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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政局的三角恋:皇帝.文臣和太监-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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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诸人，除了黄尊素外，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他们被害时固然正气冲天，让后人敬仰其气节，但千古留名又如何，朝局越来越糟糕，这不是他们的初衷。这样的君子，其实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搞“亲不亲，路线分”的斗争，最终两败俱伤，于国于民都没什么好处。正邪不两立固然不错，但在具体的操作中不能绝对化。
一位“范进”式的烈士
天启四年、五年（1624年、1625年），魏忠贤等人将杨涟、左光斗以及高攀龙等东林人士一网打尽。这些人里面，多数如杨、左、高那样少年得志，久经宦海，从小官做到大官（高、杨、左分别是都察院的一、二、三把手，因为他们是朝廷监察机构的主要负责人，常常查阉党人士的劣迹），最后和阉党正面冲突情有可原。他们的处在要害位置，树欲静而风不止，即使不主动上书参魏忠贤，阉党也难以放过他们。
在死难的烈士中间，有一位六十六岁的新干部缪昌期，他既不是掌管监察大权的科、道官员，也非有实权的地方官，而是掌太子奏请、讲读的左春坊谕德，是个从五品的闲职，当时的皇帝熹宗整天沉浸在木匠活里面，根本没子嗣，辅佐太子的机构更无事可干。
可老缪硬是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他几乎是飞蛾扑火，自己主动去当烈士的。他久困场屋，科举之路走得异常艰险，好不容易像范进那样，有了功名，却主动卷入了朝廷最大的一场政治斗争，其志节可敬，其遭遇却可叹。
缪昌期是常州府江阴人，现在那地方十分富裕，有个远近闻名的华西村，明清时期这地方也是经济富庶文化昌明之地。缪被抓进大牢后，感觉到自己可能不能活着出去，写了一份自传，希望“生平节略拈出与儿辈知之”，这份自传讲述了一个读书人科举之路是何等的艰难。
缪十四岁赴童子试，县令十分赞赏，县考、府考都是第一，取得生员资格；二十岁补廪生，在圈内已很有文章之名。可连续参加好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三十九岁那年，才乡试中举，年龄比范进中举时稍稍年轻一些。中举后又蹉跎了好些年，直到五十三岁才中进士，入翰林院。这把年纪，在今天对一般人来说都大学毕业三十年，可以退休了，而缪刚成为一名官场新兵。缪家十分贫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为诸生二十余年，乡举十余年，不营产业”，家纯粹是考试考穷的，缪中进士那次进京赶考连盘缠都没有，去朋友那里借了三十两银子才能成行。
寻常人的想法，考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进了官场，应该有紧迫感，快点做官快点捞钱。这缪昌期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不过不是为了发财，而是尽快想成就忠臣之名。进翰林院后，他和杨涟等人交往很密，常常在一起议论朝政。“梃击案”，很多人怀疑是做太子不成的福王生母郑贵妃和其兄弟背后策划，拍郑贵妃马屁的官员说这袭击太子的人是“疯子”，主张不要再追查下去。老缪对主张这种说法的御史很愤怒，说他们为乱臣贼子开脱，因此把人得罪透了。
泰昌做了半年皇帝就死了，熹宗登基，杨涟上疏历数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当时昏庸之极的熹宗对魏忠贤言听计从，这样的奏折上去不但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可能更快引火烧身。当时的首辅大学士（相当于首相）叶向高，他是缪昌期考进士时的主考官，缪算他的门生。这是个官场老油子，当然明白杨涟此举太冲动，根本撼不动魏忠贤。他也不想和魏忠贤把脸皮撕破，便对学生缪昌期说魏忠贤也有可取之处，杨涟这疏上去起不了什么作用。
可缪这种内心充溢着道德感的正人君子，容易犯一个毛病，喜欢把朋友、敌人，君子、小人的营垒分得清清楚楚，认为不赞成自己主张的人就不是忠臣就不爱国，他当场顶撞身居相位的老师，说持魏忠贤亦有可取之处观点的人该杀。这话当然又把恩师得罪透了，相爷恩师最后也不管他了，叶向高看到魏忠贤权势甚大，干脆告老还乡以求自保。
至此，缪昌期和杨涟完全成了裸体上阵打仗的许褚，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下，而自己毫无可资保护的战壕和铠甲。老缪不管危险日近，和杨涟、左光斗来往更密切，日夜呆在一起，有人便对魏忠贤说，杨涟弹劾魏二十四大罪的折子是缪昌期帮着起草的，魏忠贤自然恨死了他。其实这是冤枉了缪昌期，但给魏叫贤造成如此误解，是因为他此前的一贯表现。
当时缪的官运还不错，可谓“老来红”，吏部会推已经准备让他做掌翰林院的翰林学士，这个职位虽是正五品，但非常重要，是帮皇帝起草诏书的办公室主任，绝对前景远大。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杨涟、左光斗因得罪魏忠贤，被免官回乡，这样的人一般看风使舵的官员躲之犹恐不及，老缪大大方方去为杨、左饯行，送他俩出都门，明摆着不在乎魏忠贤。因此魏得知内阁要重用缪昌期时，派人到内阁威胁道：“你们难道要留住缪昌期专门送客？”
这一下老缪官未能升，反而不久就被削职为民，回老家江阴闲住，再过一年被锦衣卫抓到诏狱里折磨致死。五十三岁进官场，至此如黄粱一梦。
缪作为传统儒家文化养大的君子，立志要做忠义之臣，要养浩然之气，值得敬佩。但凭一身正气，不计安危不讲技巧就去用血肉之躯堵枪眼，往往会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下场，这不可取，政治不是这样玩的。那时候的人最大的孝道就是光宗耀祖，让父母得到封赠，明代官员到一定的级别，朝廷会封赠三代，连官员的祖父母、父母都要赠送官衔，吏部有一个验封司专门管这事。缪昌期在没中举前，父母就去世了，他特意将父母合葬的墓志铭留下空白，不正式立碑，等着自己当官后，父母得到封赠，再把官衔刻到碑上，以慰泉下之灵。后来做到五品官时，父母有资格得封赠了，却横遭大难。因此他在自传中对死去的父母充满着内疚：“不谓逢天之谴，并夺两赠，此不孝之死不瞑目也。”
幸好崇祯即位后，除掉魏忠贤等阉党，又开始玩千年不变的平反游戏，来收拾人心。老缪不但被平反被追认为忠烈，而且皇帝还赠送他一个官职，詹事府正詹事，恩封三代。正詹事是正三品，这下能光宗耀祖了，可获得这个官的人已经死去好几年了，只能给阴曹地府下的他一点安慰。
张溥的志大才高术拙
明末苏州府太仓人张溥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文人领袖，他一生仕途不得志，但影响很大。中进士后，选为翰林院的庶吉士，这是读书人飞黄腾达一个极其重要的起点。《明史•；职官志》载：“（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庶吉士品秩不高，没什么权力，但作为朝廷的后备高干培养，前景远大，明清两代，只有入翰苑者才能进内阁，死后谥号带“文”字。
可张溥做了庶吉士不久，便回到老家，再没有起复，一直通过复社的力量来影响政局。作为一个文人，没谁愿意隐居幕后，都喜欢走上前台做官，实现平生抱负。张溥这样过早地退出仕途，是不得已为之，也可以说是一个志大才高却缺乏从政艺术的文人性格使然。
张溥中举前，已名满天下，吴伟业等人拜他为师。崇祯三年（1630年）张溥和弟子吴伟业以及复社的同仁杨廷枢、吴昌时、陈子龙一起中举，崇祯四年（1631年）他和吴伟业一起会试、殿试中式，吴伟业为榜眼，张溥为庶吉士。复社诸人开始大规模进入政坛，这应当是一个胸怀治国平天下之志的文坛领袖很好的仕途开端，但张溥错过了这样的机会。
按惯例会试的主考官由内阁次辅当主考官，首辅因为要以政务为重，一般不充当主考。但当时的首辅周延儒看到此次会试天下名士甚多，想将他们收罗为门生——门生是当时政坛高官非常重要的资源，便破例自己做主考，次辅温体仁当然不高兴了。所以张溥还没有进入官场，已经被动地卷入高层权力斗争。
张、吴中进士后，按惯例新进士试卷要印发天下，作为《高考作文指南》之类的书供后来的举子学习，序言一定要由房师来写，以示师生名分。可吴伟业这位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二名的科场新贵，稿子出版后不请提携他的房师李明睿作序，而由同年中进士且名次不如他的张溥作序。这当然坏了官场不成文法，李明睿当时已经是尚书级别的官员，大怒，要削掉吴伟业的门生资格，后来吴伟业负荆请罪，风波才平息。李明睿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官场的体例，并不是仇恨嫉妒张溥。张溥作为文坛领袖，应当很了解这个规矩，开始就应当谢绝吴伟业要他作序的请求，尽管他是吴伟业实实在在的授业之师。风波起来后，对李明睿的愤怒更应给予理解，可他却很不高兴，和李明睿因怨生隙。
周延儒因为要笼络张溥等复社名士，对他恩礼备至，因此他才可能进入翰林院。此时，作为一个刚刚进入政坛的新进士，不管民间的声望多高，张溥聪明的做法应当是摆清自己的位置，好好在翰林院历练，依靠首辅这棵大树，等待机会。
可张溥太过于狂傲。翰林院的规矩，新来的庶吉士见到馆长就如见严师，见到先进翰苑的前辈要称晚进，坐在一起开会时只能老老实实坐到角落里。这和现在军营里新兵见老兵，大学中新生见老生没什么区别。可张溥大约觉得自己名气比他们都大，根本不管这一套，替天子草拟诰命敕令时，也语气太大。同馆的翰林当然看不惯，向内阁告状。首辅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释，而次辅温体仁恨乌及屋，就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庶吉士本来就是照例培养的后备人才，能成才就留下来，不成才就离开呗，让张溥走人有什么难的？”
被内阁二把手批评了，一个新进士本来就应当自省，及时调整心态。可张溥正好相反，他搜集温体仁结交宫内太监，重用同乡等事情，草拟奏稿，让学生吴伟业上书参劾温体仁。吴伟业比他的老师脑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刚刚进入朝班，去参劾一个内阁二把手实在太有风险，但师命难违，便折中了一下，将张溥的草稿有所增损，改成参劾温体仁的亲信兼同乡蔡奕琛——当时的一个员外郎。但这事的前因后果怎瞒得过官场老手温体仁？温体仁早准备重重惩处张溥，多亏周延儒拉了张溥一把。但张溥已经彻底得罪了内阁次辅温体仁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时时找他的茬，他没法呆下去了，崇祯五年（1632年）碰上葬亲，请假回家守制。
吴伟业作为张溥的门生，会元榜眼连捷，让天下读书人羡慕。士林盛传出自张溥门下的人必定能很快发达，这实际上是把一个品秩很低的官员放在火上烤。张溥还在京师的时候，远近的士子跑到他太仓的家里，向着北面遥拜，称弟子，请掌管复社名录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张溥告假回乡时，来拜见他请他收为弟子的更是络绎不绝。崇祯五年（1632年），张溥在苏州虎丘主持复社大会，自己任社长。《复社纪略》载当时的盛况：
“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
本来守制三年，张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但他作为一个在籍守制的官员，这动静实在太大了。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对民间结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对张溥这类民间意见领袖防范甚严，以在野之身，都能影响朝局，要是让他占据朝廷重要位置，那还得了。而崇祯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还乡，死对头温体仁升任首辅，张溥就更没希望重回官场了。
张溥闲居在家最后郁郁而终，是个悲剧。历史上张溥这类志大才高却终身不得志的文人还很多，苏辙对他哥哥苏轼的评价是：才高为累，道大难容。固然说出了一部分的真实原因，但还有一些原因没有说出来，就是这类大才子，眼高过人，对许多碌碌之辈、鼠蛇之徒瞧不起，不愿意引为同道，可官场上更多的却是这类人。在才气和志向上，张溥这种人可能高于那些鼠蛇之辈，可在从政的技术层面，张溥这类人往往是低能儿，远不如他们的政敌。从张溥初入官场的表现来看，他实在不适合从政，过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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