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2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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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渠，他也是南京政府通缉的要犯，就常偕同太太和侄女等作我们的座上客。这些客人们在　
我们那里，常可以无拘束的议论党事，发发牢骚，也有过一些人讥讽瞿秋白的“反机会主义”、　
　“盲动”、“乱发命令”、“任意惩罚”等等，与我的议论互相唱和。这一切自然为瞿秋白所厌　
恶。　

　　　　十二月下旬，当广州暴动失败的惨痛情况完全判明以后，我曾向瞿秋白进言，要求他改　
变政策。我向他指出现在再不是继续暴动的时候，应该保全剩余的实力。中央应通令各地组　
织，不可任意暴动或做其他浪妾同志生命的冒险行为。在农村中应着重秘密组织农民，准许　
农民武装，集结在偏远地区，休养生息，在城市中要注重保密工作，严紧自己的组织，整理　
党的支部。在工人学生等群众中，注重组织秘密地下小组。只有留下这些资本，才可以再图　
大举，来一次成功的暴动。　

　　　　我的主张与中央的现行政策固然大相迳庭，但瞿秋白也说不出充分的理由来加以否定。　
同时，中央的负责人中，如工人出身的项英也鉴于损失的惨痛，不愿一味盲动。因而瞿秋白　
曾要求我承认过去机会主义的错误，接受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的决定，并在根本赞成　
暴动政策的条件之下，才可以提出一些补充性质的意见，并参加一部份实际工作。而这种苛　
刻的约束，又是我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我们无法获得谅解。　

　　　　一九二八年二月下旬，我又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瞿秋白向我坚决表示，无　
论各地同志牺牲如何重大，中央仍坚持暴动政策，反对所谓盲动的诬蔑。我则答以如果再不　
停止这种断送中共命脉的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来挽救目前的危机。瞿秋白　
听了我的话，就气忿的走了。我这种意图虽因种种因素没有实现，后来，在中共第六次代表　
大会中，霍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指我这段　
话而言的。我和瞿秋白之间，除了政策问题各有所见而外，当时我们处境危险，见面的机会　
愈来愈少，这就使我们更形隔阂了。　

　　　　当时，我们共产主义者，稍有不慎，即有被捕的危险；如果被捕，也不一定要经过法律　
手续，就可被秘密处决的。杨虎陈群这两个刽子手，在上海就严格执行“对共产党宁可错杀　
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恐怖政策。上海一般市民，诚惶诚恐，怕染到一丝一毫红色的嫌疑。　
而我们的寓所，发生过许白昊突然不见，王一知哭哭啼啼而来等类事件，而且来往的人形形　
色色，都足以引起房东的诧异。　

　　　　尤其是一九二八年的开头几天，刘少奇太太何葆贞自杀未遂事件，使我们这些同住者陷　
于窘境。在刘少奇王一知都没有结婚以前，他们原是好朋友。王一知这次在广州丧失了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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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是悲痛愈恒的；她来到上海恰恰又与刘少奇夫妇朝夕相处，刘少奇在人情上自然要多方劝　
慰她，这就引起了何葆贞的妒意。何葆贞的心地不免窄隘，同时我们大家遭受不断的打击，　
前途茫茫，这也许增加了她的悲观情绪。她乘刘少奇不在身边的时候、竟闭门服毒自杀，为　
女工发现；对少奇冒着极大危险，立即将她送往一个私立医院去救治。不几天，何葆贞安然　
出院又回到原住所了。这件事发生后，王一知立即迁走了，刘少奇也就避重就轻的向医院负　
责人及房东等承认是并不严重的妒忌事件，疏通他们不要向外宣泄；这样，才避免了警方的　
查问。　

　　　　我早就认为中央对刘少奇这样重要的干部，闲置在招待所里是要不得的，现在何葆贞又　
有这样意外的举动，非从速迁居不可；因而我去找中央组织部长李维汉，要求他从速分派刘　
少奇夫妇的工作，并为我们布置新的秘密住所。李维汉对我态度一向还算友善，对我们的处　
境也甚关切。当我再度去找他具体解决这件事的时候（约在一月二十日左右将近旧历年关），　
我又遇着了另一个意外。　

　　　　这是黄昏的时候，我正在李维汉的寓所和他及任中央会计的龚饮冰同志说说笑笑。何叔　
衡突然跑进来，急促的告诉我们，几个钟头以前，他和几个同志在某工人区从事街头活动，　
一道被捕，解往捕房。唯有他被捕房认为是误捉的老学究，他也顺水推舟的和审讯他的包打　
听说了一些孔夫子的道理，旋即被释放出来，其他的同志，则被拘禁；因而他赶来报告，要　
求李维汉设法营救。我们听了他的报告，立即觉得何叔衡这样轻易被释放，显然是捕房故意　
放他出来做“吊线的”⑨；同时何叔衡也不能确实知道他的背后没有跟踪的人。于是李龚二　
人立即烧毁文件，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分途离开那里。　

　　　　我走出这条弄堂，跳上一辆人力车，指挥车夫转弯抹角的向前急奔。在街灯照耀之下，　
我发觉后面果然有一辆人力车在跟踪。我知道跟踪的线人，没有得到捕房的允许，是不能逮　
捕我的。如果我不能脱离他的视线，那就终有被捕被杀的危险。在闹市中，我跳下车子，混　
入人群，东钻西闪，企图脱梢。这样，我时而急走，时而乘车，玩了好几个钟头的迷藏戏。　

　　　　到了夜晚十二时左右，我自信脱离了跟梢，但仍不敢回自己的寓所，以防万一。我乃到　
三洋径桥的广泰来旅馆投宿。当我走进一间选定的房间，旅馆账房拿着旅客登记表要我填写　
的时候，我发觉他的身旁站着一个可疑的人，大致我仍是被跟踪着的，我只得泰然的填写登　
记表，交付房金，并脱下我的帽子和大衣，叫茶房弄水洗脸，表示满不在乎的神情，等到那　
个可疑者随着账房下楼去了，我便丢下大衣帽子，装着如厕的样子，循着另一楼梯，急步下　
来。我通过旅馆门口柜台前时，那个可疑者正在柜台内面朝着墙打电话（电话机是安装在墙　
上的）。我乘着这个机会，溜出大门，穿过好几条小巷，闪坐上人力车，在夜深人静的街道上　
急驶，我仔细观察，这次确是摆脱了跟梢了。　

　　　　我嘘了一口气，暗想：惭愧！暂时总算脱离危险了！我考虑仍以不回自己的寓所为妙，　
因为我不知道李维汉他们的遭遇如何，会不会牵涉到我的寓所，不无疑问。所以我决定到同　
志们很少知道的林祖涵家里去借宿（那时林本人已赴莫斯科去了）。午夜，我敲开了林家的门，　
为了避免林家邻居发生疑窦起见，托辞刚从南京来，因钱被扒手窃去了，特来打扰。那位从　
梦中惊醒的林太太，是一位大家闺秀，又饱经革命的磨练，她立即会意，留我在他家住宿，　
并忙着弄东西给我吃。　

　　　　我悄悄的告诉她我今晚的遭遇，并托她那位侄女（少共团员）明夭替我去打听消息。林　
太太祝贺我的脱险，并幽默的说：那个家伙，白白辛苦一晚，可以到手的奖金⑩竟落了空！　
第二天下午，林小姐将一切情况打听清楚了，李维汉等都安然无恙，我的住所也没有问题，　
因而我在黄昏时，又悄悄的回到原住所去了。　

　　　　我认为中共中央仍令何叔衡等从事街头活动，是十分愚蠢的事。我和李维汉等这次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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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必要的惊险，就是中央这种愚蠢办法所招致的。李维汉等逃出那所房子后，虽和我一样　
没有落入敌人的陷阱；据说也扮演了不少的惊险镜头，不得不将他的那所房子内的一切东西　
白白的丢掉，另外安排新的寓所。从此，我因不知他的新住址，无法再行接触了。至于龚饮　
冰更是因这次的惊险，脱离了中共中央的工作，据说他在千方百计脱险后，逃到天津，从事　
他个人的商业去了。何叔衡也在这个时候，逃离上海。我曾以这个显明的事例为据，要求中　
央转而注意指导党员秘密活动，这才是危险性较小而收效更大的办法。　

　　　　二月上旬，我们住的这个高级招待所，终于解散了。我的太太和我是在我由武汉赴南昌　
时分手的，她带着我们的孩子回她的家乡躲避“分共”的压迫。这时她将我们的孩子交给她　
的母亲抚养，只身来到上海，伴着我共渡这地下的惊险生涯，我们准备单独居住，并且已经　
物色妥了一个新的住所。刘少奇夫妇已被派往内地工作去了；从此，我也不知道这位共事多　
年的密友的行止。一别近十年，直到一九三七年，我们在延安重逢的时候，他已是中共白区　
秘密工作的巨星，也是我们老友中寥寥无几的人物之一了。至于他的太太何葆贞，自从那次　
分手以后，不久便被国民党杀害。许白昊的太太秦怡君仍和我们夫妇住了一个短时期，也被　
派到内地工作去了，后来她因所受刺激过甚中途离开了党。我们同住在那个招待所的同志们，　
就这样各奔东西了。　

　　　　我们夫妇搬到北京路附近一个商业区的里弄房子里。这个区域很少政治人物的踪迹，距　
离中共的各机构也很远，比较安全。中共中央仅有一个交通员知道我的新住址，他也是我与　
中央间的唯一桥梁。项英是我的密友，常到我家里来。我们之间有一种“互助公约”，即是遇　
到有被捕危险之时，尽先互相通知互相援救。我们夫妇很喜爱这所新居，准备就在那里安定　
住下来，做一名“亭子间的作家”。　

　　　　不料我们在那个新居住了约三个星期，又因一项意外事件，不能不再度搬移。有一天下　
午二时，项英匆匆跑来告诉我，两个钟头以前，上海区委书记罗觉在他的秘密办公处被捕了。　
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可能是我们内部有奸细告密，有波及整个中央机构的可能石我的住址　
虽只有一个交通知道，但他是新进同志，如果他被捕了，难保不泄露出来。项英恰在那时找　
好了一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新住址，他要我们夫妻暂时在他那里躲藏起来，等情况弄明白了　
再作计较。我们到达项英的新住址之后，他就出去打听消息。　

　　　　当天晚间，项英回来又告诉我们，罗觉的被捕果然是由于奸细告密，而且牵连极广，据　
捕房的消息，今早有一个能说德语英语的漂亮女性，自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她　
自谓她手中有三百五十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暴动的人物；只要　
捕房答应给她一张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　
就可交出来。她愿意先报告出罗觉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　
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觉。　

　　　　项英还说到捕房如有逮捕同志的行动，中央大致能在半小时之前获得消息，因而避免了　
不少的损害。但这次罗觉的被捕，事前毫无所知，现在中央已经查实了，那个告密的女人，　
便是贺芝华；正在设法将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夺回来，并消灭这个告密的“口”。我听了项英这　
个惊人的报告，曾慨叹的向他追述一段关于邓演达、章伯钧等在武汉时期怀疑贺芝华的忠诚，　
甚至企图将她当作张作霖的侦探来枪毙的住事。可惜周恩来没有接受我的忠告，仍然信用何　
家兴、贺芝华这对宝贝夫妻，以致酿成今天的大祸。　

　　　　我和项英曾就这件事作竟夜的长谈。他说起许多连我也不完全清楚的事。他指出中央的　
秘密工作做得很坏，而且对保密工作也不够重视。现在机关庞大，数目又多，开会的次数频　
繁，占时又久，往往十几人聚在一起开上半天的会。文件增加了，传递的手续又非常烦复，　
那里像是地下工作，简直是官僚的排场。就像贺芝华这样一个不重要的职员，手头竟积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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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五十名以上的党员名单，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事。以往从陈独秀起这类重要的负责人，也　
不会知道这样多同志的姓名和住址。现在，不仅发现了贺芝华一人是奸细；许多新进的同志，　
多未经过考验，就参加机密，也是万分危险的。　

　　　　项英认为中共的组织之所以没有遭受更重大的摧毁，主要是敌人工作效能不够；而周恩　
来所做的情报工作的成效，也是原因之一。他详述周恩来情报工作的内容。一九二七年四月　
十二日清党以后，我们有些同志伪装反共，混进了陈果夫所主管的反共特务机构，其中有三　
个同志竟担任陈果夫机构中的秘书、科长等重要职务，李克农就是其中之一，因此，陈果夫　
逮捕同志的机密，大多事先为我们所获悉，但日子久了，陈果夫就由怀疑而开始肃清内奸；　
那些隐藏的同志只好溜之大吉。从此，我们在国民党特务机构中的内线工作就失灵了。　

　　　　周恩来自南昌失败后重返中央，继续主持情报工作；他主要是指导顾顺章的特务部，进　
行租界捕房的情报工作。顾顺章原系青帮的活跃分子，凭他的精干，建立了各种情报线索。　
捕房方面每逢有逮捕中共党员的行动，他用贿赂的方法，往往在行动的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前　
就购得消息。这次罗觉的被捕，顾顺章事前不知算是情报工作最大一次失败。　

　　　　项英觉得租界和国民党的特务，多将逮捕共产党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这些人可能有这　
样一种想法：如果真卖力，将中共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的抓，　
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班恶狗，在思想上本说不上甚么反共，就连国家　
观念也没有；他们受雇于外人或国民党，一切只为个人利益着想，似不会对中共施展出斩尽　
杀绝的手段。我们就在这种微妙的关系之下，能够生存下去。　

　　　　项英对于这种情报工作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他指出顾顺章在这方面所花的钱是太多了；　
而且情报工作的组织日渐扩大，自成一个特殊系统。中共有限的经费，既大部分花在这方面，　
自然要减弱其他方面的工作。而这种情报工作究竟只是预防性的，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才是　
积极性的。如果减弱了积极性质的工作，就会使党变质，换句话说，中共将因此由群众性质　
的党，变为脱离群众专事冒险以图侥幸的党。其实严密组织，注重保密，使党员和党的组织　
隐藏在群众中，才是避免摧残的正当途径。情报工作只能弥补这些工作的不足。　

　　　　项英叙述了这些情况和他的看法之后，并向我建议从速另搬新居，不要让任何一个中央　
交通知道地址。他认为贺芝华手中的名单，如果夺不回来，我们都要陷于极度危险的境地。　
我觉得项英的话是正确的，我对中央的保密工作也失去了信心，我决定另觅较安全的住所。　

　　　　第二天一早，项英出去活动了。我则仍留在他那里，等候消息。不久，项英回来很高兴　
的告诉我：“何家兴和贺芝华已被解决了，今早顾顺章指挥几个行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