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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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独山敌人，并以一部监视苏家埠敌军，军部则率第十师全部埋伏在独山麻埠间的要道旁，　
俟麻埠敌军出动救援独山时，即在野外歼灭之，并乘机占领麻埠。　　

　　　　第二天是我们休息的日子。我大部分时间和许继盛恳谈，他向我说明他的主要见解。他　
批评中央一意巩固苏区的政策，认为这带有保守的色彩，更易被一般苏区同志误解，仿佛红　
军的主要任务，就在保护他们。他主张红军自由发展，不要负担“巩固苏区”的包袱，应该　
到很远的地方打游击，以期获得迅速的发展。他认为中共中央派邝继勋任军长，是一个错误　
的决定，因为邝的军人资格虽老，可是游击经验却不如红军的老团长，现在由他担任红四军　
的最高领导，就失去了发展的前途。许继盛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　
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因此，许继盛主张中共中央给予他们那些军官以全权　
指挥军队的权利。　　

　　　　许继盛也承认红军优缺点，譬如对妇女的态度就不对，甚至高级军官，包括他自己在内，　
也有一些罗曼史。但他觉得这些事都要在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才能获得根本的改善。　　

　　　　我曾向他多方解释，指出不可将苏区与红军，党和红军分别开来看。不可有单纯军事发　
展的观念。红军无论到什么地方都需要有后方的补给，否则便无由发展。因此，需要根据土　
地革命的政策，巩固作为红军后方的苏区。事实上能否如是，故有待于力量的发挥，但我们　
在原则上总应如是想法。红军如果失去统一的党的领导，即使有一些很好的军事指挥同志，　
也许仍会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在行动上溢出主义的规范。红军到远处发展的观念，很可能被　
误解为只是找一个富庶区域去享受一番，或者专靠军事力量去打江山，那也不过是流寇式的　
行径。　　

　　　　经过我这番解释，许继盛也自觉理屈，表示接纳我的指示，也没有再提不满沈泽民的话　
了。我更近而指出，一个中共军人与土匪军阀是不同的，并劝告他不可一味以为能行王道，　
就比国民党军人高，他还要勉力做一个近代的为人民服务的军人。至于邝继勋同志如果力不　
胜任，自有正当的解决途径，但不可有取而代之的英雄思想。政治工作应予以重视和充实，　
不应根据现状轻视它。我也说到我欢迎同志们提供意见，但不愿他们固执成见。许继盛虽满　
口接纳我的意见，但他后来并没有依据我的承诺办事。　　

　　　　第三天，我军少数部队配合地方武装，由正面向麻埠之敌佯攻，主力则暗中绕道移向独　
山。我方军事行动大体布置得很妥当，但沿途的乡村苏维埃组织却充分暴露出了弱点，对我　
们的照料并不热烈，有的甚至连负责人也躲避了。我发现这些苏维埃组织，不过是空招牌，　
那些负责人，有的畏惧敌军，有的也许暗通敌军。我们为了保密起见，就连我军此行目的地　
也不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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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天拂晓，我们很顺利的解决了独山之敌的大部份，获枪约六百枝，但已出麻埠救援　
独山的敌军，则因我军过早暴露目标，折回据守麻埠区的高山阵地，凭险抵抗。在这些战役　
中，我也觉得邝继勋的指挥不够精细。他的第一个错误就是过早命令第十师出击，等到麻埠　
敌军退回阵地坚守，又指令第十师攻坚，因而我不得不向邝建议暂停进攻。这件事，当时在　
场的高级军官都认为我的处置适当，减少了不必要的伤亡。　　

　　　　果然，麻埠敌军因我军占领了独山，后路已断，不两天就绕道向苏家埠撤退了。我们原　
料到麻埠之敌，不几天就要逃走，我们正好中途截击，但我军却迟了一部，敌人已先期跑了。　
这件事又与邝继勋的指导有关系，因为他估计麻埠之敌不会这样快就逃走，所以没有作必要　
的准备。这使我觉得邝委实不够机警，而且还表现了固执的好胜心。我当时没有表示任何批　
评，但对红四军领导之改进，已认为是必要的事了。　　

　　　　我乘我军集结在独山一带休息的时候，考察了各单位的内部状况。我觉得这支军队确是　
中共领导的农民队伍，它有不少优良传统，是从斗争经验养成的，但也有一些缺点。这些缺　
点是旧式军队的遗风，并杂有一些土匪倾向，但有些也是由于游击战争滋生出来的。　　

　　　　我军官兵成份百分之八十五左右是真正的农民，其中最大多数是穷苦农民。另外百分之　
二十则是失业的或染有流氓习气的农村游民，其中有些是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或哗变投来。　
工人成分微不足道。我抽查过好几个连，士兵中带有显煮流氓色彩的，也不过各有二三人。　
我很满意这种情况，认为是有优良的基础。　　

　　　　营以上的干部都是中共党员，连排级干部则有少数非党员。严格来说，这些入党的军事　
干部，有些也是形式上的。红军干部的升迁，概凭战功和政治的坚定性，如一个排长要升任　
连长的时候，团长须根据战功，鉴定他的指挥能力，团政治委员则须鉴定其在政治上的坚定　
与否，再由师部军部核准任用。红军因经常作战，干部的流动性颇大，但这种鉴定大体上还　
是适当的。　　

　　　　红军每个连都有中央的支部组织，党员人数由几人到一二十人不等。红军的政治工作，　
以连为基本单位。连政治指导员指导党支部的工作。平时要讲授政治课，战时要鼓励士气。　
有时动员全连士兵，帮助驻地农民进行组织苏维埃或分土地等工作。连政治指导员也有时召　
开全连战士大会，检讨作战经验，政治工作的得失和改善生活等问题。在改善生活问题方面，　
战士们发言有较大的自由。战士们也可对连排长提出批评的意见，但不能作出任何决定。　　

　　　　红军富有团结力，这就是最显著的优良传统。官兵之间，同甘苦，共患难，大体上确能　
做到。战时协同动作，大家认为天经地义；如某一连在战争中陷于险境，附近的连必不顾任　
何危险，全力支援。官长爱护士兵，士兵之间也实行互助，扶病救伤，不计艰险。行军时遇　
有战士稍感不适，连排长必代其背负枪枝。优待新兵成为普遍的风气，新兵初入营时，老兵　
必百般安慰，以免新兵生活不惯，新兵被委派的任务，也较轻易，又能获得老兵的协助。新　
兵如犯错误，也能获格外原恕。凡此，都是与国民党军队显然不同的地方。　　

　　　　但红军中的军阀土匪倾向，也相当显著。红军的制度法规极不完备，有些原则也不能严　
格执行。军官们恃功而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旧观念还在作崇，他们瞧不起苏维埃，　
认为这是由他们扶植起来的，应为他们办差。他们虽不敢公然瞧不起党，但却自视为特殊党　
员。他们到了白区，对乱打土豪，特别是“打土豪不归公”③，多少有放任的态度。调戏妇　
女的事，在苏区内也常有发生。在优待俘虏的原则之下，虽没有虐待或杀害俘虏，但私搜俘　
虏荷包据为己有，则是司空见惯。即或偶尔执行纪律，也只凭高级军官个人的意志，没有什　
么固定的法律手续。　　

　　　　这种倾向尤以第十一师最显著。从鄂豫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师，一切成规较为先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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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干部地主富农成份较少，党员党龄较久，又能尊重中央已有的决定，这与徐向前的领导有　
关，反之，从豫皖边区发展起来的第十一师则较落后，军政干部地主富农的成份较多，党员　
的党龄也较浅，许继盛的声望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　
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　　

　　　　红四军的一般干部，也很佩服毛泽东在井冈山所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但有　
些也以能坚强作战而自豪。红四军缺乏训练，在战场上往往由连排长领导者集团冲锋，因此　
伤亡颇重，尤以下级干部为甚。干部伤亡了又不易获得补充。在红四军中有一句最流行的话，　
说：“什么是革命成功，在战场上牺牲了性命，就是革命成功。”这句话的起源，也许就是为　
了鼓励一般战士，英勇作战，不要怕死；但我觉得这代表着失去前途的消极观念，是有害的。　
在剧烈的游击战争中，自然养成这种冒险轻生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与李立三的熏陶，也很　
有关系。我曾坦白指出，这是由游击战争所养成的失败主义观念。我们奋斗，绝不要轻易牺　
牲自己，而是要获取胜利。后来朱德也告诉我，在江西苏区的红军干部中，也发生过同样的　
观念，他也曾设法纠正。　　

　　　　我知道了这些现状，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我觉得这个工作万分艰巨，有些是要拟出计划　
和制度，有些要进行耐心教育，有些甚至要经过斗争才能改善。我曾召集几次军事干部会议。　
如严密执行纪律，各师团实施干部训练，强化政治工作，规定在每一战役前后，尽可能举行　
军事会议，俾能讨论作战计划及检讨战争经验等等。其他牵涉较多的问题，则拟俟党的大会　
举行时再行讨论解决。　　

　　　　至此，我在鄂豫皖苏区的考察工作，大体可算结束了。所有应兴应革事项，我胸中也已　
略具端倪，急须召开全区党的和其他的各种大会，以推进工作，向更高的阶段发展。　　

　　　①　乃逃避战火的俗称。　　

　　　②　据说顾狗子后来也被蒋介石杀害了，这大概是因为顾狗子“保境安民”的宗旨，被蒋认为是据地自　

雄的缘故。　　

　　　③　即将打土豪所获的的财物，没入私囊。　　

　　　　第五章　新集的盛会　　

　　　　一九三一年六月开始，我们在新集举行了一连串的会议。首先是鄂豫皖区中共党员代表　
大会，接着是苏维埃代表大会；CY　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和其他专业性的会议。这些会议　
的作用都是为了苏维埃运动的正规化，事实上也是这个区域整个工作转向的一个重大关键。　　

　　　　独山战役结束之后，我在豫皖边区作了一些必要的布置后，便随着红军主力向西移动。　
我们积极筹备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这是该区第一次的盛举。　　

　　　　为了这个大会的举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暂时停止。红四军第十第十一两师由独山　
移驻到新集北面的白雀园区，第十二师也从新集西北地区开到这里来会齐。红四军驻在白雀　
园区，是因为这里地处两个苏区之间，遇有紧急，易于调动；而且给养也较易解决。红四军　
这时的主要任务，是休息整理，实施训练。同时也可就近发动白雀园区的群众，建立苏维埃，　
并打通两个苏区之间的道路。　　

　　　　五月下旬我返回新集。那是鄂豫皖区党政军各机构都搬来了，沈泽民等也先我到达了。　
从此新集便成为这个区域的首都。由于机构的集中，工作效率随之增加，气象为之一新。当　
时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仍未正式组成，我的主要时间花在军分会的工作上，沈泽民则负责　
指导特委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陈昌浩则专致力于少共的工作。　　

　　　　至此，我才会晤了阔别已久的徐向前。他在黄埔第一期的时候，并不是一个露锋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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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们接触不多，在我并无深刻的印象。这次重逢，我们深谈数次，我发觉他确实具备做　
这个苏区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条件。他的军事见解切合实际，游击战的经验丰富，指挥作战　
极负责任，对下属则严谨谦和，不失大将风度。他对党和苏维埃极为尊重。他自己的私生活　
很严肃，没有军阀恶习。他和我讨论政策和实际工作的问题，不像许继盛那样，任意批评邝　
继勋等领导之不当。　　

　　　　我在军分区的工作很繁忙；因为人手不足，机构不健全，往往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次要　
和技术性的工作。我们的军队数量虽然不多，但单位复杂，我每天要批阅从各方面来的军事　
情报，和处理各处临时发生的紧急事件。　　

　　　　在我的同僚中，蔡申熙是具有战略见解的人才。他是老同志，在没有进黄埔第一期以前，　
就和我一起干过工会工作了。我知道他的头脑冷静、精细，此次我们在这里重逢，他的左手　
一再作战中残废了，但仍任军事学校校长，工作十分积极。他厌恶军阀土匪习气，主张红军　
正规化。在军事指挥方面也许不如徐向前，而在战略见解上则往往有独到之处。可惜他不能　
实际主管参谋业务，我只有在作重大决策时，事先找他商讨一番。　　

　　　　在党员代表大会举行以前我们即在各方面从事改革，但效果并不显著，只有经济方面已　
看出一些成果。饥荒的恐惧心理已经减少了，各地所种瓜菜均已结实累累，十分缺粮的户口，　
已获得适当的救济，节约的办法也在普遍实行①，各市镇的买卖活跃起来了，食盐和布匹等　
日用品在市场上也不感缺乏，甚至军队所需医药品也可在市场上买到一部分。苏区内的土产　
在大批的输出，苏维埃纸币的发行额在逐渐增加，在苏区内畅通无阻，比白区的现银币的的　
价格还高百分之四。　　

　　　　这种经济开始复苏的现状，对这次党的代表大会是一次莫大的鼓舞。一般同志已不再认　
为这是缓不济急的书生办法，毋庸等待军事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进行的。他们已不再　
对中共中央的政策怀疑了，觉得循此前进，前途无限光明。　　

　　　　六月下旬，鄂豫皖苏区党员代表大会在新集一个广场上临时搭盖的竹蓬中，隆重的揭幕　
了，代表人数约九百人，红军和地方武装每个连支部，地方上各村支部等都选派代表参加（当　
时该区党员七千余人，团员四千余人）。另外还有列席的和旁听的人员二三百人，济济济一堂，　
可称盛会。　　

　　　　但大会事实上类似于农民的群众大会，代表们比识字的和略识几个字的占最大多数，这　
就使会议的进行特别困难。我们决定没举行一次正式大会之后，必须跟着举行好几次的小组　
讨论。在小组讨论会上，由知识较高者担任指导，将会中案件讲解给那些文盲听，经过几次　
的讲解和背诵，如果多数代表，能够记住这一案件的要点，就算是很大的成功了。对案件有　
意见的，也多在小组会上先行提出来，以便整理一些要点，在大会上提出讨论。这样，这次　
大会花的时间就多达三个多星期了。　　

　　　　“什么是共产党？”这个问题是最难解释的。农民和城市工人的观念大异其趣，他们多　
不知道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苏区的中共同志往往说：“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穷得一　
无所有，就叫无产阶级。”“每个穷人都能分得一块土地，就是共产主义。”这些解释显然是农　
民的观念，是不合于马列主义原有的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