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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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起反英抗议活动。一群中国年轻人朝英国商店、银行和办事机构扔石块，到处可见砸得粉碎的玻璃。一些中国的裁缝师傅和农民告诉我们，他们被迫将店里和家中的小伙子送去参加这些抗议活动，而带头的是身穿中式服装的日本年轻人。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日本堂而皇之地宣传：“中国群众举行暴力活动反抗外国人，一心要把他们赶出中国，维护东亚的新秩序。”在这里，即汇泉湾的住户已全部断水，不过很快就要向美国和德国的住户重新供水了，但英国的住户没有指望。
　　7月11日，星期二～8月13日，星期天如果假期里坚持每天写日记的话，那我的毅力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我看来，这样也太乏味了。
　　五周的假期一眨眼就过去了。假期的大部分时间我都用来睡觉，夜里9小时，下午两小时。
　　每天我最多到海滩上去一次，不过月圆的那一周，我每天都约上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游泳，真痛快！只有在此时，我才能忘却中国那些正束手无策遭受日机轰炸的城市。由于日光，我的皮肤晒得黑黝黝的。整整四周时间，青岛炎热而干燥。不过青岛的居民都说，持续这么长时间的炎热和干燥，对青岛来说是家常便饭了。实在太热了，不适宜长途旅行或骑车。
　　在青岛的几星期，我数次与山东内地来的传教士交谈。他们大多数人都告诉我两个情况：一是人们对基督教的兴趣有所增加；二是教会主办了一些宗教教育项目。在山东潍县，传教士们正着手一项大规模的培训计划，为当地的教会培训尚未信教的年轻工作人员，而以前这项工作是由官方注册批准的教会中学负责的。星期天上午，传教士们在各乡村的星期天学校集中了约1200名儿童，由正在接受培训的青年教这些孩子。另外，传教士们还面向农村的男女教徒开办了一些机构。为了满足农民教徒的需要，他们感到自己的工作比以前更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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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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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教徒是不畏艰险的，他们照样穿梭往来于各村之间，自发地用中国乡土小曲简单的调子唱赞美诗和诵读圣经经文。他们乐此不疲，唱得津津有味。
　　我在青岛期间，许多加拿大传教士从开封来到青岛，这些人是为反英运动所迫而离开他们的岗位的。最初，他们决定坚守岗位，即使他们的佣人被迫离开，他们也要坚持下去，自己做饭、买菜、购物。但是，不久，他们就意识到他们留下来会殃及中国教徒，而且，事实上任何人只要与他们有牵连都会遭殃——卖食品给他们的商人，水果、蔬菜贩子等无不如此。他们离开开封之前，最后一次吁请傀儡政府中的一些中国官员允许他们留下来，但是，得到的答复是爱莫能助，因为，是上级命令驱逐他们的。一位直爽的官员说：“你们能自由离开这里就已经是身在天堂了，而我们是在地狱！只能待在这里受罪，没有一点盼头。”这些加拿大传教士走后，教堂和传教士的住宅被关停或封闭了。我们希望它们被封闭，这总比遭到洗劫要好。程牧师是他们那里一位极好的中国牧师，他住进一所美国人的房子。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当秘书，每当星期天，他就和为数很少的教徒在青年会聚会。
　　从青岛回上海的路上，我与一位山西国际传教理事会的传教士长谈，他也是位英国人。他们那里一共有70人，他感到大多数人在山西也迟早会待不下去的。他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一天晚上，那些传教士的房屋被一群中国人拆毁的情形，并说，那些拆房子的中国人看上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感到羞愧。
　　北平的局势越来越糟，日军中的宣传官员正在煽动一种赤裸裸的反英情绪。
　　我在青岛借居的那户人家里还住着莫德·波尔斯（MaudePowles），一位现居日本友人的妹妹，还有从日本来的另外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是传教士。了解他们的观点是有好处的，但我们在一些时，尽量谈论我们共同的观点。莫德从事的工作非常有意义。她在日本南部九州岛上的熊本，坚持开办一个“慈善区”。她对中国满怀挚爱，她能把许多道理解释给中国人听。她不畏强权，以自己的行动表明自己反对战争、反对社会上各种罪恶的立场。不过，她好像不了解中国时局的真相，我想，这是因为她通过邮购来得到有关信息的缘故。
　　我们的房东沃尔特·奥利弗斯（Walter。D。Olivers）夫妇，于8月1日又回他们在掖县的机构去了。他们觉得必须始终有外国人坚守在机构里。真不忍心看到他们冒着酷暑回去，连个伙伴也没有。虽然他们是美国人，但谁又知道他们在山东到底还能待多久？8月12日，星期六～13日，星期天8月12日，我乘船从青岛出发，13日回到上海。上海很热，但可能还比不上青岛。
　　8月16日，星期三下午2时去海关码头接鲁丝·切斯特，她是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来的。4位学生，确切地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4位校友，从码头乘小船去接鲁丝，这4位校友弄到了通行证，而我们其余的人只能在码头止步。鲁丝上了岸，随身行李通过了海关检查，然后，我们立刻乘出租车去了照相馆。那家照相馆拍护照上用的照片，立等可取。鲁丝照了像，我们又乘出租车去日本领事馆。当我们到达时正赶在领事馆关门之前。几个星期前，鲁丝在申请来南京的护照时，就已经把照片寄给了美国领事馆，但是，照片转交到日本领事馆后就被弄丢了。
　　8月17日，星期四下午5时，我去了潘亭大街7号，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吴贻芳博士，这是我21个月以来第一次见到她。她根本不像我想象的那样疲倦。很高兴见到和吴博士一起从香港来的纽夫人。相见后，黄丽明、吴博士与我们聚餐，然后，我们这些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同仁倾心交谈，谈得多欢畅啊！我们先谈了学校的事务，又谈了学校未来的发展。
　　下午6时，八十多位校友聚在基督教女青年会简单地吃了晚饭。多好的一次聚会！我们见到了一些已毕业的学生，她们是从非占领区来的，一路上历经种种艰险——飞机日夜轰炸，居民辗转逃难。黄孟姒（1922）从外地来了，她和丈夫以及3个孩子一度随武汉大学撤到四川夹江距乐山10公里。，在那里夫妻俩都病倒了。来聚会的还有其他人，如黄友黻（1922）和任倬（1919），我已有好多年没见到她们了。吴博士作了精彩的发言，其他人向大家表示热情的问候。这真是畅叙友情、欢聚一堂的时刻，我们甚至忘却了残酷的现实。
　　8月18日，星期五下午7时，吴博士在太阳宾馆设宴款待了一些朋友——黄丽明、鲁丝·切斯特、缪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缪镇藩博士。、欧内斯特·杨（ErnestYang）校长、圣约翰大学的孙主任和我。设宴实际上是为了讨论体育专业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涉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分校的有关问题。
　　8月19日，星期六今天，我和鲁丝回南京。凌晨4时30分我即起床，5时吃了早饭，5时30分动身去车站。我已去过美国领事馆办理了星期五上午离开上海的许可证。火车里很热。现在每天有两趟火车去南京，还有“红帽子”帮助拿行李。在南京车站，因为我们的有关证件已过期，我、米里亚姆和她的母亲不得不接种了霍乱疫苗。针头根本没有消毒，我毫不掩饰地说，我们讨厌这种做法，但是，我再争辩也是白费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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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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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4时，瑟斯顿夫人举办茶会欢迎鲁丝的到来。现在，鲁丝的许多老朋友在南京。
　　8月20日，星期天～25日，星期五瑟斯顿夫人忙于财务工作。鲁丝忙着整理图书，清理书桌和书架。我忙着开秋季校务会议，还要写信聘请教师。王先生觉得南京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他担心外国人可能必须撤离南京。
　　哈丽雅特乘火车从青岛平安地回来了。程夫人正设法弄些秋天必须储备的东西，特别是煤。
　　仅厨房用煤就得花40美元，而且还限量供应。她买到了6吨无烟煤，今年冬天办公室里能生火取暖了。
　　8月26日，星期六今天我又要去上海，早晨7时离开下关，12时30分到达上海。沿线各车站周围在建防护墙，墙上有射击孔，“碉堡”好像也越来越多。天气非常热，像是要把人烤焦似的。现在，南京可以在日本人办的旅行社买到车票。我在一个车站看到了几个伤兵。上海站里放着一些脸盆，里面盛着消毒液。我戴着白手套总算不用在那种盆里洗手了，鲁丝也戴着我的一副手套混过来了。
　　8月28日，星期一～31日，星期四近三年中，我们传教团第一次举行会议。星期一下午，我们22名外籍传教士聚集一堂，这肯定是1936年夏天在牯岭开会以来举行的惟一一次这种类型的会议。星期一晚上是开幕式，欢迎与会的外籍和中国代表及友人，约有六十人参加。真的，此时大家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感恩之情。保尔先生和马克斯先生从成都出差回来了，他们两人简短地叙述了他们这次出差的所见所闻，从中我听不出许多从西部回来的人那种千篇一律的乐观论调。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讨论传教士碰到的各种棘手的问题。最让人头痛的是，决定我们今后在中国西部的工作发展计划。目前，我们的雇员有些在卫理公会教会工作，有些在联合传教会工作，还有些在非教会机构中工作。最终的决定是，欢迎所有雇员到东部来，并为那些主要雇员的返程做特别安排，其他人则安排进联合传教机构传播福音、访贫问苦，或是帮助照顾伤兵。我所在的两个小组日程安排得非常满，开完大会之余，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组会。会议闭幕时，我已筋疲力尽了。最后一天晚上，我们举行了同仁晚餐会，约四十人出席，中外代表都有。
　　9月6日，星期三最近几天大同小异，每天上午都开几次小组会，讨论即将开始的两个教育计划。今天上午，我和严小姐商议怎样安排两幢宿舍楼里的学生宿舍。有些人来访，其中大多数是父母带着女儿来恳求入学或是恳求减免学费的。
　　机密有个人来我的办公室里见我，见面情形很不寻常，但是，细节我不能透露。来访者是我认识的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见没有别人在场，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白色小包，并把它打开。包在外面的白布上用汉字写着7个人的名字，名字下方有7点极小的血迹；包在里面的布上有7个写得大一点的人名，另外一些人名需要用某种化学试剂才能显影。他说，他们这7个人都是秘密工作者，为中央政府搜集情报。他们都同意在南京的各重要机构内任职，这样才能搞到情报。他要我明白，正是为了搞情报他才同意接受目前这一职位的。他为什么这么信任我，并告诉我这些情况？我不得而知，我只希望他不要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
　　今天中午，我们正在等凯瑟琳和骆佩芬（1939）时，却收到一封电报，电报中说：“周四独自抵南京”。但愿这并不意味着佩芬决定不来了。
　　我活得好像做梦一样。当然喽，欧洲还没有开战——千万别开战，千万不能！人们只能撕心裂肺地哭喊，只能向上帝祈祷，此外还能做什么？9月7日，星期四我们没登招生广告，但今天还是有32名女孩子参加入学考试，希望被录取，并安插进可能有空缺的班级里。我和王先生分头面试了每个女孩子，以便选拔和安排学生时尽可能做到各尽其能。除了一两个人以外，其他学生似乎都很好。真希望能把她们都收下来，但是，唉！接收不了。经济状况似乎比去年好得多，大部分面试的女孩子都能付得起学费。
　　太好了！今晚能开电灯了，这是两个月中的头一次，用电灯就可以节省300美元的油。
　　太好了！好像我们新的生物老师总算可以从上海过来了。
　　读上海来的报纸就像做了一场噩梦。当然，一场破坏性的持久战争打不起来了。我的心为英国流血。
　　9月8日，星期五～9日，星期六130名老生已返校回到实验班，估计还会有10人返校。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收了21名新生，并将其余被录取的学生作为预备生。王先生和陈先生忙着为学生登记，程夫人在和几位请求减免学费的学生谈话，我在安排日程表。凯瑟琳·舒茨和骆小姐（生物教师）今天到了。
　　林小姐很失望，因为只有不到30名学生登记上家政班。如果，南京其他女子学校没有开学的话，我们本可以收到约80名十几岁的贫困学生，但是，这些中学是免费的，即使是贫困学生，也愿意在家附近走读去上学，而不愿上学制仅一年的家政班，因为，上这个班有时得干些活。她们的这种选择到头来只会是白耗光阴，但是，她们看不到这一点。
　　星期六晚上，我为实验班的学生举办了聚会，约有400～600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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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9年（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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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14日，星期四今天下午4时15分，我们在南山公寓举行了新学年的第一次教师聚会。我高兴地向大家介绍了几位新教师：数学教师严小姐、兼职化学教师叶先生、生物教师骆佩芬小姐和金陵大学1934届毕业生、英语教师王邦契（音译）先生。后两位是从上海来的。看来有关上海的神话被打破了。高居不下的物价至少是把王先生赶出了上海。
　　上海来的日报刊登的欧洲战况越来越令人沮丧，不是炸毁波兰的各大城市，就是炸沉了几艘民用或军用船只。但是，这看起来仍然令人难以置信，仿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1914—1918年恐怖的噩梦又在重演。
　　9月15日，星期五上个星期热坏了，但今天天气凉爽，需要穿件外套。昨天，瓦尔西·汉辛格·费希尔（WalthyHansingerFisher）夫人来我们学校礼拜堂参加祈祷。祈祷结束后，她没有立即回去，而是看望了我们这些同仁，并和我们去实验学校吃了顿中餐。今天，她又来为学生开讲座，介绍甘地的生平及其政治、经济主张，讲座非常有意思。她深入、详细地介绍了甘地的乡村促进运动，其核心为重视纺织技能。
　　下午4时～6时。盖尔博士举办茶会欢迎费希尔夫人。今年还是第一次举办茶会，因此备受欢迎。茶会结束后，我们约有10人迟迟不走，想多听听甘地乡村办学计划的情况。很晚，程夫人、布兰奇、林弥励和骆佩芬才在400号宿舍楼吃了晚饭，接着又谈论了乡村促进运动和办学的话题，直到停电才结束。我们在考虑安排勤工俭学的学生做些纺棉线和毛线的工作。
　　艾伦·顾（EllenKoo）今天从上海来了，我们非常欢迎这位义务教师。她将住在500号宿舍楼她曾住过的那间宿舍里。她教音乐课，我还希望她能另外教一些家政班的唱歌课。
　　今天家政班的学生们搬进学校来了，已经录取44名学生，现在却到了47人，准备上课了。
　　9月16日，星期六我忙得团团转，但一事无成，一心想着手制定勤工俭学的计划，但迟迟没有动手。8时30分，在学校小礼堂参加了家政班的开学礼拜式，共46人参加。
　　9时40分，实验班第一次开班会，各班的辅导员也在场。每班都有两名辅导员——男女教师各一名。我一人负责高三。
　　9月17日，星期天实验班的学生们进行静修。这是由布兰奇、凯瑟琳和吴先生组成的三人小组筹划的。上午9时30分的首次礼拜做得很好，为全天的静修定下了基调。10时～12时和下午3时30分～4时30分，学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