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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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联络米夫派去反立三路线，宁可让李立三统治中若中央十年八载，也不可让米夫派在中共　
当权。　

　　　　米夫和陈绍禹等的名誉是太不好了。中共内部没有人为他们说好话；从莫斯科回来的同　
志，则根据中大斗争的经过指责他们。但因为大多数人不能忍受李立三的胡闹，对陈绍禹等　
便存有原谅与容忍的忠厚心理，因而很多就与何孟雄采取同一步调。就因为这件事，罗章龙　
日益消极，终于一步一步脱离中共，在沉痛心情之下，不愿和我见面再谈论此事。就因为这　
些事情，何孟雄所领导的反李立三运动也显得有些不够坚强。一九三〇年九月间，中共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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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未能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来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这次全会除表面接受共产国际政治指　
示外，李立三瞿秋白等仍控制中共中央，当权如故，反指斥何孟雄陈绍禹为右倾反党分子。　
这就使共产国际觉得立三路线的顽强，须采取进一步干涉中共的手段，一面调李立三到莫斯　
科去，一面策划举行另一次四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　

　　　　陈绍禹等初时对何孟雄极力表示友好，遇事推崇老干部，因而他们合作日趋密切，彼此　
讨论到代替李立三的人选问题。何孟雄似不止一次透过陈绍禹转告米夫要求我回国之意。到　
了三中全会后，何孟雄曾具体提出李立三瞿秋白都须退出中共中央，由我和蔡和森回国继续　
负领导中央之职责，周恩来只有在改正错误后，才可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何孟雄曾向陈绍　
禹表明，他们自身领导反立三路线，应避免争权之嫌，何况又不是中央委员，按理不能成为　
政治局委员，因而应在原来中委中选出二人来继任李、瞿的遗缺。接着何孟雄又以三十几个　
老干部的名义，要求共产国际派我和蔡和森回国，这就是柏金斯基找蔡和森和我谈话并派我　
回国之由来。　

　　　　也许就因为何孟雄对我的拥戴，为米夫所最不愿闻，因而使出了阴险的绝招。米夫联络　
好了周恩来，在四中全会上让周恩来认错得到会众的宽容后，通过政治决议，周恩来即以征　
得共产国际同意的名义，提出补选陈绍禹为政治局委员，以及张闻天秦邦宪等出任中央要职　
的议案。何孟雄当即起而反对。接着陈绍禹突然改变态度，指斥何孟雄等为右派，表示在克　
服了左倾的立三路线之后，应立即转过头来反对主要危险的右派；又说何孟雄刚才反对共产　
国际的表示，简直是公然反党。　

　　　　经过一番争吵，四中全会也就一哄而散，未经表决，陈绍禹等就这样打进了中共中央。　
如果不是国民党帮了米夫陈绍禹等的大忙，消灭了何孟雄这一批人，陈绍禹的江山又那里能　
坐得稳。事情如此这般的过去了，只留下一些中共老同志在那里叹惜伤感。他们是否会不约　
而同的想到，专政是玩弄不得的，决不会局限于无产阶级专政政权对付阶级敌人的必要方面，　
必然会用来在共产党内争夺权力，必然会发生米夫陈绍禹等在中共四中全会上表演夺帅印的　
那样一幕。　

　　　　虽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了解从立三路线到王明路线的种种经历，但上面所说及　
的演变轮廓却是相当清楚的。一般同志都知道我在莫斯科曾吃尽米夫派的苦头，现在苦心孤　
诣讲团结，自易收一时之效。我当时所讲的话，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损失大极了，现在还剩　
下一点点，不要在我们的手中断送光了；失去了何孟雄等，已是无法挽救，谨防再因内部纠　
纷招致更多损害；现在只有忘记某些惨痛的过去，减少互相猜疑，让我们团结奋斗吧。当时　
由于我的这些感动人的话，掩盖了米夫陈绍禹等一切罪行。但他们所种下的恶果，几年之后，　
仍然使他们垮了下来，后来毛泽东在延安的整风就是针对他们而发的。如果我们再想一下现　
在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根源，米夫派的“德政”不会不活生生的遗留在中共首脑们的心目中。　

　　　　中共内部的危机不仅限于上海，显已普及到每一角落，其中尤以中共北方各省组织的反　
中央倾向最为可虑。以中共北京区委为中心的中共北方各省组织，自一九二七年四月李大钊　
等被杀害后，又接连遭受过若干次摧残，中共中央似也没有大力援助过它们，后来李立三老　
是指斥北方区委右倾，引起多次争吵，因此弄得彼此关系恶劣。我把上海方面的党内紧张空　
气扭转以后，即建议到北方去一趟，举行一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从事挽救。我此行在当时　
是十分冒险的，但也没有别人可以代替。我的建议，经中央同意并作了一些必要的安排以后，　
二月中旬，我就循海道直航天津。　

　　　　我到达天津后，立即去找设在日租界的中共秘密交通站，这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联络地点。　
我在交通站内，会见了一对我所不认识的青年夫妇，从他们口里我知道这地点极不安全，他　
们正准备迁移。他们埋怨中共没有为他们的安全着想，一切都是因陋就简。他们知道了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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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法租界一家旅社里，来时又直接经过日租界的大马路，他们很为我的安全耽心，因为在　
那条大马路的路口上，有一个叛徒张开运②经常守在那里，专门猎取中共人员。　

　　　　我知道了这对青年夫妇的不安心理，曾多方予以鼓励。他们告诉我应邀前来与我会晤的　
同志们，多数可于当天由北京等地赶来，至于会议的地点，除这里外，他们以为并没有更适　
当的地方，因而我决定明天一早，就在这个交通站举行会议，并要他们假装过生日，让到会　
人们充当祝寿的亲友，以掩耳目，他们也告诉我下次来时，如何绕道避免经过日租界大马路。　

　　　　第二天一早，我首先到达这个开会地点，应邀来的同志接着陆续来了。参加会议的连我　
在内共有九人，聚在楼上的卧室内，围着一张方桌，桌上还摆有麻将牌九等赌具，以备必要　
时作为掩饰。那对充当主人的青年夫妇，则在楼下应付。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北方区委书记陈原道，他在一九二七年，任过中共河南区委的组织部　
长，曾在莫斯科中大就读，也是反米夫派的重要分子，于一九二九年初归国，参加北区工作，　
后来升到区委书记。其余到会的多是从北京来的，太原开封各有一人参加，济南西安等地的　
同志则未赶到（到会者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也许现在北京任要职的人中，有参加过这次　
会议的）。　

　　　　会议开始后，到会者都觉得为了安全起见，应节省时间，尽早结束。我则认为这次会议　
举行不易，应尽量发言，不受时间限制；我建议到会者，脱掉皮鞋，以免走路声传到隔壁去；　
不要吸烟，以免烟雾从窗口冒出；低声讲话，不要引起邻人的注意；我还鼓励他们自由发言，　
不要有任何顾忌，以便将长时间积下来的问题，一一澄清。我的这些建议，使与会者精神为　
之一快。到会者的发言非常动人，他们所追述的事，有些为我闻所未闻。有人追述到北方各　
地组织，自李大钊先生被害以后，遭受敌人的种种摧残，为之凄然泪下。有的指出八七会议　
后的中央，对北方组织颇有歧视，仿佛这是机会主义影响较深的地区，不禁愤慨叹惜。有的　
以党内纷争和同志们不满情绪为虑，并举一九二八年少共北京市委书记张金彪（即张慕陶），　
利用托派口号，带走四十多个团员，另行组织一个少共中央，形成分裂的局面为例。他们纷　
纷批评李立三在六次代表会议以后，不顾北京实况，乱发命令，如某一同志新到国民党军队　
中任下级军官，李立三即命令他发动兵变，这无异是白白送死；同时他又命令北方组织，配　
合南方各处的暴动计划，要求他们做些破坏交通等工作，这种任务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耽误　
了北方组织本身争取群众的独立任务。北方区委为此曾多次表示过异议，但被中央斥为机会　
主义。　

　　　　北京区委执行李立三命令的结果，是组织被破坏，同志被逮捕，而李立三却又无法善后。　
北方区委得不到中央的支援，即有所请求，也十九是碰钉子。李立三这种鞭策同志的作风，　
引起了同志们的离心倾向。同志们有的消极了，有的抗不遵令，甚至会议都很少人出席，纪　
律也废弛了。“党既不爱护党员，党员为何要服从党。”这句话是北方同志那时常说的。他们　
这次要求我设法改善中央这种作风，并赋予北方区委以实现本身任务的较多权力。　

　　　　他们对于四中全会是否克服了立三路线，颇有怀疑；对于陈绍禹等的当权，深感危惧。　
曾有人询及四中全会后，是不是中央完全为米夫派所控制？周恩来是不是成了米夫派的傀　
儡？何孟雄等的被捕是不是米夫派的告密？也有人间我：“你这次回国，有何善策挽救党的危　
机？”　

　　　　当时，我十分难过，热泪也不禁夺眶而出。我极力安慰他们，并说明我的看法。我要求　
大家忘记过去，一致团结，从新做起。我的这些话得到陈原道的热烈响应，他表示相信我能　
挽救北方组织的危机，要求到会者提出各项具体的建议。　

　　　　经过几个钟头讨论，我把种种意见归纳起来并作出结论，大要是：一、以前中央各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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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指示概行无效，同志们因不满这些指示而受到的谴责和处罚，除张慕陶那一班人外，一律　
取消。二、此后工作应遵照六次代表大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北方区委紧急会议的决议进行。　
三、北方区委及其属下各级组织，应注重联络暗藏在各工厂各铁路各学校以及农村中和军队　
中的同志和同情分子，致力于秘密组织工作，扭转消极气氛，利用反对帝国主义的热情和群　
众的切身利益的要求，展开活动，争取群众；并注重领导陕西及其他各地游击战争的发展：　
四、北方工作具体进行步骤应根据北方实情决定，中央应尊重北方区委意见；北方区委也要　
尊重所属各级组织的意见。五、分配同志工作的时候，应尊重同志的自愿，顾及他们的安全。　
在环境允许的条件下，扩大党内的民主。六、如同志不幸被捕，应极力援救，对被捕者的家　
属，也要有适当的援助。　

　　　　参加会议的同志对于这些结论十分满意；有的觉得是重见天日，有的表示各地组织将因　
此恢复元气，有的说这是“热”和“爱”代替“鞭”和“剑”。我也说明北方组织如果能做好　
这些初步基本工作，不难实现在北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任务。　

　　　　我们的会议到夜晚才结束，到会者所提出个别的具体问题，都一一获得适当的解决，分　
别离去。我和陈原道最后才离开那里。临行他向我表示今天一切都圆满解决了。他要我尽早　
返沪，他将根据今天的结论分别作成书面决议，呈报中央并通告各地组织。晚十时左右，我　
们才握手告别。我此后没有再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是何时丧失了生命的。　

　　　　翌日，我仍循海道返回上海，向中央作了此行的交代。不几天，北方区委关于这次会议　
的正式报告，也送达到了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领导，遵照这次的决议行事。北方区委这样　
的表示，是这一两年所没有过的事，因此，中央同志都为之欣慰；同时，这件事在其他各地　
同志间，也引起了良好的影响。这样，党内洋溢着和谐的气氛。　

　　　　我在上海天津这些活动，感动了向忠发。他向我说：我从前骂过你是机会主义者，现在　
才知道你对党有这么大的贡献，因而我相信你真实的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正确路线。他这是由　
衷之言，但我觉得我的这些工作，依理说来于党固属有利，可不一定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事　
实上，我的这些努力，也许对于刘少奇以后的白区地下工作的成就，不无助力；但在我离开　
中共后，经过那些留俄学生的教条主义的残害，这点助力，也就大大减色了。　

　　　①四中全会决议案全文见：南昌行营编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第二册第四二四页至第四三四页。　　　

　　　②张开运是留俄的华侨，加入俄共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为沙发诺夫所赏识，和我相识，他在北方工作了　

一个时期，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他成为北方著名的反共行动分子。　　　

　　　　第二章　移向苏维埃区域　

　　　　一九三一年初，中共的苏维埃运动获得可观的发展，尤其是军事上的胜利，该年一月间，　
江西的红军在永丰龙冈一带，消灭国民党军队张辉瓒的第十八师，张本人被俘，缴枪四千余　
支，冲破了国民党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剿。同时，鄂豫边的红军，也在九里关一带消灭了　
岳维峻师的大部，岳本人被俘，获枪两千余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各大城市的原有根基，　
历来是中共的支柱，已残破不堪，而这些边远地区的军事胜利使得我们大为兴奋，认为苏维　
埃的曙光已现。中共中央常委会不愿坐失时机，因而决定将中共的主力移向苏区。　

　　　　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相继失败后，其所剩下来的残部都退向偏僻的山区，开　
始游击的生活。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视这些游击队的活动，认为这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上，　
是有其伟大的前途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反动的统治在各区域巩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　
因此，在总的新高潮之下，革命应先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之内胜利。不过这个决议案又警　
告，这还只是一种展望，目前尚没有实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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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九—三〇年间，散处各地的中共游击队，克服了重大的困难，继续不断的在发展。　
国民党内各派军人内战不已，是促成这些发展的主要原因。立三路线的形成也是以这同一客　
观环境为背景的，李立三一向夸大这些发展，特别在一九三〇年七月间，彭德怀部一度攻下　
长沙之后，更鼓舞着他向前冒进。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新高潮是到来了，各地革命的形势已趋　
于平衡的发展，现在，不仅要攻取大城市，获得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而且在苏俄军事支　
持的条件下，要获致全国范围的胜利。　

　　　　当时国民党削平群雄的战争，于一九三〇年九月间暂告结束，国民党虽还没有完成统一，　
显然代表最大军事势力的蒋介石是战胜了，国民党的地位也因而大大加强了。中共的苏维埃　
政策，限制了它自己，使它不能在连续不已的国民党内战中捞上几把。单凭游击战争打天下，　
虽然乘机获得一些零星胜利，但实力仍是渺小得很。如果冷静地估计一下这些形势，那就很　
容易发觉，不仅李立三的狂妄想法甚为可笑，即共产国际所强调的巩固苏维埃根据地，又何　
尝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