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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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会议之后，程夫人、F·陈、哈丽雅特和我又开了个会，商讨暑期的维修工作。我们感到，必须做一些必要的维修工作，如修补屋顶等。我们还不清楚需要多少油漆以保护木头不腐烂。
　　下午5时。在祈祷堂为德国大使馆的赫尔·沙尔芬贝格（HerrShaffenberger）举行了悼念仪式，他在生病24小时之后，于星期天晚上死于食物中毒。米尔斯和贝茨主持了仪式。麦卡伦唱歌。罗森博士致辞对来宾表示感谢。沙尔芬贝格原计划在这个月底退休，然后回德国的家，他在这儿服务了35年。
　　今天上午，为下星期四能获准去上海，我写信给四水中佐，请他帮忙。下午4时，我去大使馆提出正式申请。我或许应等一段时间，在短时间内被批准去上海不大可能，等等看吧。克劳德突然获许明天走。
　　晚上，我收拾行李，在明天动身之前，我必须处理一些事情，因为，我有许多账目要处理，还有一些有关暑期培训班的信要写。做出这样的决定不太容易，因为，我很久没有离开南京了。
　　6月22日，星期三多么忙碌的一天啊！雨下了一整天，有时是倾盆大雨，没有飞机活动。
　　上午，我在办公室为哈丽雅特开出6月份的工资单和其他开支。为使这一切对她方便一些，我开出6、7两月的现金需求单和薪水袋，并教她保险箱的暗码。我很高兴，当我不在的时候她在这儿。福斯特一家本周搬入伊娃的房子，对此我也高兴，因为福斯特先生在紧急时刻会给我们很大帮助。
　　午饭刚吃完，我就继续收拾行李，因为，我不想把一切事情留到最后一刻去做。
　　下午3时。去日本大使馆，发现我的通行证已签发。我的诚心得到了回报，因为，昨天下午4时我才申请。
　　我花一个多小时在校图书馆的阁楼里，为中国西部“中国西部”指的是迁往成都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挑选教育书籍。
　　今晚，我特地与王小姐就暑期课程班的事作最后的讨论，在收拾好行李之后，于11时上床休息。
　　6月23日，星期四真的做到了！下午3时45分起身，4时50分，我们乘大学医院的救护车去火车站赶火车。哈丽雅特和布兰奇为我们送行。与我同行的有李先生，他去接妻子；有由于恐惧而忐忑不安的罗小姐，她探望她的姐姐；还有一名26岁的年轻人，我们打算将他安置在医院，戒掉海洛因的毒瘾。我们终于说服了他，对此我很惊讶。天仍下着大雨。
　　一路上，救护车驶过许多水深达6英寸的地方。在路过交通部时，那座美丽的楼房的窗户已裂开，屋顶被掀掉，柱子被熏黑。这是南京陷落后我第一次看到交通部，真是惨不忍睹。我想不通“焦土政策”，我只感到毁灭这些大楼是错误的，战争也是错误的。以牙还牙行不通。接近下关时，我们看见勤劳的农民背着大篮子的蔬菜，一边拖着沉重的步伐往前走，一边唱着歌。这意味着他不顾一切障碍，回到家园发展并帮助国家恢复。当我观察他时，某种意义上他已成了象征——与任何其他阶层相比，农民更会帮助中国复原。我们能否阻止他不泄气？我们能否为中国留住他们？在下关我们不是没有遇到问题。罗小姐和吸海洛因的青年没有通行证，仅有登记表。
　　我们为罗小姐从倒卖车票者手中买到了一张票，暂时解决了她的问题。当军警检查我的通行证时，我递给他看四水的名片。他带我、李先生及那位青年直接去票房。上火车我们没遇到其他麻烦，但我们心中一点也不愉快，因为火车很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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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六）（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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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该怎么述说旅程？被炸毁的车站在告诉人们去年秋天恐怖的空袭。在南京与镇江之间，我数了数，约有50％的田地种了庄稼，但从镇江开始有90％的田地种植了水稻。在镇江和苏州之间，田地遭受水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我希望可怜的农民，今年除其他灾难之外，不必再受苦。在苏州之外情况好得多，稻田看起来刚种植过。苏州使我最伤心。在铁路与城墙之间，建起许多日式木质房屋——表明日本人打算长期在此居住。在被毁的车站上，小贩都是日本人，他们出售的货物都是日本货。
　　鲁丝和弗洛伦斯在车站接我们。有一年没见到鲁丝，她看起来很好，生活似乎正常。我的中国同伴在火车站受到毫无必要的野蛮对待。罗小姐被推来推去，她吓坏了。我们将吸海洛因的青年安置在医院里，我相信他会逐渐康复。
　　晚上，我与鲁丝、弗洛伦斯一起吃晚饭。今晚住在莫里斯（Morris）家。
　　6月24日，星期五我休息得越多，心中烦闷越厉害。离开南京对我来说似乎是个错误。我在早上8时醒来，但直到中午12时才起床。莫里斯夫人拒绝所有的来访者和电话。
　　下午4时。在麦克泰利尔（McTyiere）体育馆，我参加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生为毕业庆祝日举行的庆祝会——她们称之为“非常”会或“特殊”会。有17名已经完成学分的大四毕业生和6名尚有一些学分未完成的学生参加了典礼。由于我们上海分部的努力，才使她们有可能完成学业，并留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个大家庭中。她们向母校赠送了一面可爱的旗帜。再次见到他们——教师、学生、校友，真好。晚会在麦克泰利尔体育馆举行。沃森（Wasson）小姐已事先做了一番精心的装饰。
　　晚上7时30分。我们的毕业生在福州路的一家餐馆请教师们用餐，交谈很困难，因为餐馆内外人声嘈杂。我忘记了正常的生活——有结婚和订婚，有宴席和舞会。在我记忆深处总是悲惨的画面——难民们的画面。
　　6月25日，星期六上午10时。在大剧院参加华东基督教教会大学的毕业典礼，这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典礼，安排得很好，在这种时候举行盛大的典礼，这正是基督教坚持不懈的精神的见证，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得克服许多障碍。这些学院的毕业生情况如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7人；女子基督教医学院4人；金陵大学3人；杭州基督教学院15人，法律系16人；苏州大学40人，法律系25人；上海大学71人；圣约翰大学82人，医学院8人。
　　中午12时。我们去基督教女青年会，在那儿，教师们为毕业生举行宴会，演讲主题是“道路”。我想谈论“铺路”，因为大多数演讲者谈论旅行。这些天来，人不容易轻松、活泼。然而，让我惊讶生活可以恢复得如此正常，就像这儿一样。今天上午，我除了看到毕业典礼和观众之外，在那一时刻，我仿佛也看到了金陵学院教堂容纳了800人。
　　我们离开宴会后，弗洛伦斯和我去圣·卢克（St。Luke）的医院，去看我的那位吸海洛因的病人。可怜的家伙正处在可怕的毒瘾发作期间。一会儿，他会说他再也无法忍受；过了一会儿，他又保证要变得有耐心。我想知道毒瘾发作该是什么滋味？他说他口袋里有海洛因，如果想要，可以拿，但他克制自己。这当然是个幻觉。
　　下午6时。我们去一所美国学校参加了一个以“南京”为主题的野餐。约翰展示一些有关南京的图片，其中还有关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的图片。在那儿，看见这么多南京老朋友真好，这些朋友去年还是难民。大多数妇女的丈夫在南京，有科妮莉亚·米尔斯（CorneliaMills）、莉莲斯·贝茨、特里默夫人、玛格丽特·汤姆森（MargaretThomson）和许多其他人。在精神上，他们与我们紧密相连，用祷告激励我们。
　　来自徐州的麦克法登（McFayden）医生说，在徐州的20万人中，大约有18万人或19万人在城市被占领前撤离了。他也安慰我说，将军们并没有像唐生智在南京所做的那样，弃他们的士兵于危难之中。但在那儿如同在南京一样，日本军方进行了有组织的洗劫。我希望尽快再见到他。
　　6月26日，星期天中午，我到朱恩珍（音译）家，与弗洛伦斯、鲁丝、伊娃、恩兰及教育专业的学生吃饭。
　　每次参加此类聚会前，我总希望不讨论南京，但每次谈话都围绕这个话题。
　　下午4时。参加基督教教友会和圣餐仪式。马克斯先生和夫人在那儿，还有麦卡伦夫人，加上一部分中国人——南京和南通来的难民。布道者以前是一位牧师，话题总离不开难民的经历和对人类的赞扬。下午5时，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参加大型的校友会议。看起来有五十多人到场，但我不能肯定。我被邀请介绍学校的工作，并解释难民所的图片。看见这么多女校友很高兴。我还介绍了1938级的学员，提到了教师计划。鲁丝说了一些话，对过去一年校友的情谊和合作表示感谢。
　　晚上7时30分。在米利肯（Millican）夫人家，我与英纽博士和夫人一起吃晚饭。整个晚上，讲述沦为囚犯的平民们的悲惨故事——这些囚犯的老婆和孩子在南京亟须帮助。尽管看来成效甚微，然而，人们对这件事有了一些认识，而这种认识也许会出乎意料地带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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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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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吉与罗森博士今晚将乘坐加拿大“女皇号”离开上海。我们在苦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现在我们却要分手了。
　　6月27日，星期一阳光灿烂。我感到筋疲力尽，睡得越多，越感到疲劳。经过一夜漫长的解乏的睡眠，我感到烦闷。
　　今天上午，我从莫里斯家搬到罗伯茨家去住。他们对我比我应得到的要好。两位细心的女主人察觉到了我需要什么。我上午在家指望写点东西，但什么也写不出。
　　下午5时。我去黄丽明和黄太太家。日本人攻打上海时，黄太太一家曾是藏身于一个干洗店里的难民。拜访黄太太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真令人愉快。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人民善待朋友的愿望。
　　我到得很早，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南京、他们的老朋友和财产的许多问题。后来，有20多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友也来参加，这给了我拜会校友的良机。
　　在上海，多么容易忘却扬子江流域普遍的苦难和毁灭。在我看来，国民政府不要求更多的自我牺牲和整个国家的参与是不负责任的。甚至每个儿童都应尽力，因为，这么做最终会给人以深厚的民族统一感。
　　6月28日，星期二当然，在上海的生活很快令人厌倦。我写日记的动力已没有了。今天上午给南京的朋友写信。
　　下午3时15分。我在红十字医院与医护协会的负责人会面，试图为我们在南京的工作找到一个既体面又有经验的公共健康护士。协会现撤到法租界的老房子里，新的医护中心在使用了6个月后被日本人占领。
　　下午4时30分。在维多利亚私人疗养院，我参加了一次令人愉悦的茶话会。莉莲·柯克现在是该院的工作人员，她还邀请了弗洛伦斯、鲁丝、丽明和伊娃。
　　今晚吃饭的客人有克劳德、玛格丽特和豪·帕克斯顿（HallPaxton）。尽管帕克斯顿极不情愿，我们还是从他那儿得知了有关美国军舰“帕奈号”沉没的详细情况。谢天谢地，我没有坐它撤离，因为船上的乘客遭受了两天痛苦的经历。
　　6月29日，星期三晚上6时，我参加了1927届毕业生的团聚会。18个毕业生中有9个在上海。当我们坐在餐桌旁，聆听隔壁房间喧闹的赌博声和喝酒声时，这使人们不大容易想起轰炸机、战场和苦难。我得承认，南京的生活更适合我。那晚的友谊令人愉悦。
　　6月30日，星期四今天一天很有意义。
　　上午11时我与科技协会的平博士见面。他一再感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协会的帮助。作为回报，他通过预先写信给科学家们，使我们的人在去四川的路上能得到帮助。
　　11时45分。我来到设于上海的女子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他们已给我们今年秋天的手工、家政学校提供了3000美元。
　　下午5时。米利肯夫人和我与《读卖新闻》社的松间先生会谈。他对查明在南京及芜湖是否有平民沦为囚犯的事真的感兴趣。他也认为许多人已被屠杀。
　　今晚，梅因（Main）先生和夫人、汤姆森博士和夫人、莱西（Lacy）先生、J·H·孙先生和我，在H·C·陈家做客。这真是情投意合的一群人。我们讨论了一切，从合作问题到皈依天主教，陈先生对此很感兴趣，并积极在俄罗斯推进这一进程。




*第三部分


　　写了一上午的信。中午在格蕾斯·杨家中吃午餐。她向我讲述了她的身为苏大校长的哥哥和他的学生、教师们的长途跋涉。去年秋天他们在苏州开学，后移到湖州，又搬到皖南的山区，现在到了上海。她说，经常听见他晚上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大学校长应承担的责任给了他沉重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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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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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日，星期五写了一上午的信。中午在格蕾斯·杨家中吃午餐。她向我讲述了她的身为苏大校长的哥哥和他的学生、教师们的长途跋涉。去年秋天他们在苏州开学，后移到湖州，又搬到皖南的山区，现在到了上海。她说，经常听见他晚上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大学校长应承担的责任给了他沉重的压力。
　　下午2时～6时。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友家，来了大约12人。能有闲暇时间和她们在一起聚会真好。
　　6时30分，一些老校友邀请我们去青年基督教协会吃晚饭。林云芝（音译）、刘艾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5届毕业生。、姜静（音译）和吴明英（音译）充当女主人，恩兰、黄文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3届毕业生。、鲁丝、弗洛伦斯、伊娃和我为客人。人们摆脱不了议论战争的悲剧，这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8月23日，星期二假期旅行之后，我回到了南京，在上海仅花了两天时间就拿到了返回的通行证，原因是我有以前的通行证。但做好返回准备不容易，因为你只能带回自己能拿得动的行李，其余的你得靠美国海军运送，那得等他们有船过来。
　　我凌晨3时45分起床。到5时，我租来的福特牌汽车在苏州桥等着，一个日本兵匆匆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递上我的通行证，驾驶员递上他的通行证，我们被允许通过。到5时15分，我们到了临时车站，离原来的北车站不远。人们已经排好队买去杭州和南京这条线的票，每天出售300张。很幸运，我是队伍中的第30位，买到了票，但有其他4个想回苏州和镇江的外国人没能买到票。当然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没有买到票，一位年老的佛教僧侣很高兴能买到票，因为，这是他第六次早上来买票。车站几乎没有搬运工，但我设法找到了一个人帮我拎沉重的手提箱，他并不知道我在手提箱中放了2500美元。
　　我很高兴没有中国同事与我在一起，因为，火车里的条件对他们来说难以忍受。尽管我是队伍中买票的第30位，当我到达三等车厢时，实际上里面挤满了日本人，大部分座位已坐满。
　　中国人主要站在过道上或坐在行李上。在真如即上海过后的第一站，一位士兵用枪和刺刀，试图让过道上的人挤得更紧些，以让车站上的人能挤入。大部分车厢被士兵占领，仅有2节给平民。
　　沿途的车站看起来像我6月份出发时一样凄惨，不同的是现在有更多的日本平民。
　　地里的庄稼看起来不错，给人以农民们已回来耕耘的感觉。我经常对中国的农民表示赞赏，他们周而复始地做他们的工作，而不管高高在上的人们所干的蠢事。如果人类还能生存下去，全赖他们的辛勤劳作。在镇江和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