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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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赐予者。
　　上午8时20分～10时。在我刚要吃早饭的时候，凄厉的警报声发出了警告，我匆忙地吃了几口饭，就跟着别人到东院的防空洞。一个在防空洞外面逗留时间比我们长的花匠估计飞来了40架飞机，后来我们在广播中听说有34架飞机从上海起飞，但实际上只有21架飞临南京。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国家广播电台、自来水厂和城西供水的系统，城南的一个军事设施也被日机光顾，上述三个地方都挨了炸弹，但我还不知道遭受破坏的程度。
　　上午10时30分～12时。我去拜访邻居，一方面是邀请他们参加下午的聚会；另一方面是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社区一切正常。每拜访一家都使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仍然在这里安慰人们、振作人心，并使人们放心。
　　下午1时30分。我很早就去了邻里学校布置会场，为2点钟的聚会做准备。在拱形门口，我遇见一群欢乐的孩子，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来了，好像是在批评我来得太迟了。到下午2时30分，来了30个孩子和18名成人，我们开始了仪式。鼓楼教堂的倪牧师也来帮助我们。我们先为孩子们做了礼拜——唱了一首他们熟悉的歌，接着倪牧师给他们讲了一个非常好的故事。
　　此后，孩子们很开心地回家了。这使我很吃惊，因为通常他们也想留下来看大人们的活动。
　　下午3时15分，成人的仪式刚结束，警报声又发出了警告，在此后的一个半小时里，我们躲在由“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修建的防空洞里，该组织正借用社区之家作为其总部。
　　晚上8时30分。我通过长途电话与武昌的伊娃通了话，伊娃告诉我，社会学系的学生说服了龙博士留在武昌，而不是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到湘潭去。她正在设法把另一所教会的房子改成学生宿舍。
　　晚上9时30分。我们听了上海全国基督教委员会的广播，广播用中、英文介绍了在最近的危机中该委员会的工作情况。罗纳德·里斯还讲述了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一些地方教会组织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广播很有帮助，它使基督徒感到自己是全国运动的一员，并使他们的思想统一。
　　罗纳德·里斯鼓励传教士在目前困难的日子里与中国同事并肩工作。但他过于含蓄，没有公开说明他们可能不得不拒绝领事馆要他们撤离的命令。他们正在考虑组建一个全国基督教战争救济委员会。
　　9月20日，星期一经过长时间的休息，今天早上醒来后很惊喜地发现，尽管昨晚的月光有利空袭，但一整夜都没有空袭。但愿他们没有利用这皎洁的月光，残忍地轰炸其他没有设防的城市。
　　今天上午吴博士和我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重新审定了有关在上海和湘潭开展工作的决定。
　　上午9时30分。美国大使馆的帕克斯顿先生来访，并宣读了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一份很长的声明，声明称，为了尽快结束战争，毁灭南京所有的军事设施、机场和通讯中心，从明天中午开始，他们要对南京展开真正的攻击，使南京不再是军事决策中心。换句话说，我认为他们期望通过这种方式，竭尽全力扩大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原文在“同中国的友谊与合作”下加了下划线，这显然是讽刺的语意。。
　　帕克斯顿劝我们离开几天，也许不超过芜湖以西。所有的使馆人员也许都将撤离。尽管我对自己决定要做的事情绝对没有什么怀疑，但在感谢他通知我们之后，我告诉他，我将同凯瑟琳小姐商量一下撤离的问题，并尽快将我们的决定告诉他。如果当时就拒绝他有点不够含蓄，但几小时后我写信给他，明确表示了我的看法：撤离使馆人员是不明智的。下面是我大胆地写给帕克斯顿和佩克的几句话：“我认为，如果城里所有的使馆都降下国旗，并撤走人员，这将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意味着日本甚至在没有正式宣战的情况下，就可以对南京进行无情的、毫无顾忌的狂轰滥炸，我希望日本空军无法得到这种满足。”在我和凯瑟琳进行了短暂的商量之后，我们俩都向大使馆表示，我们将同我们的同事在一起，在这种时候，我们认为自己会发挥很大作用。我们还清楚地表明，我们是自愿冒险留下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愿以任何形式使政府或是学院感到他们对此负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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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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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时～下午1时。我参加了吕锦瑷在特威纳姆教堂举行的婚礼，遗憾的是新娘迟到了。
　　在她来之前，第一次空袭警报已响了起来。仪式刚要结束，紧急警报就响了，我们开始听到远处轰炸机的轰鸣声。我从未用中文这么快地说过“上帝的祈祷”，这应该在礼拜结束时说。我们本可以跑到金陵大学的地下室去，但我们决定就呆在这个小教堂里，尽管这是个不明智的决定，特别是由于它离何应钦将军住宅附近的高射炮很近，这门高射炮就在他的住宅那儿。轰炸很猛烈。我们试着逗在场的孩子，并和他们一起玩。现在还不知道轰炸的结果，但恐怕很糟。
　　下午1时30分。我给住在巴克家的斯迈思打了电话。他反对撤离，并已开始为大学医院组织救护车。
　　下午2时。由于空袭期间炊事员无法做饭，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吃午饭。
　　下午3时。刚吃完饭，我们现在全在400号宿舍楼吃饭。
　　下午3时～6时。在信使把凯瑟琳和我的信送到大使馆前，帕克斯顿先生打来了电话。我有点过意不去，因为我知道他太忙了。在和我谈话中，他表示非常理解和尊重我们的立场。他说只让使馆的部分人员乘炮艇溯江而上，离开南京。
　　在和吴博士商量后——她非常愿意，我给大使馆的参赞佩克写信，询问他们对我们在校园使用美国国旗持何种态度。他打来电话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很大方地借给我们一面新的9英尺长的美国国旗。我们把它平放在我们校园方草坪的中间。尽管旗帜有9英尺长，但在那块大草坪上看起来却很小。程夫人、陈先生和我决定明天买布做一面比这个大3倍的旗帜。我还与南门教会以及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朋友联系，询问他们是否准备了美国国旗。
　　晚上7时。我们请胡斯曼夫人吃晚饭，因为她和丈夫明天早上将动身去青岛，然后回德国。
　　胡斯曼先生3点钟把他们的行李送到浦口，没能来吃晚饭。我虽没对她说，但我想他可能在送行李时遇到了麻烦，因为今晚和明晨，数以千计的人将从不同的方向撤离南京。
　　今晚，刘恩兰和一名学生去了武汉。我们认为，在事情发生前，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让她撤离。她和几名学生一整天都在忙着包扎地理系的书籍和仪器。
　　陈中凡先生明天去武汉，他去那儿教中文。我们想让他今天就走，但船很挤，由于身体瘦弱，他觉得自己无法承受这种旅行。据说一位中国高级官员为了撤退他的家人和朋友，占据了一整艘中国商船。
　　今天下午斯迈思来访。可怜的孩子看起来气色不好，夏天那场病之后，他还未痊愈。不过他充满活力，并有各种计划和打算。他原本可以如他所说的那样“逃跑”，但他没那样做。因此，他以前所未有的精力，为鼓楼医院组织救护车队，他觉得在大使馆的眼中，这一工作能够证明他留下的合理性。
　　巴克先生明天去汉口，他的办公室已搬到那里去了。他计划先到那儿，然后再到上海去一段时间。现在租车到上海要200美元。吴博士回来了，看起来对自己很不满意。她说她对巴克发了火，并要他转告大使馆她对使馆决定撤离的看法。她认为这是不友好的行为，也正是日本希望外国政府所做的事。后来，巴克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已把她的话转告了约翰逊大使。
　　自我从青岛回来后，今天刚好是两个月，但感觉像是两年，这样说还打了折扣。
　　是睡觉的时间了。今晚的月光美极了，但我认为今晚不会遭空袭，我认为日本会利用这段时间来完成下次轰炸的准备工作。据说今天实业部遭到轰炸，41人被炸死。这种时刻往往谣言四起，并且传播很快。斯迈思告诉我，他听说中国空军已很难发挥作用了。今天，每当中国飞机试图做点什么的时候，就有4架日本飞机追逐它。今天早上，那个较大的军用机场被彻底摧毁。从现在起，南京只有挨炸的份了。
　　晚饭时，胡斯曼夫人给在座的鼓劲，说今天早上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昨天也是7架，这使我们感到很有希望。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些都是谣传，折中一下也许更接近事实。
　　今晚当我回到实验学校的房间时，在月光下，我忍不住站在铺在草坪上的国旗旁。我想，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动机和所作所为如果不自私、不贪婪的话，这面国旗以及它所代表的国家将具有多么大的和平和正义力量啊！即使现在，如果英国和美国能够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而联合采取行动的话，人们还有可能为了后代而拯救这个世界！我们是怎样在不同时期，利用我们民族的遗产，并出卖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是我们清教徒先辈们历经磨难后才得到、并转赠给我们的！9月21日，星期二零点来到了，感谢上帝，一夜平安，睡了个好觉。7时，我去诵经厅等汉口伊娃的长途电话。昨晚就想和她联系，但邮局说电话线路太忙，我要等好几个小时。
　　上午8时。我与伊娃通了电话，谈得不错，我告诉她，恩兰和地理系正在去汉口的路上。她说，不知道他们如何安排我们的学生，因为宿舍已爆满。当我告诉她吴博士宁愿把我们的学生集中在长江上游的一处而不是两处时，她说将设法再找一处房子。到目前为止，武汉没有遭到空袭，但我们不能指望它未来也安全，这倒是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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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二）（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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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时。帕克斯顿打来电话，邀请吴博士、凯瑟琳和我去吃午饭原文tiffen有误，应为tiffin。，同时，在空袭时也可以躲进大使馆的防弹地下室——根据长谷川海军中将即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中将。的最后通牒，大家似乎都以为空袭在12时开始。我们对帕克斯顿的邀请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但同时让他明白，如果空袭开始了，我们不想离开我们的集体。在电话中他还告诉我，他同约翰逊大使谈了很久，大使同意他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笑着说，现在他同凯瑟琳和我属于“同一个阶层”的人了。
　　今天上午，F·陈先生去了南京的主要商业街，看看能否买到我们准备做旗帜所需的红、白、蓝布，但他说，唉，所有的商店都是铁将军把门，门关得紧紧的。
　　昨天深夜和今天一大早，我们能听到汽车匆匆驶向下关——长江码头的声音。我想知道在过去24小时里有多少人离开了这座城市。吴博士去了教育部，看看能否得到批准，当上海圣约翰大学开学时，我们的学生能在那里借读。她从教育部得到的保证，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向在上海地区的学生发出通知。圣约翰大学正在向政府申请注册，我们的一些老师将到那里去，这两个事实是我们得到口头保证的原因。
　　万一今天有大范围的严重破坏，我们组织了一些自愿人员——一些老师和两名看门的工人，在警报解除后立即到鼓楼医院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来看吴博士，他说中央大学已决定迁到四川重庆，并力争11月1日在那里开学。
　　我刚刚给里斯、贝茨、斯迈思、谢泼德和威尔逊·普卢默·米尔斯（WilsonPlumerMills）写了信，提出把这里的实际情况转告给日本农民、工人和教育工作者的方法，因为我相信日本有许多有头脑的人，如果他们能了解真实情况的话，将会对日本军事当局产生一些影响。
　　我的设想是弄一架快速邮政飞机，在夜里飞过去，撒下成千上万的小册子和传单。我们可以把斯坦利·琼斯（StanleyJones）的信投给日本人，还可以告诉他们通州屠杀和上海事件的真相——这两个事件被他们不断地用来煽动日本人民的愤怒情绪。我怀疑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设想，但在我看来这个设想并不比轰炸医院和难民火车更缺乏理智。这一设想很可能意味着损失一架飞机，牺牲飞行员及其他一些人，但是为了和平，这一牺牲难道不值得吗？午饭吃得很仓促，实际上，我认为吃得比平时要早。一些人吃得比平时多，他们说不知道何时能吃上下顿饭。现在已快下午2时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有点后悔，我们没有接受帕克斯顿的邀请去吃午饭。
　　下午，我为吴博士写了一些重要的信，一封是给圣约翰大学的代理校长孙先生的，另一封是给青岛的鲁丝和弗洛伦斯的，叫她们去上海；两封给武昌的教师。在5时至6时间，我骑车到附近转了转。谁说中国普通老百姓不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如果有一位绅士同我谈起美国大使馆决定撤离的话题，那么至少有六位其他的人也会谈论这个话题。他们确信，美国大使馆之所以撤离，是因为他们害怕，而其他的使馆都不会撤离。我很高兴地解释说，美国国旗还在飘扬，至少大使馆里还有一名美国人。一位慈祥的老农走过来问我，战争要持续多久？他噙着泪水说，穷人忍受不了多久了。看着他那张饱经忧患的脸，我不忍心告诉他，基督教国家曾经打了四年漫长而又激烈的战争这里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我只能安慰他说，我希望并祈祷这场战争很快结束。
　　晚饭后，我同林玉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4届毕业生。聊了很久，她在市立医院做社会工作。她说她在大学学习的时候，老师告诉她要珍惜生命，但在上个星期天，当她看到几十具残缺不全原文mutiliated有误，应为mutilated。的尸体时，她对所学知识的价值提出了疑问。有两次她离遭到猛烈轰炸的地方很近。
　　现在是9时30分了，大轰炸还没开始，但是凶兆还笼罩在人们心头。我们对未来一无所知。
　　别为吴博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以及我们和其他人担心，因为我认为一切都会顺利的。
　　解释：本日记开始于1937年8月12日，写日记时特别想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职员工——那些熟悉校园生活的人。由于这些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因此日记中有许多打字错误，但没有进行修改。由于没有时间重读一遍，所以也有许多重复之处。既然有这些理由，日记就这样写了。希望这些日记能向许多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朋友展示，在这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M·V（明妮·魏特琳）9月22日，星期三今夜不适合轰炸——天气阴沉，下着小雨，因此，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休息。我们无法预测白天会带来什么，因为在我们脑海中还清楚地记得那位中将的警告。有某种不祥之兆笼罩在我们心头，但正所谓“征兆并不等于就是威胁”。
　　凯瑟琳主持了早上的祈祷和团契活动。在这些忧伤的日子里，祈祷似乎是多么的现实和重要。现在打招呼时说“祝你平安”显得多么意味深长，而以前只是寒暄之语。这些熟悉的赞美诗和祈祷，对我来说有了新的更深刻的意义，特别是这几句话：“你的愿望会实现，因为你就是力量和荣耀。”上午10时15分。第一次警报响了。10时45分，紧急警报又响了起来。我检查了所有防空洞和地下室后，去了东院的防空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