腹地的同志还能日间工作时，这里早已是非夜晚不能行动。我们的指战员和地方工作同志们因成年累月不见太阳，个个都成了“白面书生”，面黄肌瘦看不见一丝血色。
　　现在我们理解了多田骏为什么急于“扫荡”十分区：其一，这地方靠日伪在华北统治中心北平、天津、保定最近。在中国古代，像这样天子脚下的“近畿”岂能容他人插足？其二，这地方经过日伪数年“努力”，共产党的势力已愈来愈小。当时，北平到河北大名府有一条公路，就叫平大公路。这条公路由北向南，大致把十分区分成东西两半。十分区政委帅容说：“1941年时，平大公路以东大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我主力部队已无法进入。”这与吕正操将军所说的“永定河以北、牤牛河以东已被敌人控制”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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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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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人主观上容不得八路军在这里搞根据地，声称：“欲保平津，必先保大清河北。”客观上，经过“蚕食”，我军回旋余地愈来愈小，这样，敌人实施大“扫荡”的条件就成熟了。在六月大“扫荡”前，早在4月1日日伪已进行了一次为期一周的小“扫荡”。小“扫荡”，是相对而言。其实日本人出动的兵力并不少。帅容回忆说：这次敌人出动得非常突然，他们不是从东边，而是从西边，用火车偷偷从中条山一带拉来8000多鬼子兵，过保定后，沿路下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我十分区根据地猛扑过来。敌军一路从涿县下车向固安、永清方向进攻，另一路从高碑店下车，向新城、霸县方向进攻，像老虎钳子一样，妄图把我地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一口吃掉。我们军分区当时刚开完政治工作会议。头天下午会议结束，第二天上午突然知道有新的情况，是由我们司令部在铁路两旁派的瞭望哨和在公路附近埋伏的侦察小组，将情况报告到司令部的。我们当时感到非常突然，非常被动。
　　这次突然袭击的后果是“我回旋地区越来越小，大部队活动极受限制。二十七团和三十二团分别转到晋察冀一分区和平西地区整训，只留下二十九团四个连和军分区警卫营五个连，游击总队四个连和县区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主力部队实际上只留下一个团左右的兵力，其他主力都被迫转移了。如当时人所讲，如果一个地方变成敌人的地盘，那就叫“进不去”了，且进去了，也“待不住”了。1941年4月底，吕正操曾带人到十分区去检查工作，虽还不致于进不去，但已是相当困难，且确是“待不住”了。他从十分区返回的路上，在蠡县潘营村，还遭到敌人合围。当时情况万分危险，吕正操说：“当我从村西口冲出去后，警卫连还没有冲出来，和我一起的只有警卫员吴天增、军区敌工部长赵濯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几匹驮着文件和行李的马也跑散了。”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6月10日，日伪军以两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十分区仅剩下的一小块地盘开始大“扫荡”
　　“敌人封锁大清河和各公路交通线，首先由西而东地扫荡，经容城、定县，渡大清河，一直向东推进到天津近郊，再拉转头来，从东向西扫荡。”
　　日本人像压路机似的在十分区根据地反复压了两趟，然后就进入所谓“细碎分割”阶段。到处安据点，修公路，挖壕沟，并在每一个村子实行“强化治安”。吕正操说，敌人“每搜索一个村庄，都是强迫群众集合在一起，用搜身、恐吓、利诱和叛徒指认等办法，逮捕、屠杀我政权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另外，还把大批青壮年抓到据点里，百般拷打，没有口供的，以‘八路军顽强拒供’加以杀害；招认了的释放回家，以推行其恶毒的‘自首’政策。这样逐个突击，持续了一个多月。”
　　通过这一通折腾，“我十分区主力部队大部分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的北岳区，农村党组织大部分被敌人摧毁，经不起考验的不坚定分子，有的畏缩妥协，有的叛变投敌。”“至此，我十分区大清河北几乎全部变成了敌占区。”故而，日本人认为他们这次“扫荡”是很成功的：“我作战部队，6月10日开始行动，逐步压缩四周的封锁线，6月中旬消灭了新城附近朱占魁（时任十分区司令员——引者注）的据点，取得了极大战果。”
　　十分区沦为敌占区后，日本人闹得就更欢了。在大清河北，“敌人五里一个据点，三里一个岗楼，又以公路连接起来，群众下地干活甚至日常活动都受到敌人监视。各村普遍建立了伪政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任意奸淫勒索，打人、抓人、杀人，强迫抗属定期报告，昼夜不能关门，任敌人借口搜查，肆意侮辱。”整个一个人间地狱。
　　听当地的老人们说，当年要是晚上走进一个村子，到处死气沉沉没半点生气，到处黑乎乎地没个亮光。可有的人家门上却挂着红灯笼。这些挂红灯笼的人家，就是抗属。“跟个公共厕所似地，是个人就往里闯，过的什么日子！”在敌人的高压下，各村都建立了保甲制度，成立了“自卫团”，每天晚上轮着班巡逻，见了八路就鸣锣打鼓报信。否则，“窝藏与掩护八路者杀无赦。”12岁以上，不论男女，都得随身带着身份证。
　　日本人还强行把雄县以东划为“小麦模范区”，霸县以北划为“棉花模范区”。实行“夏粮夏交，秋粮秋交。”一天也不得延误。大批棉花、麦子，被敌人掠夺去了。实事求是地说，日本人此次“扫荡”，至少在短时间
　　内达到了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多田骏策划的这次针对十分区的大“扫荡”，很明显地可分为三步：第一步，先尽量“蚕食”我根据地，将我方的回旋余地压缩得愈小愈好；第二步，集中优势兵力，铺天盖地地大干一场，一次解决问题；第三步，安据点，修公路。以武力强迫百姓建立伪组织，捕杀共产党。最终实现所谓的“王道乐土”。
　　冈村宁次对多田骏这一成功的“战果”真是欣赏极了，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来表明的这一点。1942年的“五一”大“扫荡”，简直就是多田骏组织的这次“扫荡”的翻版。只是规模更大、部署更周密、手段更残酷罢了。冈村宁次到任后，除了继承多田骏的一套做法，学习其经验外，还忙于加紧对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并为配合日军在其他战场的行动，于1941年10月，集中一部兵力打过黄河。忙得不可开交。整个华北日军，仿佛上满了发条的机器，运转不停。又仿佛一群拥有一只更健壮、阴险的头狼的狼群，活动更频繁，更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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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年可就不同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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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方文献记载了当时驻扎在冀南且“被110师师团长称为模范大队的”
　　步兵第140联队第三大队在1941年8月至12月的活动情况：大队部设于钜鹿（顺德东北约50公里），担任钜鹿、平乡、广宗等三县（东西约30公里，南北约50公里，周围约160公里地区）的警备任务。部署了十个主要据点，各驻一个分队以上，并各辖两个中队的中国治安军。大队长得到情报时，不论其兵数多寡，不分昼夜立即出动，坚决采取急袭、击败敌人的方针。平时除控制一个半中队（约200名）的兵力外，并直接掌握县警备队、治安军等约200~300名，总计400~500名。以此兵力不断进行机动讨伐。日军一个大队，加上一部分伪军，就控制了3个县的地盘。日军大队长石桥兼雄少佐，手头不过200名日军士兵和200至300伪军，就敢“不分昼夜”地“出动”、“急袭”。可见这时日军的活动是多么积极、猖狂。不难看出，较以往分散驻扎、不敢主动出战的状况，已有了明显的改进。
　　而我们这方面呢？由于日军“将连接各据点的基干道路，改修为汽车公路，配备汽车分队，进行巡回警备。通信联络，以有线为主，发现被切断时，即使深夜也须立即抢修。另外，受到敌人袭击，则采用掷弹筒发射信号弹或紧急射击等方法进行通报。”敌人“点”、“线”已连成一片，成了气候。而我方既无实力打像齐会战斗那样一举歼灭日军700多的硬仗，骚扰、伏击等游击战又未很好组织起来。遂陷入被动。我们被动了，日本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