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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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动。　

　　　　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按期于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举行。到会代表约二十人，代表各主要铁　
路的秘密工会。我向大会发表一篇题为《国民革命与铁路工会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工人应　
拥护国民革命，力争工会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等主张。大会接纳了我的报告，据此发表了宣　
言，并曾致函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表示对他们支援铁路工人的谢意。最后，大会选举了　
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正式宣告铁路总工会的诞生。邓培当选为委员长，我当选为总　
干事，办事处设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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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路总工会的组成，表示铁路工人又从“二七”的创伤中站起来了。分布在各铁路站的　
工人秘密小组人数增加起来，工作也较为活跃。当时各地铁路工人中，虽还没有国民党的组　
织，但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甚表兴奋。不少的铁路工人说：“现在国共一家，合力革命，　
吴佩孚快完蛋了！”铁路总工会已经建立，为“二七”烈士报仇的声浪高涨起来。这就引起　
军阀们的注意，不久，铁路工会又遭受一连串的压迫。　

　　　　铁路总工会成立后不久，李大钊先生和其他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回到北京，带　
来了不少的消息。　

　　　　李大钊先生初回北京时非常乐观，极力称许这次大会的成就。他指出这次大会所发表的　
宣言、通过的党章和决议等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他称道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对这　
次改组的决心和诚意。他相信国共合作的发展，会很顺利。　

　　　　他告诉我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设在广州，另在上海、北京、武汉设中央执行部。执行部　
的职权很大，以中央直属机构的名义，全权领导各该管区的党务。孙先生希望老国民党员分　
担各执行部的领导名义，提拔一些新进的同志，来担任各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上海执行部预　
定由胡汉民、汪精卫主持，毛泽东以秘书的名义担任该部的实际工作。武汉执行部预定由居　
正、覃振主持；孙先生希望我能去那里担任实际工作。北京执行部派定丁维汾、王法勤、李　
大钊三人主持，至于实际工作人员，则由他们三人选任。　

　　　　李先生根据这种情况，问我能不能去武汉。关于这一点，他还对我有详细的说明。他叙　
述孙先生强调提拔新进的主张时，曾以我为例来说明。他说曾有人向孙中山先生进言，认为　
我反对国共合作，不应列名为中央委员，此次出席大会又中途退席，足见仍有不满的意见。　
可是，孙先生坚决否定这种说法；他指出我既来出席，足证并无根本反对意见，至于因重要　
工作提早北返，那是他详细知道的事。他认为即使我曾批评过国民党，现在不加计较，也足　
证他是大公无私的。李先生又指出孙先生对我的印象很深，几次称我为“五四运动的能干的　
学生代表”，因此，他要分配我一项工作。　

　　　　李先生也很直率的告诉我，居覃两位虽曾托他向我代达欢迎的诚意；但他却从旁听说这　
两位先生有些以我不易驾御为虑。他个人和中共中央目前都以发展国共合作为当务之急，所　
以希望我能去武汉，并相信我能够克服一切困难。不过他也向我声明，这件事中央和他个人　
都愿听任我自己的考虑决定。　

　　　　我说，我不愿去武汉担任国民党的工作。我说明我并不以为我不能与居覃两位合作；也　
不是为中央所顾虑的，我这个在吴佩孚眼中的“二七要犯”在武汉会有不易避免的危险；而　
是我根本不赞成这样做。我还进而劝他，中共党员分据国民党机构的要津，并无重大作用，　
反而会引起一般老国民党员的嫉视。这样，这个拟议就被我婉词谢绝了。　

　　　　当时李大钊先生也想邀几位同志去分担北京执行部的实际工作，但他所遇到的反应，也　
不如意。那时北京多数同志认为，领导或参加革命运动，自应争先恐后，但到国民党机关内　
去凑热闹，却可能会吃力而不讨好。　

　　　　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的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经常在那里　
办公的是丁维汾先生、老国民党员王法勤先生等和具有中共党籍的李大钊、于树德两位中央　
委员。于方舟、韩麟符和我三个候补中央委员都经常去参加会议，有时也去办公。跨党的中　
共党员有李大钊先生负有指导的责任，于树德、于方舟负责发展国民党在天津一带的组织和　
工作，韩麟符担任三个特别区和内，蒙的工作，此外就没有其他共产党员在这机关里担任经　
常工作。　

　　　　当丁维汾先生提出各种职务的人选时，李大钊先生总是请丁先生径行物色，再提交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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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我是和丁维汾先生在一房间办公的。两人坐对面。当我偶尔去到那里的时候，丁先生　
每每提出一些事和我商讨，我总是很客气的请他作主。由于我们这种表现，北京的中共组织　
显然没有与国民党组织争权的嫌疑。　

　　　　但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各地的国共组织都开始发生磨擦，尤以上海、广州两　
地为最，只有北京是个例外。我们甚至对于这些磨擦的消息都不完全知道。北京国民党组织　
能够平静而顺利的发展，也许李大钊先生和我所持的态度发生了作用。　

　　　　再者，北京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分子，大多是五四运动以后的青年，他们没有染上国民　
党的旧习气，并积极支持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政纲和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最近的　
解释。因此，北京国民党员之间意见上并无显著的分歧。　

　　　　广州是国民党活动的老根据地，情形大不相同。那里的老国民党员多以革命的老资格自　
傲，与新进的中共党员有点格格不入。有些人还觉得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会遭受国内外实　
力者的反对，在政治上国民党将陷于孤立。尤其是共产党员加入后，又有新旧党员权利地位　
之争。这一切都使反对跨党分子的暗流增长起来。　

　　　　当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孙中山先生委任邓泽如、谭平山等九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　
央执行委员，实施其改组国民党的政策时，邓泽如等十一个重要国民党员即于这年十一月二　
十九日密函孙先生①，反对陈独秀、谭平山在国民党内的活动，斥为中共利用和篡窃国民党　
的阴谋。这件事是我当时所不知道的，中共中央方面似亦未有所闻；后来才知道这个文件当　
时虽曾被孙先生批驳；但他们并未放弃反对意见。　

　　　　李大钊先生从广州回到北京后，说起在我离开广州不久，即有人于代表大会上提议在国　
民党党章中规定，不许党内有党，党员不许跨党。他曾当场发表了一个声明②，指出中共党　
员是以个人资格加入的，可以说是跨党；但不能说是党内有党。中共党员之加入国民党者，　
当执行国民党的政纲，遵守国民党的章程和纪律，所以不必发生猜疑或者加以防制。李先生　
觉得他的声明曾发生良好的影响，似也低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由于这次大会的结果，一部分老国民党因而失势；而反对党内有党、反对中共党员跨党　
的声浪也就随着高唱入云了。冯自由等树起反共旗帜，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国民党员们这　
种反对和怀疑中共的情绪由广东播到上海等地，到处潜滋暗长。国共双方的要人则忙于解释　
弥缝。一在上海的陈独秀先生对于这问题的接触，似是最多的，更从事实上体会到难于消解。　

　　　　一九二四年四月底，我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我到上海去，参加在五月中旬举行的一　
次中央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这个通知并特别注明我是非去不可的。　

　　　　当我到达上海会晤陈独秀先生时，我发觉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他对国　
共合作的前途似已不抱乐观。在谈到中共内部情况时，他特别提出一个“共产党员不要包办　
国民党工作”的口号。这口号的用意，不仅在减少国民党员的疑虑，并带有修正中共第三次　
代表大会“在国民党中积极工作”这决定的意味。　

　　　　由此他作出结论，在国民党内工作不过是中共工作的一部分；中共主要还是要注重自身　
的发展。他认为发展中共的组织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大部分党员应开展独立的职工运动和　
青年运动等，并开展在农民中的工作。　

　　　　陈独秀先生不愿重提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纷争，但他这些话的意思，都是接受我在第三　
次大会时的主张。他还向我说到，这次中央扩大会议所以特别邀请我来出席，是为了共同纠　
正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的偏差。　

　　　　陈独秀先生邀我一同会晤威金斯基。威金斯基也表示中共中央工作的方针，重点是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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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组织的发展和独立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对于国共合作问题，他特别强调中共党员之在国　
民党工作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这样，才可以达到推进国民党革命化之目的。　

　　　　威金斯基似是回到中国不久。他在去年十一月间与我在北京会晤之后，曾在上海耽了一　
个时期，不久便回莫斯科去了。我在当年初去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时，他已不在　
上海，他所以来去匆匆，似是为了与莫斯科商讨对国民党的政策。　

　　　　当时莫斯科对国民党的内情不尽了解。即加拉罕、鲍罗庭这些人也是一些新来的生手、　
对国民党的实况，也只是走一步才了解一步的。威金斯基奔走其间，似负责勾通意见的任务。　
鲍罗庭在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曾向国民党要人说到国民党内有左右派之分③。这次威金斯基　
肯定的说中共在国民党内应积极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似是根据莫斯科的新决定而说的。　

　　　　不两天，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举行了。参加会议的约有十人。中央委员出席者有陈独秀、　
蔡和森、瞿秋白三人。李大钊先生缺席。毛泽东那时奔走于上海与长沙之间，忙着在做国民　
党的工作，因此没有参加会议。特约来参加会议的，有沈定一和我两人。其余为沪、鄂、湘、　
粤等重要区委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主要负责人。　

　　　　我们的会议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之下举行的。首先由陈独秀先生报告国共合作与中共中央　
的工作。他强调中共党员不要包办国民党工作。他指出国民党内早有左右派之分，左派赞成　
改组和支持现行新政策，右派则反对。中共党员应支持国民党的左派，以期国民革命的顺利　
进展。他着重说到中共要积极发展自己的组织，中共党员之在国民党内工作者，要保持固有　
的优良作风，多数党员应积极领导职工运动等工作，从事独立发展，这些工作都足以增强国　
民革命的实力。他批评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因注重国共合作而放松了职工运动等工作的倾向；　
似是要洗刷同志们对于他轻视无产阶级力量的指责。　

　　　　陈独秀先生在报告时态度很谦虚。他说中央的决策多取于他个人，难免偏差，要求扩大　
会议予以检讨。他提议由沈定一任扩大会议的主席。到会者有人提出中央书记应是当然主席；　
但他坚持主张，认为这次扩大会议与往常不同，应由沈定一任主席，他自己似是一个被检讨　
者。他报告完毕后，又提议会议推举三人审查他的报告，并主张我为其中之一，并强调说这　
非常必要。　

　　　　第三次代表大会后，中共中央的情况确也有些变化。陈独秀先生的权力是增加了；许多　
事往往不经过会议而取决于他个人。那时任中央组织工作的毛泽东，多半的时间不在中央。　
任宣传工作的蔡和森保持他在第三次大会时服从多数决定的诺言，只是埋头写作，不多过问　
政策方面的事。至于不管部的瞿秋白，除了在广州耽搁了一个长时期外，返沪后忙于上海大　
学的工作。陈独秀在中共内的“家长”称号，也就是这个时候传出来的。　

　　　　最重要的还是国共合作问题。与会者对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的跨党地位，多有优虑。我　
们大家鉴于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既是共产国际所坚持而实行的，又感于第三次代表大会由争论　
而引起党内纠纷的教训，不愿尽情讨论，表现得和和气气。　

　　　　主席沈定一是创立中共最初发起人之一，他原系老国民党员。一九二三年秋曾奉孙中山　
先生之命，偕同蒋介石等赴俄考察。他也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政策，他经常颇能坚持　
自己主张，但在这次会议中，他特别沉默，始终没有多表示意见。他所偶然流落出来的，只　
是表示，他自己“与其做一个跨党的国民党员，倒不如凭他的老资格做一个单纯的国民党员”。　
后来，他果真照这样做了④。　

　　　　我衷心欢迎这次会议，因为会议的决议，无异接纳了我在第三次代表大会时的主张。我　
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工作，在审查报告和拟定决议时，我都表示了不少意见，并为会议所接　
纳。我态度诚恳，从不提起第三次大会的争论，因而我能得着到会者多数的同情与支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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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的方针在这次会议中也可说有了显著的纠正，后来邓中夏在其所著《中国职工运动简　
史》中也说到：“陈独秀的中央，对于职工运动的取消主义的倾向，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五月　
共产党的扩大会议上，才纠正过来”⑤。　

　　　　至于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支持左派反对右派一点，虽载明在决议之中，但似非特别强调　
的熟而且当时我们还觉得反对右派是国民党左派的事，中共党员不应表示突出的态度。这次　
会议决定的重点，是少数共产党员应当任国民党内的实际工作—不是机关工作，而是领导群　
众运动的工作；中共大多数党员则应致力于广大工农群众和知识青年的工作，并谋自身的发　
展。　

　　　　可是国共之间为“党团问题”所引起的争执，在这次扩大会议之后，便爆发出来了。扩　
大会议开了三天而告结束，开完会的次日上午，我往访陈独秀先生，向他辞行北返。陈独秀　
先生一见面就向我说，刚才汪精卫、张继曾来谈了一阵，所谈的是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组织　
党团的问题。　

　　　　陈先生说，汪张两位将社会主义青年团关于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决议和团刊等交给他　
看，并向他表示，胡汉民、谢持两位不赞成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的办法，认为这违反了李大　
钊先生向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声明。因为这声明中曾明白宣称：共产党员以个人资　
格加入国民党，只是跨党，而不是党内有党。现在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岂非党　
内有党吗？　

　　　　陈先生承认中共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在国民党内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