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三卷－挥师决战-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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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名代表点头哈腰地表示回去一定向陈长捷如实报告。
　　陈长捷听了四名代表的报告，见刘亚楼已发了“最后通碟”，又急忙给北平打电话，请示怎么办。李世杰还是那句话：“坚决守住，就有办法。”于是，陈长捷在最后仍决心“哪怕战到房无完瓦，地无净土，也要死守天津，以对得起傅总司令”；并向守军官兵发布了谁临阵脱逃，其直接上司就可当即枪毙的骇人听闻的六条军律；同时又进一步加紧了天津的防御准备。
　　1　月12日，毛泽东同意命令傅方代表限平津守军先头部队至迟须于13日12时以前开出。并指示林、罗、聂向傅方代表指出，我方怀疑傅方借谈判拖延时间，故天津方面必须依照指定时间开出城外，并不得对公私财产、军用物品及公文卷有任何破坏损毁，否则必须全体缴械，并惩办其负责人。军队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
　　1　月11日，傅作义又通过崔载之给李炳泉电，向平津前线传达信息：“此间由邓宝珊率必要人员前往，与林聂二先生商谈平、津、塘、绥和平解决及整个技术问题。”并提出：“为决定后实施便利，最好林聂二先生移近北平，以免往返费时。”
　　1　月12日3　时，毛泽东得知傅作义将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谈判的消息后，即致电林彪、聂荣臻，对谈判方针作出指示，要他们在谈判中应向傅方代表邓宝珊指出，解放军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傅方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惜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如有诚意，应今天津守军于13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至于北平守军可推迟数日离城，但亦不能拖延太久。
　　这时，傅作义对平津前线司令部提出的天津守军应于1　月13日12时开出城外，听候处理的要求，仍不能作出明确回答。傅作义的参谋长李世杰向天津发出的指示，其内容依然是“坚持守下去，就有办法”。
　　1　月13日12时，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天津敌未遵令向外开出，本日此刻止，亦无新的消息。由此看来争取和平解决避免破坏的可能似乎不多。本晚24时止，如仍无争取此种可能的征候，则明日开始攻天津。
　　中央军委认为傅作义有意拖延，遂一方面通过多种渠道做傅作义的工作，一面下令攻击天津。这时，北平各界民主人士纷纷向傅作义进言走和平道路。
　　傅作义的老师刘厚同曾多次向傅陈说南下西去均不可为，劝其倡和平、顺民意，效仿“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故事，及早脱离蒋介石，“万不可把文化古都毁在你手里”。
　　徐悲鸿等文化人士则向傅进言：战则败，和则安，北平两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系于将军一身，“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对此义举，我们一定要大书特书”。
　　同时，蒋介石发现傅作义与我谈判的行动，先后派亲信到北平进行阻挠，拉拢傅南逃，又指令特务抓捕共产党地下党领导人，以示恫吓。
　　冬夜是漫长的，但终会有天明的时候，被泥雪堵阻的车轮就要转动。
　　1949年1　月14日到了，何去何从，傅作义必须迅速作出抉择。这天上午，他把邓宝珊、周北峰请到居仁堂，让他们立即启程到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周北峰焦急地说：“总司令，今天就是14号了，上次在蓟县八里庄‘会谈纪要’上所说的时限就是今天，我们该答复了。”
　　傅作义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去吧！就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再商量一下。”
　　1　月14日，傅方和谈代表再次出城。此行代表团由邓宝珊、周北峰、可成及邓的一名随从，共四人组成。邓乃华北“剿总”副司令长官兼陕绥边区总司令，是傅作义特地派飞机从包头接来北平，出任和谈代表的。
　　在关键时刻，傅作义请出邓宝珊做和谈代表，主要是因为邓宝珊与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多年来有频繁交往。虽在抗战时期，邓宝珊就三次途经延安，每次都受到毛泽东、周思来、朱德、贺龙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曾几次与邓长谈，彼此关系很好。
　　就在邓宝珊前往通县平津前线总指挥部谈判地时，刘亚楼指挥所属部队发动天津战役。
　　原计划规定1　月13日实施总攻，但由于这天是农历12月15日，海潮大，护城河水位高，所以将总攻时间推迟至1　月14日。尽管有攻下天津的绝对把握，但国民党军人数毕竟有厂万之众，比济南守敌多三倍。因此，平津前线司令部要求攻打天津的部队，在作战指导上，要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在突破时，要“采取多面攻击、多点突破，但应保持主要一点”，在纵深战斗中，击弱留强，先吃肉后啃骨头，大胆穿插，连续攻击，求得迅速打通东西走廊，将市区南北分割，在突破和纵深战斗中，都要预有反击的准备和组织，巩固已占阵地。
　　1　月13日晚，寒风吹打着路旁田野里凋落的枯叶，哗啦哗啦乱响。大地也跟着响起部队进行的脚步声。各部队都向预定的攻发阵地开进。
　　1　月14日拂晓，各就各位。每个炮口，每一挺机枪，每一支冲锋枪和步枪都在等待着总攻开始的时刻。
　　上午10时，刘亚楼拿起电话筒，下达命令：“总攻开始！”
　　随着刘亚楼激奋而洪亮的命令声，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那莹绿的光团划出三条美丽的弧线挂在天空，尔后悠悠飘落，消失。刹那间，500　多门大炮一齐轰鸣，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声，像疾风暴雨一样倾泻在城墙上下、碉堡群中，卷起滚滚烟尘。天津城淹没在硝烟火海之中。
　　炮火之后，各主力部队一齐向天津城垣发起猛攻，在10个攻城地段上展开攻击，突破口的战斗异常激烈、残酷。
　　至13时30分，解放军在东、西、南10个攻城地段，有9　个突破成功，只有第8　纵队第22师尚未突破正面城垣。林彪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眼睛盯着地图上的天津东郊，手里紧紧捏着电话听筒。他在等待第22师的消息。
　　正在这时，刘亚楼打来电话：“敌军顽固坚守，22师伤亡”
　　林彪不客气地打断对方：“告诉黄永胜，要集中主要一点，要不惜代价打开突破口，拿下天津城！”
　　在砖瓦窑指挥所里，第8　纵队司令员黄永胜急促踱步，偶尔停步举起望远镜向第22师方向望望，仍然没有消息。他果断地命令道：“让22师退下来，从民权门突破进入，尔后向南攻占铁路宿舍！”
　　打开突破口的战斗是惊心动魄的，也是惨烈的。
　　摧毁“模范工事”的碉堡群——爆破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强渡护城河，突破强大的城墙——巩固扩大突破口
　　这中间的距离只有几百米甚至几十米，可是在这段距离上的每寸土地都洒满了解放军官兵的鲜血，铭刻着英雄们的功勋！
　　九个攻城地段的突破口是用智勇打开的，冲锋道路是用生命铺就的，红旗是用鲜血染红的。
　　91．毛泽东发表声明令傅作义坐卧不安
　　邓宝珊一行先来到通县的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大约一个小时后到达通县以西五里地的五里桥村。这里距离解放军平津前线总部所在地宋庄只有五里路。汽车开进一座宽敞的大院，邓宝珊、周北峰下了车，看见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位将军已经站在大门外迎候。车内的傅方代表赶紧下车与对方握手。
　　林彪说：“欢迎，欢迎！邓将军你们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屋里休息吧！”
　　大家握手问候完毕，林彪等表示休息一夜再说，而周北峰却恳求说：“不累，不累，我们还是现在就谈吧。”周北峰深知此时时间对傅方意味着什么，一分一秒也不能耽误。
　　于是，双方立即开始了会谈。
　　聂荣臻十分严肃地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1　月14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我们曾通过北平城里的同志向贵方作过多次催问，这一点你是知道的，但你们迟迟不作答复。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经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周北峰这才发现上次在八里庄参加谈判的刘亚楼参谋长没有在场，大概是去指挥进攻天津的作战了。他好像受到沉重的一击，立即意识到现在在谈判中能讨价还价的时间和资本几乎没有了，他没有说话，而是转脸看着邓宝珊。
　　邓宝珊也有些怅然，没想到一见面中共方面就给来了一个下马威。他虽然知道这责任在于傅作义犹豫不决，解放军只好先在天津动手，但不相信解放军能在短时间内拿下天津。他对聂荣臻说：“我们出来，傅先生已下了决心，天津就别打了。”
　　聂荣臻说：“你我都是军人，你也知道，仗一打响就不好收拾了。”
　　一阵沉默。
　　邓宝珊对周北峰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总司令，请他作指示。
　　接着，1　月17日，解放塘沽，国民党塘沽守军5　万余人从海上逃跑。
　　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解放后，百万解放军云集北平周围。北平傅作义20余万守军已成囊中之物。
　　就在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总攻的这一天即1　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声明明确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要不了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八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伍）没收官僚资本八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泽东指出，这八项条件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公意，只有在此条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中的人们愿意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虚伪的反动的和平，那末，他们就应当放弃其反动的条件，承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个条件，以为双方从事和平谈判的基础。否则，就证明他们的所谓和平，不过是一个骗局。
　　毛泽东在声明中向人民解放军指挥员、战斗员发出号令：在南京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接受并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前，你们丝毫也不应当松懈你们的战斗努力。声明最后强调指出：“对于任何敢于反抗的反动派，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之。”
　　天津的告急，毛泽东的声明，使北平城的傅作义坐卧不安，他和蒋介石一样面临着万分痛苦的选择。
　　1　月15日上午，天津大战中国共双方军队高级将领在战场上的最后一次正式和谈开始了。
　　这次会谈持续了一整天，直到深夜才结束。双方代表商谈的主要内容是：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地点、改编方案、补给、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军政机构移交和接管办法，等等。商谈范围只限北平一地，绥远问题不列人此次会议议程。
　　中共方面出于保护北平古城的考虑，在商谈一些具体问题上作了较大的让步，对于傅方提出的要求和方案都尽量给予满足和采纳。
　　这次商谈，是在边打边谈中进行的。战场上的进程和态势，直接影响着傅方谈判代表的心态。邓宝珊原以为“固若金汤”的天津起码也能坚持个把月时间，可以捞取一些资本，没想到解放军仅用四个小时就攻占了天津全城，俘虏了陈长捷。当他和周北峰得知天津失守的消息后，极为震惊，深感北平更孤立了，只有迅速促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才是上策。
　　解放军攻克天津成了一副催化剂，而陈长捷的“现身说法”，则对促进和谈也有着一种奇特的作用。
　　1　月16日拂晓，刚当俘虏不久的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解放军战士的押送下，乘车来到通县五里桥。在张宅一间大屋里，他见到了邓宝珊和周北峰。这是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一次精心安排，目的在于让傅方代表尽快签署和平协议。对于邓、周来说，这真是富于戏剧性的一幕！
　　一见面，陈长捷就指着邓、周大声吼道：“你们这些家伙，躲在这里，以和谈为名吃饱了饭磨牙玩，就是不签字！让我陈某人和13万弟兄们当牺牲品，作为你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呸！我们完了，看你们还找谁垫背！”
　　陈长捷的到来，使邓、周感到很意外。面对陈的怒斥，俩人感到很委屈，有口难辨，难道他们就不想快点签字吗？
　　陈长捷待情绪稳定了下来，开始缓慢地讲起了自己的真实感想。他说：“现在大局已定，为蒋介石的不义战争作垂死挣扎，不赶快觉悟，不起义反正，即便逃到天边也是死路一条。天津的事实就是这样。”
　　“人家共军的战略战术，实在高明，变化莫测。毛泽东指挥战争正确适当，达到了使国军完全听从他的调遣共党的情报工作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使他们对天津城防的设计、运用和兵团部署都了如指掌，得以恰当选定主攻方向，一举打破城防体系。相反，我们的情报工作却一团糟守军的士气普遍低落，不愿再战，而共军官兵英勇顽强，很有战斗力。天津城防阵地的暗堡和一些支撑点工事不是被他们的炮火所摧毁，就是三五成群的战士摸爬到眼前，一组继一组，一人继一人，用炸药包、爆破筒、手榴弹进行爆破，有的还与碉堡一起炸毁，真是不怕死。如果我们的官兵也有这种精神，也许还能坚持。
　　讲到这里，陈长捷抵下头，陷入沉思。
　　当天，毛泽东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名义起草了致傅作义的函，向其指明两条出路：（1　）自动放下武器，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2　）离城改编。部队离开北平，开人指定地点，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在起草这份函文时使用了一些激烈的言词，目的是让傅作义醒悟，让傅作义及其所属认清出路，而最终实现和平解放北平、保全古都的愿望。函文警告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将实行攻城。城破之日，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处，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毛泽东称这份文件为“通碟”。
　　当天，毛泽东收到了林罗转来傅作义于14日16时、15日15时发给邓宝珊的电报，以及林罗向中央军委报告攻克天津的电报。
　　傅作义在14日16时的电报中提出：部队出城后，开驻地区距离较近为宜；部队开出后，确定对方开始补给时间，未开始前仍由我方继续补给；部队出城后对方部队保持一定距离；城内一切由双方派员成立联合机构维持秩序。在15日15时的电报中，傅作义说：吾人求和平之心诚恳、单纯，毫无它意。对方进攻天津几经继续，今更激烈，弟意在此时期再有一人一物之伤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