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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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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夫妇；贝茨博士和鲍比；齐先生和齐夫人；4位校友：布兰奇·邬、林弥励、骆佩芬、袁诚申（音译）；5位教职员工：瑟斯顿夫人、哈丽雅特、李先生、陈先生和我。
午餐会在哈丽雅特的安排下准备得很好，餐桌旁大多摆放着秋菊，色彩鲜艳，让人赏心悦目。座位牌很别致，是骆佩芬和袁诚申做的。饭后，我们又回到活动中心，哈丽雅特给了大家一个惊喜，她给大家念了贺信和贺电。贺信是弗洛伦斯·柯克刚寄来的，贺电是吴贻芳博士发来的。然后，她又给我们念了香港和上海分校寄来的贺信与发来的贺电。她还特地为“创始者节”写了一首歌，由4位校友演唱，唱得非常动听。
下午5时30分。我去美国大使馆见汤姆斯·C·哈特（Thomas·C·Hart）上将及其随行人员。我们传教士去得早，其他人去得却很晚，双方基本上没有共同点。凯瑟琳去得稍晚一些。晚上，她到我这里来又一次重复了她常说的那句话：“官员们一点也不理解我们这些传教士，也不理解我们所做的工作。”11月5日，星期天这是我记忆中最美的秋日！校园里美极了，秋色的金黄与松树的葱绿融为一体，美丽的菊花竞相开放。
10时30分的学生礼拜非常成功，礼拜由我主持，王邦契先生布道。下午3时，钟声一响，学生们就在宿舍楼前排好队。3时15分，她们列队走进大礼堂，蓝布学生服将她们映衬得端庄大方。3时30分，“创始者节”的祈祷仪式开始了。我漏写了一点：下午3时，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哈特上将携几位军官来到学校。他们临走之前视察了图书馆和礼拜堂，并检阅了学生。令我们遗憾的是，他们没能留下来参加祈祷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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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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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者节”祈祷仪式庄严而典雅，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包括学生和来宾都深受感染。和往常一样，各色菊花、金黄的树叶和跳动的烛光装点着礼拜堂。主席台上坐着我们6个人，从左到右依次为：王邦契、魏特琳、普赖斯博士、瑟斯顿夫人、贝茨和布兰奇·邬。祈祷仪式内容如下：开场白——顾小姐和埃莉小姐念祷文——普赖斯博士唱赞美诗——《你的圣殿永在人间》诵读经文和主祷文——贝茨博士，经文为《申命记》第8段第1～3句及第5～10句唱赞美诗——《天堂的回响》简短讲话——邬小姐布道——《记住过去》，布道人：劳伦斯·瑟斯顿夫人；翻译：王邦契先生唱赞美诗——《上山去》念主祷文、做赐福祈祷——普赖斯博士主席台对面几乎座无虚席，学校的235名学生全部到场，来宾肯定不下百人。
今天晚上，我在南山与多恩（Doan）夫人、杰西·M·特劳特（JessieMTrout）（她是从日本来的）以及瑟斯顿夫人共进晚餐。吃完饭，我们下楼到瑟斯顿夫人家喝咖啡，边喝边谈。谈话间，客人们突然要我们说说日军占领南京的好处，把我们弄得张口结舌。
在庆祝“创始者节”之时，我老想着成都、上海和香港分校。
11月6日，星期一太累了，今晚真不想写日记了。早上8时～9时，我在办公室安排下午请哪些人来听特劳特小姐关于合作社的讲座，人选确定后，又给他们写了邀请信。9时～10时30分，带特劳特小姐和多恩夫人去了两个地方，一处是1937年12月、143人被日军活活烧死的地点；另一处是1938年1月5次遭强奸的一位73岁老妇人的住处。中午，我和这两位客人，以及布兰奇、林弥励、骆佩芬、顾小姐一起吃中餐。下午1时30分～3时，约15人聆听了特劳特小姐关于合作社的讲座。4时30分，我到南门，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属的南门基督教学校的一些老师交换意见。6时30分，我和凯瑟琳邀请传教团的几个人在南山公寓吃了饭。
今天晚上的早些时候和晚些时候，我们听到了空袭警报。我们认为，这么做其实是搞灯火管制。
11月7日，星期二今天晚上6时40分，我和凯瑟琳坐黄包车去国际俱乐部参加教育部长举办的宴会。可怜的老头——他已那么老态龙钟，根本管不了什么事，更不用指望他能推动教育体制的进步了。在座的大约有50人，共摆了5桌。部长讲了一席话，内容之一是说他具有两重性——在政府工作时是一个他，参与社交活动时又是另一个他——现在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另一个他。我万万没料到会来这么多日本人，有基督教牧师（5名）、商人数名、新闻记者两名、军官两名，对了，还有两名政府顾问。和我同桌有一位叫尤诺（Uno）的先生，他是洛杉矶的一位记者。谁知道这次社交活动会产生哪些后果，也许无妨吧。凯瑟琳旁边坐的是财政部长，她担心随时可能被记者拍照。
11月9日，星期四昨天下午，焦嫂子来了，我们曾把一件棘手的事托付给她，请她照看凌萍（音译）太太的房子不要让人拆掉，让她一有情况就通知我。这次她是来告诉我，一位邻居把浴缸抢去了，如果我不去把它要回来，浴缸就要被卖掉了。于是，今天下午4时，我和魏师傅去看看怎样处理这件事。房子远在和平门，从这里乘车过去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一路上，我们两次下车等待日本宪兵放行，好在他们放我们过去了。我们到了那里后，去了附近几户人家，要回了浴缸，并给了那个拿走浴缸的人2美元，又礼貌地对他还回浴缸表示感谢，然后，我们赶紧上车回来。在车上，我不得不把脚放在浴缸里——脚实在没有地方放。我们路过一些尚未完工的房子的旁边，看到有人正在拆房卖砖。一幢价值万元的房子，卖砖所得也不过数百美元。
在我们校园的南面，有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其价值不下万元，已经被拆毁，砖头也被拖走了。不应该责备那些拆毁别人房子的老百姓，因为他们也要生存。
在凌太太家附近的一个路口，日军设有关卡盘查过往行人。我们通过了关卡，但路边有大约100个苦力在排着队，被日本兵反复搜身。一个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那架势无疑让每个苦力都能感受到一种威胁。我听说，这些苦力每天才能挣048美元，另外002美元必须交给为他们提供担保的工会等组织。
这一趟来回挺远的。我都快冻僵了，不得不早点钻进被窝。
真希望尤诺记者能过来看我，我可以和他进一步详谈。
11月10日，星期五今天很冷，昨夜下了霜。窗外秋叶很美，景色怡人，这些树都是10年前我亲手种下的。
今天下午，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孙来找我，他想向学校借钱为养母下葬。好像整个葬礼，包括办丧酒等，他得花400美元，只有这样他才算尽了孝道。
晚上，我们去听了教会音乐委员会举办的小型音乐会，地点在索恩家。我们欣赏了皮克林夫人（来自美孚石油公司）的竖琴演奏、加勒茨（Galatzer）博士（一位奥籍犹太难民）的小提琴演奏和保罗·阿博特的男声独唱，还看了一出短剧。这真像是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刚才翻看一本破旧记事本，发现了这些数字（很久以前留下的阴影）！1938年1月14日收容难民记录：科学楼928人，艺术楼1223人，中央楼969人，500号宿舍楼718人，700号宿舍楼874人，600号宿舍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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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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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8年2月5日，难民中共有37名婴儿出生、27人死亡。到1938年3月11日，开办难民班情况如下：三年级共10个班——高中生，另有5个小班、7个扫盲班，共22个班。3月22日，递上了请愿书，上面有1105人的签名。
我抄下了这些反映历史真相的数字，这个破破烂烂的本子可以扔掉了。我记不清了，想必那时的日记中应该已经记录下了这些情况。
11月11日，星期六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好天气。今天上午，那位年轻的花匠在中央楼前摆放菊花，好让瑟斯顿夫人给花拍几张彩色照片。上午我原本是有安排的，但大部分时间却做了别的事。
上午，住在附近的老孙来了。他曾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近两年。他来是想看看能否向学校借些钱给养母下葬。我们想了个办法，由我和瑟斯顿夫人私人出钱，各借给他100美元。
老孙还没走，住在附近的那位姓朱的又来了，问我们学校愿不愿意买下靠近校园东南角的那一小块地，其实，我们很久以来一直想要那块地。他现在急需用钱，打算半价出售。我告诉他，我们将把这件事告诉目前在成都的校长，并等待她的答复。
今天下午，一些外国人在我们学校操场上打棒球，打完球后又到瑟斯顿夫人家喝茶。晚上，瑟斯顿夫人和我与9名高三的学生进行了简单的聚会。我们爆了玉米花，这是她们以前从来没做过的活计。
真不知道嗜杀成性的希特勒将给无辜的百姓带来什么样的苦难。愿上帝怜悯那些将要受苦受难的无辜者！今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纪念日！21年前的今天，世界各地的人们是怎样狂喜不已、感恩不尽啊！当时，人们以为不会再让年轻的精英这样大批大批无谓地牺牲了，但是，今晚静坐家中，我不由地想到，今天欧洲战场上仍有成千上万的生灵遭到涂炭。
幽灵谷——高尔斯华绥（Galsworthy）主啊，我已启程赴死亡之海，昔日阳光的欢笑难以忘怀。
那岂不浪费天生我才？给我最后的慰藉；人类从此不再战争！我们显然没有守约！11月12日，星期天今天举行早礼拜，约翰·马吉引用有关尼科迪默斯（Nicodemus）的经文布道，主要内容是：只有皈依上帝，人才能感到平静和充实，否则心灵总无法安宁。早礼拜是由王邦契主持的。
机密中午，我去盖尔博士那里，和一位在市立学校工作的中国妇女一起吃饭。我们觉得她是个“汉奸”。尽管表面上看她想为同胞服务，对日本人没有一点好感，但实际上她对学校的日籍顾问以及两位日籍教师毕恭毕敬。她说最难对付的是中国教师，他们又狡诈，又狭隘。有人警告过她，所以，她从不让人代买食品或代做饭菜，也从不和别人一起吃饭。她认为，日本人会在年前从南京、上海一带撤走。这种说法让我大惑不解。她想来看我们，但我们学校的中国教师会怎么想？他们愿意和她同桌吃饭吗？我想，最好等程夫人回来后再给她答复。
今天晚上的礼拜由初三班负责，她们做得不错。我这朝北的屋子今晚很冷。
11月17日，星期五阴郁的天气持续好几天了，今天天亮时有雾，不过后来阳光明媚，相当温暖。那位年轻的花匠把菊花从花房里都搬出来晒太阳，并浇了水，这样可以延长花期。
中午12时。哈丽雅特、瑟斯顿夫人和我去孙家喝丧酒。听说今天来孙家喝酒的约有200人，大约办了20桌，每桌10美元甚至更多，加起来要花很多钱。我们3人每人送了4美元，钱是用白信封装的。孙家回馈了2美元给我们的佣人。来了许多邻居，其中有几位是教徒。死者的直系亲属都披麻戴孝。老孙怕引起亲戚的非议，觉得不能按基督教的习俗办丧事。
下午2时30分。我去汉中门长老会教堂参加悼念埃莉诺·赖特的祈祷会。教堂里摆放着盛开的菊花和青翠的盆草，给人一种肃穆之感。讲台的右侧悬挂着埃莉诺的大幅照片，照片中的她栩栩如生，充满活力。听着她教过的修女们唱歌，我仿佛感到她还活着。这两个悼念仪式是那么截然不同！一个简朴、高雅，不顾忌什么“面子”；另一个夸张、缺乏真情实意，时时处处从“面子”出发。埃莉诺直到病入膏肓时，仍然保持着那种不可战胜的精神力量，令人难以忘怀。她最后几个月备受煎熬，却不得不和双亲、朋友隔离开，在这种状况下她能保持这种精神，确实更加令人钦佩。
我设法抽空写下周一去南京基督教委员会发言的讲话稿，但是很难抽出空来。
11月18日，星期六今天上午，初三的学生在化学课上给大家演示了染料的制作过程，她们做得很成功。该班的新老师姓叶，他工作认真、兢兢业业，比去年的李先生教得好多了。
下午，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团体在我们学校操场举行了球赛，有许多人踊跃参赛，拼劲十足。
传教士队以3∶2获胜。我没参赛。周六下午我一般都有公务。
我们总是迫切希望在报纸上看到最新战况。在我看来，欧洲的战事似乎越来越遥远，而中国的战况则日益严峻，好像中国最后一条重要的铁路干线也将落入敌手。
11月19日，星期天今天让家政班静修。静修内容大致为：上午8时45分开始做静修的首次礼拜；9时～9时15分，小组（共四组）讨论，内容是基督在哪些方面引导世人，或曰基督如何为我们树立了榜样？10时30分，家政和实验两班在教堂做礼拜；12时30分，师生共进午餐，这顿午餐特别有意义，它是由上一届家政班的4名学生准备的。下午3时～4时讨论：一是在圣诞期间，二是在家庭和邻里中，三是在室友和同学间，我们应该如何仿效基督的祈祷？4时30分～5时30分，听报告，接着是烛光礼拜。今天晚上的青年聚会由家政班2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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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八）（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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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我去南京教会委员会主持祈祷聚会。祈祷会很隆重，而我中文水平有限，思想又贫乏，所以主持得不太理想。我就像圣经里的那位马莎，错失良机。
11月22日，星期三一整天雨不停地下着，这怎能不让人同情那些衣着单薄的穷人，那些战壕里的士兵和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
我们等待了一上午，希望雨能停下来，以便我们把桌椅送到大使馆去。但最后还是在下午3时冒雨将桌椅送过去了。4时30分，我过去帮忙，看到已有五六位女士在那里忙碌着，她们是伯奇夫人（她常主持各种活动）、特里默夫人、海伦·丹尼尔斯、马蒂（Matti）夫人、莫斯特诺姆（Mostrom）小姐和艾德娜·布拉迪。
瑟斯顿夫人一整天都待在住所，将发言稿作最后修改。全南京肯定找不出第二人写发言稿这么煞费苦心、不惜时间的了。
报上都是坏消息，好像中国最后一条通向出海口的铁路干线也很快要被切断。此地的中央政府也仍然只是徒有虚名。
11月23日，星期四今天是感恩节。虽然天空阴云密布，但没像昨天那样下雨。美籍人社团在我们学校南画室举办的感恩节祈祷会，于上午11时15分开始，约有50人参加。讲台上有3人：美国领事J·豪·帕克斯顿、盖尔先生（他主持聚会），此外便是这会儿正在写日记的我。我特别喜欢听《校长赞美诗》，这首曲子我还是第一次听。帕克斯顿先生读的主席宣言总体上我认为不错，里面没有矜夸之辞。瑟斯顿夫人的讲话在我听来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当然，她的讲话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
下午约1时30分，我们在美国大使馆聚餐，共有4桌，这顿感恩节大餐丰盛极了。真想一整天都待在使馆里，充分享受一下节日的欢乐。在大使馆聚餐是个新主意，起因是卢卡斯（Lucas）先生买了3只美洲火鸡。他今天凌晨3时就起床烤火鸡了。
11月25日，星期六雨虽停了，但天气转冷了。东北风冷得刺骨，我又添了一件毛衣，感谢上帝，我还有御寒的衣服，但愿所有挨冻的人都有这个福分。今天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写那篇中文讲话稿，下午要用。我用中文发表讲话时常常由于水平有限，不能畅所欲言，而只能“言我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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