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商战风云录(中)-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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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激流勇退　　　　　　月有圆缺，潮有涨落。社会现象，也往往如同自然规律，有盛必有衰。　　　　　　一方面，假发在欧美的新生代普及，就如时装，一旦普及就不成其为　时装。新生代渐对假发的兴趣趋淡，波澜壮阔的嬉皮士运动到60年代未，　也开始步入未路，传统的价值观又重新受到尊重。　　　　　　另一方面，香港的假发业还在迅猛发展，港九假发工厂遍地开花，大　小商场橱窗的腊像和塑料模特，均戴有各种颜色及造型的假发，给人极盛　之感。　　　　　　刘文汉在同业公会，表示出对香港假发业的忧虑。同时，他不再扩大　生产规模，代销合同也只签订短期的。同业中，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先知　先觉”者，但大部分仍被假发热冲得晕头转向。　　　　　　1975年9月22日，香港报章刊有一篇回顾性的文章——《假发行业话沦　桑》，文称：　　　　　　　“在本港芸芸制造业中，如果以反复之大变幻之速而言，相信没有哪　一个行业能与假发制造业相比。10年前假发业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在本港　制造业中仅是微不足道的一员，但在短短几年间，假发业因缘时会，以令　人难以置信的步伐急速发展瞬息而达高峰。在1970年时，本港假发外销达　几十亿元之巨，在港制品输出中已跃居第四位。但可惜的是，假发业黄金　时代只如昙花一现。当其兴旺时，发展一日千里，无与伦比；一旦衰落，　又如江河日下，一泻千里，颓波劣势，完全无法遏止。　　　　　　　“现时假发业已打回10年前的原形，但有一点根本不同的是，10年前　它是新生的行业，如日初升，充满朝气；而今天则已是日落西山，气息奄　奄。”　　　　　　此时，香港假发业开山鼻祖刘文汉，早已收山了。而许多假发工厂纷　纷倒闭，入行晚者，损失惨重。　　　　　　刘文汉经营过一段时期珠宝业，然后回到他的出生地澳洲发展。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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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在假发业赚了多少钱呢？刘氏秘而不宣。据香港的澳洲华侨说，刘文汉　与他儿子罗兰，把麦克拉仑瓦尔地区的一个大葡萄园买下，接着又买下当　地的一家酿酒厂，先后动用折合2000万港元的资金。　　　　　　这家酿酒厂，在澳大利亚同业排第8名，年产优质葡萄酒200万瓶，销　注亚大地区，是香港酒类市场的畅销酒之一。　　　　　　刘文汉自豪地说：“就我所知，我是（西方）世界上唯一拥有葡萄园及　酿酒厂的华人。”　　　　　　假发全盛，风光不再。进入90年代，沉寂10多年的假发又在香港悄然　兴起。　　　　　　金宝岛　（香港）兴业公司，执假发业已有数年之久，销路看好，盈利　颇丰。每个假发的售价数百至上千港元不等，特优的要售上万港元。　　　　　　新时期的假发业，与60年代的大批量生产不同，相当一部分是单个客　户订制的，如秃顶的假发，发套须与边沿的真发有机地结在一起，色泽一　样，可达以假乱真的奇效。客户除本港的艺员、秃顶者、头发稀疏者外，　还有慕名而来的海外人士。　　　　　　假发梅开二度，充分显示出香港人经商大钱不放、小钱不丢的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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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九章领带大王　曾宪梓北望神州　　　　　　曾宪梓与金利来领带在内地名声显赫，金利来以名贵价昂而倍受大款　青睐，但又有几个大款，舍得买国际名牌金利来呢？某香港人士，却以不　屑的口气说，香港白领阶层根香不系如此低档的领带；又说，曾宪梓在香　港的大富豪中，根本排不上号。事实真像他所说的吗？　　　　　　香港跑马场的招牌原有“英皇御准”的字样，如今，这几个字已悄悄　地消失了。　　　　　　笔者曾把本书的提纲给香港的同仁看，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甚感惊　奇：“你怎么为曾宪梓列单章？他在香港的大富豪中根本排不上号！”其中　一位“指点迷津”，说最近公布的香港华人富豪金榜，身家百亿以上的有27　位，你至少漏了十多位没给他们立传，曾宪梓的资产排名，至少在三位数　之后。　　　　　　难道一个人的价值，唯有以财富多寡来衡量吗？　　　　　　唯恐这个问题，在香港没有讨论的价值。我便说：“金利来须带在内地　可是家喻户晓，曾宪梓鼎鼎大名，甚至可与李嘉诚、包玉刚、霍英东等人　比肩。”　　　　　　他们哑然夫笑，一先生说：“你去中环的写宁楼看看，有几多银行或公　司的职员系金利来领带？他们全身都是国际名牌。金利来是普罗大众用　的。”　　　　　　对这种带“歧视性”的言论，我只有反击：　　　　　　　“在内地捐赠善款、数额超过曾宪淬的，虽有大把，可所捐善款，与　所拥有资产的比例，曾宪梓大概要数第一！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这点？凭　这点，曾宪梓就该誉满内地！还有，就按你们所说，金利来是低档产品，　但出口低档产品的公司，未必就信誉不佳、经营不善。美国的麦当劳连锁　集团，经营的是最低档、最廉价的快餐，而该集团，不仅在美国，在全球　也是信誉最佳、市值最昂的快餐集团！”　　　　　　他们沉默一会，一位先生表示赞同我的观点；一位先生保持中立，认　为写不写都无伤大雅；还有一位先生说曾宪梓不值在此，我仍衷心感谢3位　在港的同仁，他们为这部书的框架、构想，提了很多中肯而富有建议性的　意见。我们只是在曾宪梓的问题上分歧较大。　　　　　　读者看到此章为止，对本书兴许会有个大致的概念，作者记人记事，　并非以财富的多寡为标准。如上一章介绍的刘文汉，他的意义不在他通过　假发业赚取了多少钱，而在他领导了产业界的一次革命。　　　　　　笔者对曾宪梓的态度亦是如此。曾宪梓及金利来，在内地名声赫赫。　本书的读者主要在内地，故觉得有必要为曾氏“载上一笔”。最近，曾宪梓　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顶委会核心成员；在未来的岁月，曾氏不一定就　能成为顶尖级的富豪，但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影响将会增大。　　　　　　但愿不会落下“趋炎附势”之嫌，笔者力图保持客观。　　　　　　　　　　　　　　　　　　　　　　　　　　　　　　　　　　　　　家产之争　　　　　　1934年，曾宪梓出生在梅县抉大区珊全村的华侨家庭。梅县在粤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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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就是广东的贫困地区。只缘贫困，无舟揖之便的梅州人赴海外谋生，　与沿海及珠江三角洲的人一样兴盛。　　　　　　曾宪梓的父亲和叔父，在20年代未赴泰做小生意。曾宪梓4岁那年，父　亲病逝，留下的两间百货商店，交他弟弟打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　侵占泰国，曾家在泰国的财产被搜掠殆尽。战后，曾宪梓叔父收拾残局，　一切从头开始，生意渐渐步入佳境。　　　　　　曾宪梓跟随母亲，一直生活在梅县乡下，小小年纪，就放牛、抬柴、　插秧、割稻。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曾宪梓不屈的性格。　　　　　　解放后，曾宪梓靠助学金就读于梅州中学。毕业时，又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中山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农科院生化实验室工作。　　　　　　曾宪梓的哥哥在泰国，他认为父亲的遗产只是交叔父管理，故要求收　回父亲的那份遗产，常与叔父爆发冲突，双方的关系很僵。　　　　　　哥哥深感势单力薄，多次来信催促曾宪梓赴泰，联手向叔父索回父亲　的遗产。1963年5月，曾宪梓同母亲经香港赴泰。　　　　　　在香港一滞留，就是整整一年。　　　　　　那时泰国政府对中国抱敌对态度。入境泰国、需持台湾当局的护照，　在香港办签证，折腾了一年。在港期间，曾宪梓帮哥哥采购领带，寄往泰　国的哥哥处销售。为采购领带，曾氏跑了多家领带厂，跟厂方关系不错。　耳濡目染，曾氏无意间熟悉了须带制作的整个过程。大概是老天的有意安　排，曾氏与领带结下不解之缘。　　　　　　来到泰国，曾宪梓与母亲住在哥哥家，哥哥迫不及待拉弟弟去向叔父　讨个公道。曾宪梓是一介书生，拉不下这个面子。他不久了解到，叔父并　不算“鲸吞”他家的遗产。日治期间，曾家几乎一贫如洗，叔父差不多是　白手起家，惨淡经营20余载，才有今天的规模。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曾宪　梓不想得到父亲的荫庇，作为后代，应像父辈那样艰苦创业。　　　　　　曾宪梓无意与叔父争夺遗产，他把精力投入到领带制作上，做出的领　带，交哥哥的店零售。1966年，其妻黄丽群带三个儿子来泰国。曾宪梓为　未来的生计发愁，加上泰国气候炎热，他又不懂泰语与潮州话　（旅泰华侨　多为潮汕人），便萌生出回港发展的念头。　　　　　　1968年，曾宪梓带母亲、妻子、儿子回香港。曾宪梓回忆道，由于他　主动放弃继承遗产，“叔父对我很好，在我返港前，他有心照顾我，拿一幅　英国绒布给我做领带，让我赚一点盘缠，我给他做了60打，共收款约900元　港币。不过，他却给我　　　　　　1万港元，但我的性格是无功不受禄，坚持只收取900港元，余下的全　都还给他。”　　　　　　　　　　　　　　　　　　　　　　　　　　　　　　　　　　　　　含辛茹苦　　　　　　曾氏一家到达香港，寄居在阿姑家里。阿姑待他一家很好，但寄人篱　下总不是滋味，尤其在香港这商业社会。不日，收到叔父汇给他的1万港元，　声明不是做领带的额外报酬，而是给他一家的养家费。曾氏一家正为生计　忧愁，曾宪梓也只有收下，回信给叔父，表示一定发愤努力，以报叔父的　大恩大德。　　　　　　这1万港元，2000港元给阿姑过春节，2000港元在油麻地平安大厦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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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面积600平方英尺（约60平方术）的住宅单位，剩下的6000港元，用来　购买做须带的工具及用料。今日，参观了金利来现代化工厂的人们，谁会　相信最初的本金仅6000港元，所谓工厂就在他家租匣的小客厅呢？　　　　　　他们开的是真正的夫妻档。曾宪梓裁剪，黄丽群缝边，工具仅一台缝　纫机、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一只熨斗。每大都要干到深夜一两点钟。　　　　　　他们赶出第一批领带，就去尖沙咀，沿街向洋服店和衣档小摊兜售。　以后，推销由曾氏一人包揽，日晒雨淋，风雨无阻。他一天必须卖出5打以　上，才能获取50港元的纯利，每月1500港元，才能养家糊口和积攒少许日　后办厂的钱。　　　　　　曾宪梓回首往事，感叹唏嘘：“所谓万事开头难，我要逐一游说洋服店　老板让我的产品寄卖，可能我的衣着褴褛吧，一位洋服店老板竟然下逐客　令，我的眼泪不自禁地便流下来。但回家检讨后，觉得自己可能也有不是　的地方，翌日便穿着整齐的衣服到店里向那老板赔罪，并请他喝茶，他竟　然被我的诚意打动，接纳我的领带寄卖，后来更成为我的好朋友。”　　　　　　　“世界名牌是我师”。曾宪梓虽然一天到晚忙得四脚朝天，总要挤时间　去逛商场，看看那些舶来品的款式面料的变化。曾氏想，泰国产的泰丝若　做领带，一定能出奇制胜，得到顾客的青睐。于是设计款式，请叔父在泰　国的相关厂家代他印制。叔父帮他多次，投放资金约折3万港币。　　　　　　叔父来信，说我在金钱上帮助你，只能到此为止，你要自己想办法，　比如向银行贷款或在民间筹措资金，如抱太多的依赖心理，就不是你自己　做生意。曾宪梓接信甚为尴尬，觉得叔父有点“绝情”，转念一想，又觉得　叔父的话有道理，如老话说：“千岁的老豆（父亲）保不得百岁的仔。”何　况是亲戚？　　　　　　曾宪梓发愤努力，终于成功地把领带打进百货公司寄卖。看到自己小　作坊制的须带，与进口的国际名牌陈列一起，他喜泪盈眶。　　　　　　一年半后，曾氏赚回3万港元，即乘机飞赴泰国，把钱还予叔父。叔父　初时坚持不收，但拗不过倔强的侄儿，还是收下。叔父感慨道：“我今生未　见像你这样重义轻财的人！”　　　　　　1970年，曾氏夫妇创办金利来（远东）有限公司，员工已增至100多人，　成为香港的领带大厂之一。曾氏谈他商标牌号的来由：“当初我给金利来取　名金狮，但一位喜欢赌博的朋友却说金狮谐音　‘梗（定）输’，赌仔一定不　会买，我于是把它改名金利来。金利来在每年的圣诞节、春节、父亲节最　畅销，春节尤佳，因为用来送礼意头好，当售货员问要不要金利来时，赌　仔想不买也难。”　　　　　　　　　　　　　　　　　　　　　　　　　　　　　　　　　　　　　北望神州　　　　　　金利来第一次在港产生知名度，是1971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来港表演。　香港人热衷足球，这一年中国展开“乒乓球外交”，以“球为媒”改善长期　敌对的中美关系。乒乓球热波及香港，无线电视营业部经理陈庆祥来拉广　告。曾宪梓很想为金利来扬名，可一时拿不出3万港元的广告费及制作费。　那时的3万港元，足够买下一个郊区的小型住宅单位。陈庆祥看好金利来的　经营，答应可分期付款，于是金利来借助“乒乓”在电视上亮相。　　　　　　金利来小有名气，营业额稳步上升。1972年，金利来搬至荃湾工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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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1973年，股市崩溃，市景萧条，购买力下降。令人奇怪的是，金利来　在领带家族中一枝独秀，销路最佳——原因是人们买不起极昂的名牌，转　买适合大众消费水平的金利来。　　　　　　曾氏借势在百货公司设专柜寄卖，利润与百货公司三七开。金利来虽　得小头，但知名度又上台阶。　　　　　　金利来的定位是大众消费者。香港是富人的天堂，但占人口大多数的，　还是普通工薪阶层及小业主。这一档次的市场，一直为香港的领带占领，　金利来后来者居上，成为香港名气最大、销路最畅的同类产品。　　　　　　金利来另一大销售市场在东南亚，那里的消费水准较香港低，高级职　员也乐意接受金利来。　　　　　　真正使金利来“金利来”的，是内地改革开放，消费水平提高。从80　年代中期起，金利来大举进军内地，在大城市百货商场设专柜，并进行广　告轰炸。金利来的售价，使众多的内地人可望不可及。曾氏很清楚这点，　内地能买得起金利来者，所占比例很少，但因为内地人口众多，那么绝对　数不会少。　　　　　　事实证实了曾氏的判断，进入90年代，金利来在内地的销量已增至总　销量的5成，香港则占2成多，而内地的销量增长率，比任何地区的都高。　金利来在内地城市百货商场设有200多家专柜，一年广告费高达2000多万　元，有34间电视台为金利来做广告。　　　　　　金利来做工精细，用料讲究，款式繁多。论品质，并不逊于国际名牌，　但在荟萃了全世界高档时装饰品的香港，还不认其为名牌。　　　　　　一样商品要成为名牌，通常有两个途径：一是以小本经营开始，慢慢　闯出名声；二是大投入，高起点，集束广告轰炸，炸出名声。　　　　　　曾氏几乎是赤手空拳来港起家，只能走第一条路，但资本雄厚时，也　借助第二种途径的办法，大肆做广告宣传。曾氏这步内地棋算走对了，一　则当时无一家境外领带占据内地市场；二则内地传媒广告收费较低，有利　于曾氏大张旗鼓宣传。　　　　　　金利来在内地早已成为公认的名牌。这还得助于不少内地人比较寡闻，　认定金利来是国际第一号名牌。在香港及欧美，金利来要同国际名牌平分　秋色，任重而道远，但曾氏充满自信。　　　　　　今日金利来集团，在港拥有12间厂，工人700名，年产领带200万条。　　　　　　从80年代未起，金利来突破领带单一产品的经营范围，将产品扩大至　　“男人的世界”，产品包括T恤衫、运动服、西服、皮带、皮具、袜带，等　等。　　　　　　1987年，曾氏承包梅州市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