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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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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现任中共政府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他那时担任高桥区中
共区委会的书记兼该区苏维埃政府的主席。这个细长生财的青年人，原系木匠，是一个党龄
较老的能干游击家，他的态度严肃，说话也很谨慎。他向我叙述了高桥区发展的经过，现有
人口的数字，党员团员人数，自卫军、少先队等等组织的概况。这些事我现在自然已记不清
了。
他特别向我说明，高桥区孤悬在鄂豫皖苏区的南端，要经常向四周打游击。如果这个黄
安独立团离开了这个区域，白军和民团就要乘机来侵袭。高桥区各地都布满了放哨的单位，
敌人进袭时，顷刻之间，他们就会知道，于是区委和区苏维埃的人员，都擎起武器（自然多
数是梭镖），携带文件包，上山去了：以免在山上办公，一面指挥作战，还要指挥男女老幼“跑
反”（意即掩护老百姓向敌人不宜到的地方藏躲）。自卫军则在敌人的四周骚扰并乘机反击。
因此，敌人不敢分兵深入，有时他们能缴获敌人少数枪枝，有时也遭到失败，人畜被掳去，
村庄被烧毁。
李先念所说的，使我对当时苏区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敬佩他的能干，后来他被调任红
四军某团的团政治委员。从此，我们总在一块对敌作战，他也逐渐成为红四军少数领导人之
一。
十一日清晨，王团长率领这一营人护送我们继续北行。徐政治委员则率领其他人员留驻
高桥区，办理该团官兵所需夏服等类的事。我们当天的行程是八十华里，北行二十五里后，
便出了高桥区境，要通过约五十里的“灰白区”，然后才能到达七里坪苏区边境的一个村苏维
埃宿营。在高桥区内，我沿途所见情形，与昨天所见一样，只是再没有人误认我是土豪了。
那些消息灵通的农民，在我轿子旁边走过时，多向我表示亲切的敬意。
将近走出高桥境以前，王团长命令他的队伍改为备战行军。他向我解释甚么叫“灰白区”，
就是在本质上仍然是白区，不过区内人们不积极反对苏区而已，我们与灰白区的关系大体上
是互不侵犯的。黄安县城离高桥区边境不过五十里，董必武就在这个城里生长，他在城里办
过学校，在地方上很有声望。一九二七年武汉政府时期，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农民协会都很
左倾。这个灰白区的一些绅士和知识分子多曾是国民党左派，后来国民党反动了，他们有些
受牵连，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因此，这个区域的人们，对“剿共”十分消极。苏区的人也不
在灰白区打土豪，彼此一向相安无事。
王团长表示他对灰白区的情形相当熟悉，白军驻在黄安城内和交通要道的据点上，民团
虽散布各地，但也很难到偏僻的地方来，平常我们的便衣人员可以在晚上安全通过，白天有
几条枪的队伍，也可以去得。只有黄安通河口①的要道是敌人的交通线，我们横过时，要特
别警戒。
我们进到灰白区后，情况显然不同了。在路上见不到老百姓，更没有人为我们准备茶水。
在田野间照常工作的农民，不敢理会我们。我们停留在村庄做饭的时候，村庄中的妇孺，并
不躲避我们，男子则站得远远的，不敢和我们接近。我们向妇女借用东西，或购买粮食蔬菜，
她们不仅不拒绝，而且态度和善。王团长解释，这里的男子躲开 我们，是怕我们去了后，会
遭到“通匪”的惩罚。
午后，我们的队伍快要横过黄安通河口的大道时，发现大道上有大队敌人正向河口前进，
王团长侦知这是驻在黄安城内白军萧之楚部第四十四师的一旅人，开往河口换防。他征得我
的同意后，开始分散队伍向敌人袭击。我也下了轿子，参加这场战斗。我在苏维埃唯一的一
次坐轿子，至此就结束了。
我们的队伍以排班为单位，分布在一个很广泛的区域内，我和陈昌浩等随着王团长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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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也只有十个战士。我们爬到一个山坡上，观察战况。我看见我们的队伍东一堆西一堆，
这里放一两枪，那里放两三枪，向敌人骚扰。这就是被人们称誉的“麻雀战术”。敌人表现的
很惊慌，不敢向我们反击，他们占领阵地，交换掩护前进，正向一个高山上的寨子集中，我
们的队伍紧紧环绕着敌人的四周活动。敌人用机枪四向扫射，枪声愈来愈热闹，仿佛是一场
大战。
黄昏时，敌军都集中到那个寨子里去了。这个寨子四周的城墙系用大石切成，四个城门
也很牢固。据说这类古老的寨子在附近是很多的，大多是太平天国时代，当地人民建立起来
作为避难之用。这个寨子里面尚留有一些破旧的房屋和水井，白军就利用这里作为据点。
我们的队伍就集结在这个寨子外一处山腰的平地上休息，王团长派出两个小队，分头摸
到寨子的城门附近，放了几枪。于是替人都跑上城墙，向四周放枪投弹，枪声炸弹声彻夜不
休。其实，我们方面并没有一个人受伤；我们的战士有爱惜子弹的良好习惯，不轻易放枪，
这一夜，敌人损失的弹药自然又是不少了。我们的战士纷纷讥笑敌人胆小，这一夜必定不能
安睡。
王团长侦知敌人已将城门紧闭，认为今夜再也没有事了，因此命令读物就地睡觉，连哨
兵也不派，似是不愿他的士兵有不必要的疲劳。他在临睡之前向我说：“请睡吧！现在可以好
好休息一晚。”不久，他真的睡着了，我这个初参加游击战的人，在震耳的枪声中睡不着。我
心中也对阵前睡觉的事，不以为然，便独自起来，环绕这个宿营地巡视一周，所有战士似都
睡着了，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我向寨子走去，敌人的子弹飞过我头上呼呼作响，我没看
见一个哨兵，我在那里慢慢踱着，心里想：让我权充哨兵吧。王团长悄悄走到我的跟前，轻
轻地向我说：“你还不放心吗？敌人缩到寨子里面去了，绝不敢出来，我们屡次这样阵前睡觉，
绝未遇到过以外，而且我们打惯游击的人，说睡着就立即睡着，有甚么风吹草动，马上又醒
过来。”我告诉他要严防万一，如果疏于警戒，总有一天会吃亏的。王团长的神情，似仍不以
我的话为然，但也只得勉强派出一班人来警戒。
拂晓以前，我们的队伍，已准备好继续打游击。敌军也开始走出寨子向河口方面移动，
我们包抄到敌人的右前方去了。当晨曦初露时，我在一个高地上忽然听见成千上万的农民的
呼啸声，震动了四周的山谷。王团长告诉我，这是七里坪区的农民自卫军到了。果然，独立
团第二营的第四连有一个传令兵来报告，他们这个连知道我们在这里作战，马上赶来配合行
动，还带来几千名自卫军，他指给我们看，他们的指挥所就设在前面那座山头上。
这场似真似假的战争是一幅奇观。全副武装的敌军沿着大路，占领高地，踽踽向他们所要到
的目的地移动。由于我们的活动，敌军有时被逼停在高地上，不敢前进；除了放枪以外，不
作任何进攻的尝试。另一方面，星罗棋布的农民队伍，却极其活跃，四面威胁，企图使敌军
陷于混乱，以便乘机夺取武器。
我观察全盘情况，觉得敌军似旨在避免我们的袭击，是消极的逃避。我们的行动却非常
的迅速，到处试探敌军的弱点，是积极的攻击。但我们也有弱点，就是轻视敌军，不注意自
己的隐蔽。我曾向王团长指出，我们如果能注意隐蔽，将更能增加敌人的惊疑和避免可能的
伤亡。但一般战士总以为隐蔽是不够勇敢的表现，而且也没有这种训练。我知道要纠正这种
缺点，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我了解了独立团的作战行动后，就要去看看自卫军。我冒险通过了为敌人机关枪火网所
控制的田阪，到达对山的自卫军的阵地，我在那里会见了七里坪区农民自卫军的团长和独立
第四连连长等指挥干部。那些自卫军是按连分别集结在各丛林里，每连都有不少的红旗，插
在敌军实现所及的地方。队员则拿着梭镖隐伏在树林中。他们时而移动，时而叫喊，也还有
些携带箩筐的农民随着自卫军一同行动，这是准备缴获了东西，迅速挑往苏区之用（自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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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白区打土豪例带箩筐，以便挑走谷子）。自卫军的团长向我解释，他们的任务是协助独立团
威胁敌人，要等到敌人混乱了，才能去参加战斗。
近午，王团长因敌军无懈可击，便将大部分队伍，收缩到敌人较远的后面山头上来了。
我代表中央慰问了自卫军之后，也由前线回来和王团长会晤。我们商定由王团长仍带着他的
队伍监视当前的敌人，以便等到黑夜再行动。我和陈昌浩等则继续北行，这里到七里坪区一
个边境村苏维埃，不足十里路，只须几个兵护送就够了。再过去全部都是苏维埃的辖区，单
身也可行走，不必再有人护送了。至此独立团护送我们的任务，已告结束。
在我们（我、陈昌浩和那位交通）三人离开前线向苏区中心行进途中，陈昌浩觉得仅仅
两天多的时间，看见了不少的新事物：如对敌军的夜袭，高桥区的活动，农民武装向强大的
敌军进行骚扰战等等，这些事，他在上海时，从文件中虽也曾看见一鳞半爪，但究竟不太了
解，现在亲身经历，才有深切的认识。
陈昌浩向我说起，他混在战斗中，听见他们的种种议论，知道他们对于中央十分敬重，
对于我们新来的人非常关切。他转告我他所听到的一些事情。战士们看见我坐轿子，有点觉
得知识分子经不起苦，直至昨天下午我从轿子上跳下来，参加作战的时候，他们又高兴的说：
“主席也下轿和我们一道作战了。”今早我要他们注意隐蔽时，他们多觉得好笑，等到我通过
火线，到自卫军那边，有人在那里说：“这位主席真负责，连自卫军作战都要亲自去看一看！”
王团长还说：“以前上级不了解实况，乱下命令，以致难以执行。现在张主席遇事谨慎和负责，
看来，以后不会再有那类不切实际的命令了！”陈昌浩觉得王团长这种议论，是值得注意的，
也是我们所要肃清的立三路线的残余。
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到达了那个村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是鄂豫皖苏区的边缘。我此后
所要说到的，便是这个苏区的概况。
①：河口在黄安西边四十华里，是黄陂县一重要市镇
第三章 推行新政策
我到达这个苏区中心后，立即考察实况，开始试行政革，这种改革的性质，用中共当时
的术语来说，是反对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实施巩固苏维埃和红军的正确路线。同时，用这
个苏区的术语来说，是反对“游击习气”，亦即反对土匪军阀的倾向。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而且受着许多条件的束缚，不宜完全实现。
四月十二日午后，我和陈昌浩由那位交通引路，向七里坪进发。七里坪苏区是鄂豫皖苏
区的发祥地，位于黄安北部大别山麓。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这里便是中共党员农协干部
和农民自卫军的逃逋薮，也是一九二八年秋收暴动的一个主要地区，成为长江以北的“井冈
山”，它的发展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这个边境村苏维埃到七里坪是五十里，沿途村庄都遭受过破坏；特别是那些寨子祠堂
庙宇等较大的建筑物，大多只剩下断垣破瓦，都是白军进攻时，为了不让游击队利用来作为
据点而特别破坏的。人们往往根据这些遗迹，告诉我们一些英勇战争的往事。当地到处布满
了岗哨。我们每走二三里路程，就会遇着岗哨的盘查，比高桥区的岗哨组织，似乎还要严密
些。这些岗哨都由路旁村庄的少年先锋队担任，他们三五成群，日夜轮流看守岗位，盘查行
人，传达警报。
我们通过岗位时，要出示路条，答复盘问。那位交通往往指着我说：“这位是中央！”指
着陈昌浩说：“这位就是你们小鬼队的总头目！”那些天真的农家孩子，年龄多不满十六岁，
颈上系着一根红布带子，手里拿着木棍，听见“中央”二字时，肃然敬礼。我拉着那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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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着问他们：“甚么是中央？”他们所知的似是最大的官他们的，甚至比总司令还大的就是“中
央”，我故意问：“是不是蒋介石呢？”他们都知道蒋介石是他们所要打到的反动派，而中共
中央才是他们所拥护的。
陈昌浩这个少共中央的负责人，很注意哪些少先队的活动。他很详细的询问那些孩子们
关于少先队的情况。少先队是少共所领导的，按乡、村和个别村庄分大队中队小队编组起来。
每一个村庄至少有一个小队，人数十余人至数十人不等。这个组织专门担负岗哨的责任，在
道路上设明哨，在偏僻的山野间则设暗哨。这项工作几乎花费了各乡村的孩子们的全部时间。
陈昌浩认为苏区的孩子们竟能负担着“警察”“海关”等等繁重任务，真是想不到的事。
他注意考察他们的工作效率，那些孩子们向他夸耀，捉拿间谍，防止走私，传达白军民团进
攻消息等项，是他们常做而又很具成绩的。陈昌浩知道那些孩子，多数失学、不识字，便问
他们如何识别路条的真伪，他们都是记住路条的暗号和印信的特点，稍有可疑，就详加盘问，
因此，很少漏网。他还问他们如何对付携带武器的敌人，他们的答复是随时能获得村中成年
人和自卫军的援助，只要一声喊叫，就有很多人围拢来。
我们走了约一半路程之后，所遭遇的就不是盘问，而是欢迎了。我们所过的村庄，总有
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少先队在列队欢迎。我们检阅这些仪仗队时，乡村中的负责人往往向我们
解释，向村中男女大人，都忙着公私工作去了，剩下的只有在家休息的少先队。这无异告诉
我们苏区的人力十分缺乏。
黄昏时，我们到达了著名的七里坪。这个小市镇上的房屋，多半历经战火的破坏。虽经
苏维埃动员人力先后重建起来，但不能说已复旧观。七里坪区苏维埃政府和中共少共七里坪
区委会等机构都设在这里。好一点的房子都被这些机关占据了，穷苦的农民们都挤住在为数
很少的房屋里。市镇上已没有买卖，气象显得十分萧条。
我们住在中共区委会的办公处。饭后，去苏维埃主席和中共区委书记以下的党政负责人，都
来和我们聊天。我经过这三天行路的锻炼，不再有不惯的的感觉，精神抖擞。我向他们说：
“先将你们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提出来谈谈吧！”那位区苏维埃主席回答：“粮食问题是
最困难的。现在刚整田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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