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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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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皇帝连自己都城的门都打不开，这说明几乎所有基层办事人员都知道大明将亡，纷纷为自己找后路了，崇祯除了投降，绝无生路了。
孔尚任写的《桃花扇》，虽是戏曲，但真实地再现了明亡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提兵镇守武昌的左良玉，听说崇祯驾崩，唱了一出《哭主》，他捶胸顿足对着北方哭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圣子神孙，反不如飘蓬断梗。十七年忧国如病，呼不应天灵祖灵，调不来亲兵救兵；白练无情，送君王一命。伤心煞煤山私幸，独殉了社稷苍生，独殉了社稷苍生。”
这曲《胜如花》道尽了孤家寡人崇祯帝殉国的凄惶，堂堂天子，竟然不如“飘蓬断梗”。
李闯进城后，有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以及一些公侯、驸马自杀。这些人算是大明的忠臣，但我以为他们不降于贼是报朝廷之恩，未必报崇祯个人之恩。而投降的更多，大学士李建泰以下，包括兵部尚书、户部侍郎、工部侍郎等众多高级官员。明代文秉在《烈皇小识》中列了个长长的名单，共一百三十二人。文秉还特意点了几个关键的投降者的所为：
“逆闯入都，首先劝进者，陈演（内阁首辅）、朱纯臣（就是以赴宴搪塞崇祯不开朝阳门让皇帝逃生的那位）也；向贼叩头求用，指斥先帝为无道者，魏藻德（内阁首辅）也；从狱中出而为贼策下江南者，张若麒也；其颂贼为救民水火，神武不杀者，梁兆阳也；代贼焚毁太庙神主者，杨观光也；大负先帝委任，终以拷掠死者，李国桢也；先帝求金不应，东宫出亡不纳，终赍盗粮，尽为贼有，负君辱国，贻恨千古者，周奎也。”除了这些大臣，还有崇祯很器重的守城太监，后开门投降的曹化淳等。
崇祯尸体被李闯军队发现后，停灵数天，《烈皇小识》载这些已投降的旧臣对先帝尸体的表现，“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余皆睥睨过之。”——斜着眼睛瞟一眼就过去了，人情如此之薄！
据《明季北略》记载，崇祯梓宫暂厝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两个和尚自愿前来为大行皇帝超度，李自成的两大重要部属宋献策和李岩经过此地。岩对宋说：“何以戴纱帽的反不如和尚？”宋回答：“那些纱帽原是陋品，并不是和尚之品比官员强。”李岩再问：“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为什么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献策的回答是：明朝的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因此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新进者心想，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哪有马上死的道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其旧任老臣又思忖，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就算一人死了也于事无补。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
这段对话，未必是信史，但多少反映当时一些有见识的士人对明朝情感之冷薄。科举是表面上的原因，本来明室仅仅把八股制艺作为笼络也是控制读书人的手段，读书人也只把它作为敲门砖。所谓忠义之说，远不能遮掩利益驱动的本质。所谓明朝养士三百年的“养”，和用草料养牛马差不多，多数士人哪会给它尽忠？
清代定鼎中原后，追赠崇祯的谥号为“庄烈帝”，帝王死于宫外者为“庄”，而自杀很符合“烈”字。崇祯皇帝既不像汉献帝那样懦弱，也不像隋炀帝那样残暴，也不像南唐李后主、宋徽宗那样醉心于诗词书画而荒了国政，而是很敬业、颇思进取、一直想匡正爷爷万历、哥哥熹宗执政时的过失。因此崇祯的死更具有悲剧意义，比其他亡国之君博得了更多的同情。
明朝养士三百年，最后大敌当前，这些食朝廷俸禄的人很多都这个样子，当然可以说这些人无耻、软弱。可他们天生就这样无耻吗？同样是读书人，宋末士大夫表现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度足让明朝士人汗颜。同样读孔孟书，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我们要比较一下宋、明两代养士的差别。
宋代最后一个皇帝赵昺和崇祯帝相比，同样是自杀，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不是凄凉而是悲壮。大明和李自成军事力量的对比，远不如南宋和蒙元军事力量对比那样悬殊。蒙元是在扫平欧亚大陆，歼灭金、西夏，降服吐蕃、大理之后，包抄了疆土狭小的南宋。以武力最鼎盛时的蒙元来攻击弱小的宋，就如今日超级大国美国进攻伊拉克一样，胜负早定。即使这样，南宋独自抗击了蒙元几十年，直到1279年，宋朝君臣退守南海边的崖山。蒙元水师逼近，宋军在张世杰的指挥下，打了一场惨烈无比的“崖山保卫战”，因力量过于悬殊而失败。丞相陆秀夫背着八岁的小皇帝蹈海自杀。史载：“后宫诸臣，从死者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万余人。”大战中与帝室失散的张世杰知道少帝已死后，领着船队再度出海，航至海陵岛一带海面时遇飓风溺死海中。
张世杰、陆秀夫和在北京就义的文天祥被后人称为“宋末三杰”。而为大宋殉葬的士人远不止这三人，蒙古兵攻陷潭州（今长沙）时，岳麓书院几百个儒生全部战死。
而明代呢？皇帝自杀时，身边连半个陆秀夫都找不到。清兵南下时，投降的大臣一个接一个，前赴后继。江南一些缙绅起兵主要是以复社文人做领导，他们大多是不受重用或闲呆在家中的在野知识分子，如陈子龙，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如唐世桢，一个没有功名的读书人，清兵下江南后，跟随唐王抗清，最后被清廷杖死。《研堂见闻杂录》感慨：“忠臣烈士，不出于缙绅，而出于一青衿弟子，不出于食禄大臣，而出于偏藩几日之薄官，其为明朝结三百年之报，惟公一人矣。”而东南文人领袖钱谦益，口口声声要殉国。待到国亡时，小老婆柳如是劝他投河以成大节，钱说水太凉了，以后再说。他最终还是投降了清朝，没当成陆秀夫。连后来的清代皇帝也瞧不起这些投降的大臣，说汉族文人太柔弱，让他们入了《贰臣传》。
明末文人无耻者、贪生怕死者众多，而整个大明，提倡理学是不遗余力的。读书人从小接受的是做忠臣孝子的名教教育，在旌表贞烈之士上，明代的皇帝花的功夫最多，可是他们培养出许多洪承畴和钱谦益。
明代的教育为什么失败？关键是统治者并没有尊重文人，他们没有真正把文人当成有独立意识的人来对待，而是当成奴才来处置。明廷所要培养读书人的忠，乃是忠于一家一姓、带有奴性的忠，而非爱社稷、护百姓的大忠。
可以说，从开国皇帝朱元璋开始，除了其间有孝文帝、仁宗、宣宗几个对文人不错的皇帝外，大多数皇帝和文人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朱元璋几乎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改造文人，让文人的自尊扫地，气节不存。他动不动就打大臣的屁股，他赋予太学以下各类官学的管理人员有任意侮辱读书人人格的权力。到了他的儿子朱棣，更是变本加厉，灭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孺十族。
方孝孺的灭族是当权者在向天下的知识层昭示一个道理：不要忠于道统和原则，而是要忠于最终的胜利者。
明初朱元璋父子用侮辱人格的方式来对待士人。经过仁宗、宣宗等相对仁厚的皇帝执政，士人的正气也渐渐地又被培植起来，打屁股不再是耻辱，因为直谏而被杖，倒是一件足以自傲的荣誉。孟森先生说：“至明之廷杖虽酷，然正人被杖，天下以为至荣，终身倾慕，此犹太祖以来，与臣下争意气不与臣下争是非所养成之美俗。”（《明史讲义》）
真正对士气产生根本性摧残的事情是明中叶以后两件大事：嘉靖朝严嵩当权杀直谏大臣，天启朝魏忠贤当权杀东林党人。此后虽有复社上接东林、匡正士风的努力，但一切来得太晚，真正能显达的总是那些无耻的文人，明朝士林演化成严重的逆淘汰生态。
先说严嵩杀谏臣。严嵩父子当权时，杨继盛上书劾严嵩“十大罪”，被定为死罪，行刑的那天，围观民众皆流泪为之送行。高阳为此评论道：“明朝杀谏臣，自此而始；反激排荡，致使言路趋于偏激，由意气而戾气，国亡始息。说严嵩是明朝第一罪臣，亦不为过。然而此养奸纯出于世宗的姑息，世有亡国之君，乃有亡国之臣，于此又得一明证。”
魏忠贤诛杀东林党人是明史上对士大夫最大的一次围剿，为首的是魏公公，但依附他而报私仇的文臣也不少，东林党人在政治斗争的技术层面几乎是不合格的，纯粹靠一股浩然正气支撑，而阉党控制了皇帝，又掌握了能随便把人处死的东厂和锦衣卫。东林党诸君子被拷掠的惨状，可说是空前绝后。东林党被灭后，士大夫正气几乎荡然无存。死在北镇抚司狱的东林党人之一黄尊素，他的儿子，就是那位明末有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对君权提出质疑，对一家一姓的王朝不复有父辈的愚忠，他们对异族入侵、文化毁灭感到痛心，但对朱家皇朝的完蛋并不痛惜。这不能说没有父辈遭遇带给他的教训。
这样有计划既“杀儒”又“辱儒”的王朝，哪怕把理学的地位抬得再高，让读书人念再多的孔孟圣贤之说，也只能培养一大批善于讲假话、作秀的文人。一个国家到了知识层无耻的地步，那就没救了，最后只能是“桃花扇底送南朝”，读书人的气节还不如妓女。
而宋代和明代相比，则是相当尊重文人的。陈寅恪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和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正相反，朱元璋是想方设法来打击文人的气节，而赵匡胤则是想方设法来赢得文人的心，甚至给后世继位者立下具有宪法权威性的遗诏，规定不能以言论来杀文人。宋代养士三百多年，尽管王朝武力一直很弱，但文人多半能和朝廷同心同德，共撑危局。
再说崇祯皇帝的个人原因。
崇祯接手的是一个病入膏肓、危机四伏的王朝，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是绝症的“病人”，首先是应该慢慢地调养，先维持生命，再如抽丝般一点点减轻病情，或许大明帝国还能延续几年，可感觉到时不我待的崇祯，想用霹雳手段救帝国于沉疴之中，反而欲速不达，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崇祯的性格和清朝的雍正颇相似，勤于政事而人不够通达，对臣下过于苛刻。如果崇祯和雍正一样，继承的江山是康熙那样留下来的全盛帝国，他未必不是一个有为之君。一个人身体健壮抵抗力强时，对体内一些毛病可以放手去治甚至下猛药也无妨，而对奄奄一息的人救治方案得格外谨慎。崇祯面临的不是雍正那样没有根本危机的帝国，但也采取和后来雍正一样的刚猛之法，是他执政的失误。
一位号锁绿山人的明朝遗民在《明亡述略》中评价崇祯，“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这番话很有道理。崇祯刚即位能清除阉党，很有一番励精图治的样子，天下人对他寄予中兴大明的厚望。可到后来觉得外臣不可用，又重用太监，如开门投敌的曹化淳。经过他父亲、哥哥的那些年折腾，有能力而又正派的文臣剩下不多，又因为他的刚愎、多疑搞掉不少，如文震孟去职，袁崇焕被冤杀，卢象昇孤立无援战死疆场，重用的都是温体仁、杨嗣昌这类治国御敌没本事、搞权争却手段高明的大臣。远因和近因交杂在一起，明亡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孟子说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宋代的皇帝即使逃离到海上，还有那么多人跟随保卫。而明代李自成陷北京时，大半河山还姓朱，可皇帝身边只剩下个太监了。崇祯帝自杀时身旁没有陆秀夫，这是他的那些老祖宗造的孽，是朱元璋等人让文人变成奴才的报应。——反正做了奴才，那就做三姓家奴吧，主子姓朱还是姓李甚至姓爱新觉罗有什么区别呢？
普天之下并非王土
当明朝灭亡后，黄宗羲隐居乡间著书，拒不出仕。但仍然有人苛求他为什么不学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还要活在大清的治下。黄宗羲辩解道：“田出于王以授民，故谓之王土。若后世之田，为民所买，是民土而非王土。”
苛求黄宗羲的人，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土地制度是会变的，在周朝时，由于技术、制度等许多原因的限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表述，可能还是一种产权现实。明清之际远不同于周朝，明清的土地产权已很明晰，自己靠买来的田养活自己，当然不是新政权的恩赐。
2006年6月上旬，我去太原公干，顺便拜谒了心仪已久的晋祠。走过号称中国现存最早的立交桥鱼沼飞梁，我在宋代兴建的圣母殿前徘徊良久，仰着头看大殿走廊上方悬挂的一块块不同时期的牌匾，大多数内容是颂扬三千年前一段史实：“桐叶封弟”。如：“三晋遗封”、“桐封遗泽”、“惠洽桐封”等等。
这个典故稍有些文史知识的中国人应当熟悉。《史记•；晋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予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这个典故引起我对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些联想。
太史公这段话叙述了两次土地流转。一次是通过战争的形式，“唐”这块地方被周王室收回去；一次是成王与弟弟两个小孩过家家，假戏成真，通过分封的形式，又把这块土地给了唐叔虞。
如果用现代法律的、经济的眼光来分析这段史实，晋祠所在的这块土地的流转究竟是所有权转移，还是使用权或是其他权的转移？用武力抢夺固然是财产转移的一种非常古老的形式，而分封也很古老，它属于哪一类财产转移？
我想是不是可以将成王封唐叔看成一次赠予的行为？成王的戏言，是一种赠予的口头合同，而桐叶代替珪成为双方履约的凭证。这一赠予合同的内容和履行，是有着礼制的严格规范。《汉书•；地理志》说：“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成王封叔虞为第一等“公”，所以封地是方圆百里。而接受赠予是有附加条件的，即诸侯必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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