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七十年-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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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我国历史上第二次社会大转型（从中世纪的东方农业社会的型态，转向现代西方工商业的社会型态），实始于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之签订。但是你可知道〈南京条约〉签订后的六年，一八四八年，欧洲又出了个〈共产党宣言〉（The　unist　Manifesto）？
〈共产党宣言〉意味着什么呢？〈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是「欧洲中心主义」分裂的开始。远在文艺复兴的初年（一三〇〇以后）和宗教改革的高潮（一五二〇），欧洲的文化与思想，区域性已十分显著。在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中心主义开始分裂时，多少也是按老区域划线的。
不幸的是当欧洲文明日趋分裂之时，也正是我们中国西化运动逐渐加深之日。结果呢，就在我们决定搞全盘西化之时（一九一九的五四运动），也正是他们彻底分裂之日（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
试问我们搞「全盘西化」的启蒙大师们（胡适和陈独秀都是），现在「西化」一分为二，你们也只能搞「半盘西化」了，你搞哪一半呢？
胡适选择了杜威。
陈独秀选择了列宁。
两位老友分道扬镳，《新青年》也就变质了，「启蒙后」中国也就一分为二，「一国两制」了。——一国两制是从一洲两制开始的。
所以「一国两制」不是邓小平发明的呢！它是胡、陈二公根据「一洲两制」首先搞起的。只是胡、陈的模式是个你死我活的模式：「既生瑜、何生亮」的模式。邓公的模式则是个和平共存，「你死我做和尚」的模式罢了。
朋友，不是瞎说吧！七十年来的中国悲喜剧，便是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在中国斗争的结果。一九四九年列宁把杜威打败了。这项胜利的代价，据中国之友的史诺先生所作的最低估计是人头六千万颗啊！其后三十年发生在大陆上各项政治运动，还不是解放前「一国两制」斗争的延续？只是到一九七八年中共「三中全会」之后，邓公才把这桩「扭转了的历史，再扭转回来」。
胡适之和陈独秀搞一国两制，一分为二，分了七十年。如今在邓氏指导之下地下相逢，又可以合二为一，再办其启蒙后的《新青年》了。
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近十五年来，海峡两岸社会转型的速度是惊人的啊！按我们在海外所能读到的数据，十五年前从零开始，大陆上的私营企业中，个体户今已增至一千四百万单位；集体户亦有六百万之多。其他如外贸的发展和总生产的累积，人均收入的提高，都是史无前例的。
笔者在资本主义国家教授资本主义历史，前后凡四十年，如今翻翻陈旧的教科书，对比一下手头崭新的数据，我还没有发现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有过像今日大陆上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呢！我应该告诉我的学生们，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呢？按社会科学的定义，它应该是后者。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远景来看，则二者都无不可。
但是如此发展下去，中国就不姓「社」了吗？非也。君不见美国在十九世纪末季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搞了一段很短的金权政治之后，一进入本世纪，它的资本主义就开始修正了？二次大战后，美国已吸收了社会主义国家许多主要的优良制度，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福利国家。美国将来的问题是在社会道德之崩溃，和法律制度之瓶颈。它自动调节的经济制度，无膏肓之疾也。
所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发展，大陆经济如不节外生枝，则问题不大，而且顺利发展，必能合二为一，融社资于一制；拉平沿海与宝岛的差距，而引导两岸的政治合流。
台湾今日「金权政治」的发展，原是一百年前美国「镀金」的模式。等到黄金不能左右选票时，它就会烟消云散。
因此今日海峡两岸的前途多半仍决定在大陆。大陆如经济与政治平衡发展，则一百五十年来的「转型运动」，很快就会合二为一，进入「最后阶段」。制度出现「定型」，则百年盛世，东风压倒西风，也是预料中事，不算是什么奇迹了。
不过，将来社会的定型，今日在地平线上虽已颇见端倪，但是历史发展毕竟因素繁多，中途转向，再兜几十年的圈子，也不算意外。只是当前两岸掌舵者能多一分远见，少一分私心，则最后十里应该不难渡过。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翻车多在家门前，究不应掉以轻心罢了。
「启蒙后」的显学
本篇之作的原始动机，是为吾友欧阳哲生教授的大著《胡适思想研究》，写篇序文。如今下笔万言，未提欧阳一宇，岂非离题千里哉？笔者之所以如此做者，正是看中吾之小友这篇论文的重要性，所以才不愿草率下笔，敷衍了事。
我个人觉得，胡适思想研究，今日在海峡两岸既已逐渐解禁，按照压力愈大、弹力愈大的力学通则，它今后必成显学无疑！杜甫大师说得好：「汝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适是中国文化史上照耀古今的巨星，岂是暗探特务所能禁绝得了的。
但是「胡适研究」这门显学，在下世纪的发展，又有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记得往年胡公与在下共读海峡两岸之反胡文学时（那时在大陆上叫做「反动学术」；台湾叫做「毒素思想」），胡氏未写过只字反驳，但是也未放过一字不看。他看后篇篇都有意见。只是当时没有袖珍录音机，我没有把话录下就是了。大体说来，他对那比较有深度的文章的概括批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胡适是位很全面的通人兼专家。他的专家的火候往往为各专业的专家所不能及。所以各行专家如只从本行专业的角度来批胡，那往往就是以管窥豹、见其一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就为通人所笑，认为不值一驳了。
最糟的还是胡适死后，他的遗嘱执行人年老怕事，任人乱挑学术大梁、妄下雌黄，不特使佛面蒙尘，也把个活生生的博士班导师，糟蹋成「春香闹学」里的学究，实太可惜。
这些都是文化史上的不幸，今后不会再发生了。可是新兴的胡学又将何择何从？
有一次在他公寓里，我记得胡氏兴致甚好，向我大谈民国政治。他表示对「民初国会」之失败深为惋惜。因为那些议员「都是了不起的人才」。他又对国民党没听他话去「一分为二」，表示遗憾。否则中国当时不就有两党制了吗？
听后，我嬉皮笑脸的反驳他说：「胡老师呀！您提倡的抽象学理，无一不对；您所作的具体建议，则无一不错。」
胡公闻言颇为光火，大骂我「胡说、胡说」。但他还是留我晚餐，餐后还和我这位学生清客聊到半夜。
我当时所说的虽是冒犯座师的一句戏言，但是四十年后反刍之，则觉学生之言，未始没有三分哲理。盖「抽象学理」每多出于智慧，可于参禅打坐中求之；而「具体建议」若无长期「实验」安知疗效。这原是「实验主义」之精义嘛！
至若「多谈问题，少谈主义」之实验主义的抽象学理，岂非「黑猫白猫」哉？微黑猫白猫，焉有今日一千四百万之个体户？
余访大陆城乡，闻工农传语，今日之「万元户」只算「贫农」；小康者以十万元起码也。今岁春节，举国爆竹喧天、锣鼓动地，恭禧发财，万众欢腾，真是黑猫白猫不出，如苍生何？但是黑猫宗，实胡学之正宗也。邓子之徒或有异言曰：吾党「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也，与胡适何有？曰：无伤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不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两者究有什么区别？申韩法家岂非儒生荀卿之徒？儒法既是一家；国共又何分轩轾。分久必合，此其时矣。
以上所说的实是石破天惊的胡学回潮的大事，然究系有质无名。可是有实有名的胡适研究亦已在大陆每一地区崭露头角，而这一新阵容竟以青少年为主。盖大陆上老一辈的胡学家已所余无几，而五四以后出生的中生代知识分子，则成长于一个「大陆不知胡适，台湾不知鲁迅」的沙漠时代。他们虽经恶补，亦难知三昧。盖胡周二人在此时期都被曲解。去其脸谱，重识真面目，至不易也。可是出生于胡适死后（一九六二）的这个新生代的中国知青，就不同了。他们有自由意志、安定环境和求知的欲望和训练。他们如今阵容之大，排山倒海而来的声势之猛，真使老辈瞠目结舌。一个新的中国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山雨欲来。一种很快就要向西方倒流的东方新文化，正在起步。此非笔者哗众取宠；实是在大洋三岸兜了几十转的实际心得！试看大陆上的社会科学院一处即有研究人员六千人。生活虽苦，个个都在孜孜不倦，埋头钻研。统治者如停止文字狱，对学术自由不加干扰（现在差不多已是如此），让他们各自成家，那还得了！我辈偷生海隅，老大徒伤悲的陈腐高知，面对此一阵容，真有滴水被卷入钱塘巨浪之感。——这也是我对我的小友欧阳哲生博士特别看重的道理之一。
吾友欧阳哲生博士
欧阳还是一位年未而立的青年，但是他这本优秀的博士论文已使他超迁而升任至少三十七岁始能担任的副教授。前年在两岸胡学论文竞赛中，竟然在胡学老巢的台北也压倒群雄，高挂榜首。我们算是有缘，在海外一次胡适思想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读其文、执其手、观其人、听其言；一表青年俨然又是一位小胡适。
哲生要我替他行将出版的博士论文写篇序。我虽是个无事忙，也自觉不能不从命。哲生是他们这一代（胡适逝世后才出生的这一代），以自由意志而研究胡适，我所认识的第一人。他这本书也是他们这一代扎扎实实的第一本书。作者今后至少还有六十年的著作时间。十本八本更有分量的专著会接踵而来。在他背后，我也知道更会有几百几千和他类似的青年学者，相率出现。在他们推动之下，胡适学将有一番光辉灿烂的新天地。对他这本处女作作锦上添花的推崇或吹毛求疵的批评，都是不必要的。重要是他这第一本书，在这个启蒙后胡适学中所占的位置。因而我不想写一篇无关痛痒的序文。我想趁此机缘来谈谈我们这一辈对胡适的看法——胡适的出现是有个什么样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在这一时代和文化的背景之中，他又起了些什么作用，把中国文明又推向另一个新时代。
胡适是个很全面的人。各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他，他是「横看成岭侧成峰」的。我只是提出我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尤其希望青年的这一代的朋友们能对拙见有所匡正，那就是抛砖引玉了。


*　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日脱稿于北美洲
此文原为欧阳哲生著《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
（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之「代序」


九、胡适的大方向和小框框

任何思想家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的出现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背景的。胡适当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要研究胡适，首先就是检讨他在「中国」（空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间）长河里的位置；然后才能讨论他在这段历史河流中所发生的作用。
李鸿章的惊叹，汤恩比的茫然
李鸿章以前曾说过，他所处的那段清末的时代，是中国「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为什么现代中国之「变局」为「二千年来所未有」呢？我们试为李言作注，大致可以这样说：我国自秦汉而后，二千余年的历史之中，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方式，乃至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标准的釐定，一脉相承，实在没有太大的变动。可是这个一成不变的国家组织和社会型态，相沿至满清末季，忽然大「变」特「变」起来。这一「变局」，震撼了首当其冲的国家决策人李鸿章，所以他才认识到此一「变局」为中国二千年来所未有。至于这一「变局」之发生，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这一点不但我们的李中堂不懂，连那位被学界恭维为史学泰斗的汤恩比大师，也为之茫然。
汤恩比说，中国文明自秦汉以后就「僵化」了，停滞不前了，没进步了。为什么停滞不前？汤氏就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胡说一通了。至于李鸿章，他一不通马克思主义，二不懂现代社会科学，说不出所以然来，就更为傻眼了。
中国历史上两大「转型期」
再追根问一句，清末这个「变局」，究竟是个什么性质呢？说穿了，这个「变」原是一种社会「转型」的变动，而这个「转型」之变，在中国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上，只发生过两次——一次发生在古代的公元前二、三世纪，另一次便发生在李鸿章和我们所生活的现代了。
发生在我国古代的社会转型期，实始于东周之末，而终于秦皇汉武之世。一「转」数百年，才又产生出另一「定型」来。一「定」两千年，直至清末，才又开始作第二次的「转型」。李中堂不明此道，才为之惊叹不置。
要知道第二次是如何的「转」法，我们得先看看第一次是怎样变动的。
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转变了些什么呢？长话短说，主要的有下列三项：
一曰废封建、立郡县也。「封建制」是初民「部落主义」的滥觞。「郡县制」则是更高一级的，中央集权的大帝国中的文官制度——清代中叶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施行「改土归流」的政策，便是这一转型的零星的延续。清末大臣且有主张把属国朝鲜「郡县化」，事实上也属于这一类。今日北京的人民政府，对西藏内蒙的政策，也是变相的「废封建、立郡县」。
由封建到郡县的「转型」原是人类政治管理上的一大进步。
二曰废井田、开阡陌。井田是土地公有制或国有制。「开阡陌」则是开放国有土地，任民买卖。化土地公有为私有。此一演变早见于东周之初。至秦孝公时，始为商鞅所落实。商君之后，一沿两千年，至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始为毛君土改所逆转。王莽当年亦尝试行类似的逆转土改。土改未成却把自己的脑袋搞掉。
土地公有和土地私有，孰优孰劣？大家去见仁见智吧！
三曰由百家争鸣，转变为独崇一术。秦始皇所独崇的是法家；汉武帝所独崇的即是儒家。哲学不同，独祟则一也。至于处士横议、百家争鸣，和罢黜百家、独崇一术之间的是非优劣，吾不愿主观地评论之。此地只说明这个「转型」的事实罢了。
我国古代的国家和社会就为这三椿小事而「转型」。一转数百年，死人千万，才转出个大一统帝国制度，这个中国特有的「定型」来。此一固定的型态一延两千年未变。到清末才再度转型，面对此二千年所未有之变局，李鸿章就为之张目结舌了。
第二次「转型」要转出些什么来？
我国古代的第一次「转型期」，大致延长了三百年，才转出一个农业大帝国的「定型」来。根据这个定型，我们再作第二次「转型」，又能转出个什么样的「定型」来呢？将来的「定型」大致也不会超出三项主要原则。这三项应该是：
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邓小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