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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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和叶挺团部的一些中共同志们举行会议和分别谈话。据他们告诉我，独立团从五月　
间进到湘南以后，先后曾经过八次重要战役，虽有相当重大的伤亡，但每次都获得辉煌的战　
果②。该团与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一直在右翼作战，担任着主攻的任务。他们以击败吴佩　
孚而自傲，觉得第四军较之其他各军出力最多，战斗成绩亦最好。在攻城战中所受损失，正　
在力谋补充之中。　

　　　　他们一致称赞中共所领导的湖南工农运动。指出他们在进军途中，沿途都有农民欢迎他　
们，农民组织曾供给他们必要的运愉队，协同他们作战，为他们带路和供给情报等等。所遭　
受的伤亡，很快就得到补充；安源矿工入团参军的就有约四百人，水口山的矿工和各县农民　
也成批的加入；因此，战斗兵的数量有增无减；最难补充的倒是中下级的干部。他们还说到　
第四军的其他各团在湖南也得到工农群众的类似协助。　

　　　　几天后，该独立团在一次武昌城下的肉搏战中，续有重大的伤亡；使叶挺团长大为激动。　
任独立团参谋长的周士第同志赶来汉口，惊惶失色的告诉我，叶团长并未报告师部私自到上　
海去了。他行前曾叹息着说：“独立团伤亡如此重大，似乎无人爱惜；实在无法再干下去了。”　
我当即指出在战争紧张时期，私自离开部队是违犯军纪的；作为一个中共党员，有这种行动，　
也是违犯党纪的。不问这种行动基于甚么理由，都是不许可的。　

　　　　中共党员能否避免承袭一般军队不守纪律的恶习，这件事是第一次的考验。我一面嘱咐　
周士第暂行代理团长职务，一面用种种方法去把叶团长追回来。约一个星期后，叶挺终于回　
来了。我要求他在独立团的中共党员会议上，公开承认违反纪律的错误。叶挺照这样做了。　
接着我在独立团约五十名中共党员的会议上讲话，着重指出军纪党纪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在　
这方面做一切军队的模范；愈是担任重要职务的同志，愈应以身作则。叶挺同志现在赶回来　
了，也承认错误了，一般同志仍应照常信任他，服从他的指挥。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对于当　
时具有中共党籍的军人同志的修养，自是重要的一课，而且中共对独立团的领导也因而加强　
了。　

　　　　我们对于当时北伐军兵源的补充尽了一切力量。独立团的损失固然迅即得到补充，对其　
他各军，两湖的中共组织，亦不断的动员工农群众予以接济。这些表现增加了中共在北伐中　
的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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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日国庆那一天，武昌城终于克服了。守将刘玉春被俘，他的部队全部　
被缴械。这个久攻未下的孤城，因粮食日尽，外援已绝，而革命党人在城内外的种种活动，　
又使敌人失去坚守的信心。当日清晨，敌军一部开城投降，因而没有发生严重的战斗，这个　
辛亥革命的名城，即被收复了。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局面由是形成。　

　　　　我在当天跟着部队进到武昌城内，会见了陈潭秋等中共湖北区委同志以及我在上海时所　
派来做暴动工作的余洒度等那一组人。战后聚首，欢欣逾恒。据他们告诉我，他们被困在城　
内约四十日，做了许多秘密散发传单、粘贴标语布告、传布北伐军胜利等等消息，又曾策动　
军警投降。余洒度等还投过几次炸弹，扰乱人心。守军为内外交逼的革命声势所慑，遑遑无　
主；即对于城内的国共两党人士的破坏行动，也不敢过分镇压。因此，只有少数人被捕且均　
在收复的当天就安然出狱了。同志们多以能在武昌城内为北伐尽了一臂之力而自傲。　

　　　　中共湖北区委会于武昌克复后，仍集中到武昌城内办公。当时，武昌是由第四军卫戍的；　
汉口则由唐生智部驻守。中共与第四军比较接近，觉得他们是老牌的革命军，湖北区委能设　
在他们所卫戍的区城之内，心理上总觉得较为放心。湖北区委办公处设在一条被没收了的遗　
产的弄堂内，街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弄堂中有几所房屋，都是由独立团支配的；区委　
办公处就占用其中最大的一幢，我分配到一所较小的，作为我和随我同来的军事人员办公之　
用。叶挺的家眷就住在我对面的一所房子里，区委属下的几个机关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也都分　
设在弄堂里及其附近。　

　　　　我在改任湖北区委书记以前，大部时间还是从事军事方面的接洽。原任总政治部主任的　
邓演达兼任湖北省政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是总司令武汉行营的主任，在名义上他在武汉　
代行总司令的职权。他于武昌克复后，也从汉口移到武昌办公。湖北省政府、国民党湖北省　
党部、总司令部的总政治部等主要机关也都设在武昌城内。邓演达一时成了最高负责人，也　
是我接触的主要对象。　

　　　　我和邓演达相处，是相当融洽的。我虽在广州即与他相识，但到武汉后，才与他共同处　
理事务。他是农家子出身，在保定军校第八期毕业以后，任过团长职务；并曾到德国考察军　
事。北伐前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时，即任总政治部主任。他是一　
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说话时常带武断的口吻；但也有点心慈面软。他虽以做孙先生的忠实信　
徒而自傲，但又颇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而他所统率的政治部的主要干部，又多系中共党员　
和左倾人物。他与第四军的关系，一向密切，但他对第八军的唐生智则无好感。当时他似乎　
要抑制唐生智，不无集武汉的军政大权于一身的雄心。　

　　　　唐生智的实力相当雄厚，他当时的地位似高出于北伐军其他各部队的首脑。武昌克复以　
后，他的军队事实上未直接卷入战斗，因而能有机会从事扩充。他的部队数量大为增加，而　
且在长沙自办了一间规模颇大的军官分校，来充实军事干部人才。刘佐龙等新投靠的军队也　
都由他指挥。他控制着湖南全省和湖北的大部分；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他兼任；汉口市长是由　
他的部属刘文岛担任；此外，他还能在湖北的各县直接间接搜集些税收。因此，他军队的供　
应和人力的补充都是不虑缺乏的。　

　　　　他颇有与蒋氏竞争的雄心，正在运用他的灵活手腕，在各方面有所布置。他和他的部属　
标榜佛教，以示与广东的三民主义有别。他团结保定系，企图与黄埔系争一日之短长。他与　
汉口的日本领事馆来往甚密，其目的似在经由日本方面获得有利于他的情报。同时，他对俄　
顾问也优礼有加。他的部属虽多系守旧人物，但他对中共又极力表示亲善。他这种四面八方　
拉拢的政策，被人认为是以对付蒋氏为主要目标。　

　　　　他拉拢中共的手腕也是独出心裁的。他的政治部主任刘文岛改任汉口市长以后，即接纳　
由当时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彭泽湘同志去继任这个遗缺。他无条件支持工农运动，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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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中共负责人以及汉口工会领袖，也维持着经常的接触和友善的关系。他还郑重其事的要　
求加入中共为党员，并请陈独秀到武汉来指导他的工作。他对我也是很客气的，甚至表示在　
他因事到前线去的时候，他的部队可由我全权指挥。　

　　　　中共方面，认为唐生智的军队仍是以守旧军人为其主要支柱。他这种友善姿态，都不过　
是拉拢的做作之态。中共中央曾拒绝了他入党的要求，指出这对于他暂不适宜。我也觉得他　
只愿个人与中共友好，并不愿中共的影响达到他的队伍中去。因此，我们觉得无论在那方面　
来说，他都比不上邓演达对革命那样的真诚。　

　　　　在武汉，除了邓演达、唐生智的势力而外，就要算中共的势力了。中共所能控制的军事　
实力，虽然微小，但对各军的政治工作和国民党两湖的省党部等，却具有甚大的潜力。在工　
农和青年群众组织中，更居独占的领导地位。在北伐军各实力派互相竞争之中，中共一时是　
举足轻重的。我这个中共在湖北的发言人，当时所持的政策是为了北伐的彻底胜利，不能加　
深各派的裂痕；只能积极增加工农势力的比重。　

　　　　邓演达对中共与唐生智之间的友善，颇有疑忌之心。他有一次以代表革命正统者自居的　
姿态问我，为甚么彭泽湘没有将第八军的情况报告给他？我向他解释，彭泽湘初去第八军工　
作，一切都很生疏，因而我也没有接到他的报告，我想他决无不尊重总政治部领导的意向。　
我还进而向他说到，中共方面是一切事都要和他商谈取决的；但同时也重视唐生智的友谊，　
不拒绝唐的为善的倾向；我以为这也就是我们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　

　　　　邓演达对我的意见，似颇以为然。而且他后来在处理财政问题上、汉阳兵工厂的人事问　
题上，以及军械的分配上，为了要应付蒋氏在江西前线的需要，本与唐生智要发生龃龉的；　
也似乎因受了我这种态度的影响，大多能以折衷的方法，获得暂时的解决。一般说来，革命　
内部的矛盾，那时还不算十分尖锐。　

　　　　我根据广东的经验，谨慎的处理这些与军事有关的问题。当时，我尚是一个幕后人物，　
未担任任何公开的职务。但一些向革命找门径的人，嗅觉特别灵敏，往往直接找到我这里来。　
我接见过驻扎武汉四周许多亟谋投靠革命的部队的代表们，也阅读过许多有关这类事的文件；　
我都转给邓演达去处理；至多有时提供一些处理的意见，给他参考。那时由德归国的朱德和　
由四川来的刘伯诚同志，都是由我居间介绍，奉着邓演达的正式使命到四川等地去，运动杨　
森、邓锡侯等部队。这些事使邓演达感觉这是尊重他的职权的明证。　

　　　　蒋氏于九月二十二日即到达江西境内，南昌是于十一月七日克复的，在此时期中，他的　
处境相当困难。在革命军进抵武昌城下的时候，李宗仁的第七军即沿江东下；对付孙传芳进　
至黄石港的先头部队，并向九江方面进展。第二第三第六各军全部和第一军的第二师分路向　
南昌逼进，第五军的一部则由广东进驻赣州。程潜（第六军）于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攻占南昌，　
但旋即为孙传芳的优势兵力所压迫，不得不撤退出来。当时蒋氏尚在赴赣途中；任指挥责任　
的程潜曾指摘南昌之得而复失，是由于蒋氏亲率的第一军未能如期接应所致。　

　　　　此后，南昌九江间附近地区的战局由蒋亲自指挥，一时形成拉锯的形势。孙传芳的主力　
集中到了南浔线，蒋氏遇到了劲敌了。他的指挥似也表现得不很得力，各军有些抱着观望态　
度，行动也未能一致；因而在战斗上受到一些挫折。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所率第一军的第一第　
三两师经由福建向浙江前进，进展亦较迟缓，这使蒋氏的声望为之减色。　

　　　　武汉的革命英雄们在讥笑这位不可一世的总司令，唐生智曾以讥笑的口吻表示：总司令　
亲率着这许多大军，竟会败于南昌城下，真是怪事！第四军有些将领们更觉得没有他们铁军　
出马，就不济事！有些人以隔岸观火的态度，等待着看蒋氏闹笑话。少数人则以南昌久攻未　
下，为之焦急。蒋氏本人也表现得有点一筹莫展，他的顾问加仑将军却奔走前线各地，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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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军，以期彼此行动一致。　

　　　　十月中旬，加仑将军为江西战事来到武汉求援。他向我痛陈江西前线的实况；指出症结　
所在是各军行动不能一致。他警告万一孙传芳获胜，湖南广东都要受到威胁，整个北伐甚至　
要因此垮台了。我支持他的这种看法，予以有力的协助。我觉得现在还不是由于内部矛盾与　
蒋分清径渭的时候；如果江西前线受到挫败，是真会影响北伐大局的。当年太平天国的革命，　
也因内部的勾心斗角而致失败，可为殷鉴。　

　　　　由于素著声望的加仑将军在武汉的疏解，获得了各方的诚意协助。第四军开往南浔线的　
侧面，协同原在那里的李宗仁部进行主攻。唐生智的一部也东下应援，武汉是在动员人力物　
力来支援江西的战争。加仑兴高采烈的驰回前线，要求各军务必要严格的一致行动。当时武　
汉方面传说，江西战局的实际指挥，不是甚么总司令，而是客卿的加仑将军。果然，十一月　
二日李宗仁等部在南浔线击溃了孙传芳的主力，四日占领九江，七日占领南昌，孙传芳才遭　
受了第一回合的重大打击。　

　　　　由于蒋氏的受困于南昌城下，便诱发了反对他的浪潮。十月间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　
委员和各省市党部代表的联席会议③，显然是左派势力的抬头。他们造成直接反对张静江的　
昏庸老朽和迎汪回国复职的空气，间接就是打击蒋介石。蒋氏占领南昌九江之后，也就开始　
了他的反击。后来他坚持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暂驻南昌，也就是当时的内部矛盾之故。　

　　　　中共的工作随着北伐军事的胜利而急剧发展起来。中共湖北区委会一向长期处于地下活　
动状态，一切工作都惟谨惟慎，无法施展。如今一朝获得公开活动的机会，便因积习以及人　
手不足，显得手忙脚乱。幸各地的得力党员，陆续荟集到武汉来。如工运方面，有李立三、　
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继我之后派来的人员。军事工作方面则多是广州随军来的，如在总政治　
部任重要工作的有李和林、章柏钧、朱代杰等，实际指挥军队的有叶挺以下的军人同志们，　
以及后来任武汉军官分校主任政治教官的恽代英等。不久，毛泽东也由湖南来到武汉，筹办　
另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其他众多的工作，则多系就地取材。总之，湖北区委会当时正忙着　
充实它的组织，扩大党员数量，训练党员提高工作能力等等。　

　　　　等到武昌克服以后，中共湖北区委会的阵容极一时之盛。彭泽湘虽担任第八军政治部的　
工作，仍兼着湖北区委的书记；陈潭秋主管组织部；林育南主管宣传部；董必武、钱介盘、　
刘伯垂等任国民党工作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刘少奇、项英、许白昊任工运委员；陆沉、陈　
荫林、刘子谷等任农运委员；蔡畅、黄木兰等任妇运委员；李求实、李书渠等任共产青年团　
委员并负责学生运动工作；我则以中共中央代表资格，经常参加湖北区委会议并兼管军事工　
作。　

　　　　不用说，中共湖北区委会在武汉是中共一切活动的中枢。它每星期开会两次，一次讨论　
政策，一次讨论日常工作。出席人数往往是二十人左右，议案是十分纷繁的；尤以临时动议　
的紧急案件为最多。这就使任书记的彭泽湘有点应付不下了。他虽是一个能干的青年，但究　
竟太忙，经验也嫌不足。书记在会议上，特别要依据各项问题的缓急轻重，临时能调整一个　
秩序出来；有些重要问题还要预拟出解决的方案，提出讨论通过，才能把握时机。这些事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