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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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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星期一春天的天气令人心旷神怡，但是，这种好心情被那些轰炸机和许多在进行训练的飞机的连续不断的轰鸣声破坏了。李子树开花了，早绣线菊也开了。
上午来了两名妇女，她们在模范监狱见到了她们的丈夫。她们已经能给她们的男人送食物和衣服。蒋师傅去模范监狱看他的儿子是否在那里。我们现在知道有些人，是在12月16日那个可怕的日子里被抓走的。我将3名男子的外貌特征资料送给了福田。我多么希望他能真的努力，使那些平民获释！下午5时。我去学校西面虎踞关一带散步。玛格丽特·汤姆森（MargaretThomson）前任厨师的母亲，依然守着她那小小的家，直到现在，她还是担惊受怕，希望我进去看看被破坏的情况。她花了大约10分钟才拔掉门闩，打开门锁。里面是一片令人同情的景象，所有的东西都乱七八糟，许多家具已被当做柴火烧了。大概是12月中旬，当她那年老的丈夫说他没钱时，就被日本兵拖出屋子枪毙了。我问道：“菜农在种春季的蔬菜吗？”她回答说，原安全区附近的那些菜农开始种了，但较远的菜农没种，因为，清凉山上的士兵们如果看见男人在田里，马上就会下来，还要菜农把蔬菜都挖给他们，否则就交钱给他们。他们仍然来要姑娘，但不如以前频繁了。现在，南京城里根本没有法制，有的只是偷盗和屠杀。回校时，我顺便取下几面安全区的旗帜留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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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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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本周想写的关于1月14日到3月31日期间的报告列了个提纲。由于不断地被打扰，所以我现在无法在办公室里工作。
你们中曾来金大礼堂做过礼拜的人，现在见了这个地方一定会大吃一惊，南面一半堆着成麻袋的麦子，足有看台那么高；北面一大半堆着成麻袋的大米和面粉。门廊里有两台机器忙着碾麦子，以便日后供给粥厂或出售给难民。这些麦子是里格斯和索恩用了好几天、甚至好几个星期，为难民“偷”来的。
3月29日，星期二上午，飞过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空的飞机一批就多达10架，都是朝西北飞去的。贝茨今天收到了3月28日的《字林西报》，这太好了。
新政府好像是昨天举行就职典礼的，它原本于3月15日就应该成立了。
尽管人们一直在议论唐绍仪将出任这一职务，一位叫梁鸿志的先生担任名义上的首脑。
新政府和北京政府有什么关系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有些人说，南京政府受北京政府的控制，另一些人说，南京政府控制北京政府，还有一些人说，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如果通过不合作来阻止日本的企图，那该是多么容易的事啊！我们听说，所有政府成员都回上海去了。
我今天去看金陵大学的难民工作。他们现在有九百多名学生在学习，上课的老师大多是难民。除了宗教课外，他们还要上英语课和日语课。陈嵘博士除了干其他的工作外，还要组织上述课程的教学管理工作。他们那里的女难民现在住在校园北边的3幢房子里，大约有二千人。在过去的10天里，他们接收了500人，几乎全是从农村来的。今天，他们又允许50人进来，这说明离和平还很远。在台阶上，我看见一名男人和他的妻子，还有4个小孩，早在去年12月，当他们下关的房子被烧掉时，他们就去了江北，回来的路上被盗匪抢劫一空。
我们现在通过火车、汽车和日本轮船与上海联系。六百多名日本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已抵达南京，他们大多是来经商的。然而，美国人要进城还是不可能，即使是医生和护士也不行，日本人的理由是南京还不安全。盖尔先生已获准从芜湖来南京。贝茨和福斯特先生正在努力争取前往上海办事，但还没有获得准许，这看起来的确有些歧视。我不知道南京城里有多少家日本商店开张，但绝对不止几家。
早绣线菊正在怒放，野月桂树也开着花。两种水仙花刚刚开花。实验学校的树上栖息着许多鸟，垂柳不高不矮，优雅得体，一些翠鸟在长长的相互缠绕的柳枝间飞镖似的穿来穿去，真是一幅动人的景象。
有16人参加了今天早晨的晨祷仪式，曾经有一次只有我们5人参加。
3月30日，星期三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中国朋友们看起来瘦了，因为他们脱掉了几层夹衣。飞机活动仍很猖狂。
程夫人已经安排许多妇女开始重新制作去年秋天为伤兵做的衣服，这是帮助我们这个难民所里最穷的妇女脱离贫困的一个办法。一两天后，我们还要让一些最穷的妇女去除草坪和运动场上的杂草。我有些担心难民们来申请干活，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
上课和下午的聚会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参加者已不如4周前多，因为，现在有许多妇女在白天回家。
下午2时。我和李先生去南门附近的“寡妇之家”。广州路以南的上海路和整条莫愁路挤满了人，川流不息。各种小贩把他们的商品摆放在桌上、长凳上和地上，大多数东西是抢劫来的，似乎买卖是惟一的谋生方式。这些日子在南京，商品只是换换主人，根本没有生产。
“寡妇之家”位于南门东面。我们转进剪刀巷不久，遇上了胡老先生和他的妻子，他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了大约20天的难民。他坚持要我们去他家喝杯茶，我们说，如果他们不大肆张罗来招待我们，我们就去。但是，他和他那贤慧的妻子还是用花生、西瓜子和精心烹制的可口的糖藕来招待了我们。他那一排3间小屋没被烧掉，然而，同它们连在一起的主屋全都被烧了。
当他带我们进入其中一间天花板上的纸已被烤焦而差点被烧掉的屋子时，他说，他之所以能幸免于难，是因为他供奉的神像——观音菩萨保佑了他。确实，这一对老夫妻至今一直很幸运，因为他的儿子、孙子和3个曾孙，一个都没有受到伤害。老人不和儿子同住，因为，他们的儿子喜欢吃肉，他和他的妻子吃斋。他们还给我讲述了离他家不远的一个菜农家庭的事，这个家庭有18口人，死了16口人。还有其他几个故事，都太凄惨了，在此不再详述。毫不奇怪，他们觉得侵略者就是野兽。
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实在值得一记。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仅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我们这些呆在南京城里的人的态度实在是大不一样。很难想到自己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去城南的路途，总是让我伤悲，到处都是毁坏和残骸。在许多地方，先前很繁荣的商店被毁坏后，正在建小店。
3月31日，星期四我们的红十字会粥厂麻烦不断，粥厂的负责人指责工作人员在一点点地偷米，而工作人员们又指控那些负责人大量地偷米。令人厌恶的是人人都想得到好处，却让那些可怜的妇女和孩子们挨饿。今晚很迟才给他们供应粥，粥稀薄且分量不足。我们希望明天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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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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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许传音博士来说，我们那3份请求释放平民的请愿书起到了一点作用，他要我们去搜集有关这些人的更具体的资料，这就意味着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至少又要辛苦工作4天，艰难跋涉很多英里的路途去找寻那些痛失亲人的妇女了。
但是，我们都很愿意花这份时间和精力，希望至少有一些妇女的丈夫和儿子可以被释放。上午，3名妇女来报告说，她们今天早晨看到了她们的丈夫，当时，他们正被带上卡车出去劳动。我们以我们难民所的名义，给她们写了一封担保信，送到南京卫戍司令部办公室，并叫她们明天早上来听好消息。
下午5时～6时。我和两名花匠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西面的山上挖一些野灌木和花。这个春天特别美，因为，去年秋天这些山上的树和花未被完全破坏，我找到一些美丽的月桂树和白头翁。我希望去明孝陵看看梅花和桃花，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那里。
王保林的第十个兄弟今天下午来访。去年深秋，他们家14口人撤到安徽，一直住在三河镇，那里离合肥不远。他特地来察看他兄弟的财产。他有两幢房子遭到抢劫后被彻底烧毁，第三幢房子是小小的中国式的平房，所有的门窗已被老百姓拆光了。在这最后一幢房子里，他们精心挖了一个很隐蔽的洞穴，用水泥封顶，里面存放了120个箱子。但这个洞穴还是被人发现了，所有的箱子都被抢走了。这个可怜的人看起来又瘦又疲惫，他一方面觉得日本人残忍，同时又觉得他的同胞们的违法行为也是不能原谅的。他的兄弟失去了终生辛苦工作的积蓄。
王保林病了，当然是焦虑和担心导致的，这一损失更加使他难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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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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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星期五这是一个美好的春日，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没几架飞机活动。早开的绣线菊现在开始谢了。朴师傅仍然移栽树和灌木，在种植完各类灌木之后，我们又要修缮科学楼的屋顶。
可怜的F·陈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解决红十字会粥厂的问题。负责的那个人不愿意降低他的利润，于是，F·陈不得不和他反复交涉。假使粥厂完全由我们掌管，那么，国际救济委员会投入多少，我们就能给难民们多少。
从上海寄来的包裹到了，但没有信。令我惊讶不已的是，两周前我给在上海的同仁寄去的两大箱书被退回来了，到底为什么，我们不清楚。我深深知道，我们在上海的全体教师都在盼望着这些书。
许传音博士今天上午来到我们学校，他告诉我们，如果要使模范监狱里的平民获释，我们还需要提供哪些资料。我和王先生立刻准备了一份资料，并想将它油印出来。为了得到这份资料，我们的两名工作人员和他们的4个孩子及两名工友，要花三四天的辛勤劳动。如果那些男人最终被释放了，即使只有10人被释放，哪怕只有1人被释放，那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值得的，而且这些资料对我们以后开展救济工作也很有帮助。
贝茨和福斯特打算星期天去上海，现在离复活节这么近，福斯特并不是很想去那里，而是觉得既然得到了批准，他最好还是去。
午饭后，程夫人、玛丽和我去了南山公寓，清理起居室。我还向沈师傅说明，我们希望他为明天中午的宴会做好准备，我们总共有20人参加。
今天早晨我5时30分起床，写报告，我想赶在明晚能将这份报告捎到上海。吕蓓卡的信让我意识到，我应该捎去一些消息。我能写信的惟一办法是呆在实验学校，即使这样，我也不能避开打扰。
4月2日，星期六4月的阵雨下起来了，但是，飞机活动仍持续不断。
上午9时。我开始为第二份请愿书征集签名，这一天有214名妇女签了名。这些妇女为了她们的丈夫不辞辛劳，尽管她们知道他们的归来是很难确定的，然而，她们仍然不懈地努力。在两个工人和程夫人孙子的帮助下，王先生正在为请愿书收集资料和让签名的妇女按手印；孙先生、夏先生、一个工人和3个男孩在填调查表。这次的签名比第一份请愿书上的整齐。
今天上午，我终于写完了从1月14日到3月31日期间的报告。我期望通过英国军舰“蜜蜂号”送到上海去。
下午1时。程夫人、玛丽、布兰奇和我用简单的中国餐款待了16位外国男士。客人有：罗森、索恩、特里默、米尔斯、贝茨、马吉、麦卡伦、鲍尔、科拉、邓拉普（Dunlap）、斯迈思、福斯特、里格斯、布雷迪。我们原希望他们下午至少能呆上一段时间，但是，他们大部分人一吃完饭就必须回去工作了。
罗森博士报告说，国家公园那里还有许多未被埋葬的中国士兵的尸体，他希望能有一批中国人志愿去埋葬他们。我的心为双方的士兵感到痛楚，尤其是为中国士兵。今天有报告说，仅红字会自1月23日至3月19日，就埋葬了32104具尸体，估计其中有1/3是平民。如果中国政府不是让他们尽力保卫南京，而是让他们撤过扬子江，那该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形了！在我们为工人及其孩子们举行例行的周六晚会上，有24人参加。我们不再认为晚上一开灯就得拉上厚厚的窗帘，我们又能平静地上床睡觉了，而且能确信夜里一切都会很好。而在去年12月，我们总在想这样的日子是否还会再来。
4月3日，星期天早晨在下雨，我没去教堂，而是花了一上午准备要发往上海的信。午饭后，我立刻带上这些信去大使馆，他们说，打算将我两周前寄往上海、而后被谁于上周五错带回来的那些书再送往上海。下午2时～3时，我将那些书重新装进两只干净的箱子，标上“书”的字样，并加上下划线表明它的重要性。
约有250名妇女参加了下午的礼拜活动。王小姐领唱，约翰·马吉布道。我真希望自己生在中国，或者是在过去25年里已学会和掌握了中文，这样我就可以讲中国话了。
米尔斯主持了今天的英语礼拜活动，莫兰德先生和罗森博士都参加了。我没看见贝茨和福斯特，他们终于出发去上海了。他们的妻子看见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一切都很平静，今天没看见一个士兵，很显然，现在形势没那么紧张了。但当我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实验学校宿舍，叫她们不要出声时，王小姐和薛小姐被吓得脸色有些苍白。但她们发现只有我的时候，都大笑不已。
现在在街上，也就是在原先的安全区内，妇女们四处走动更自由了。
4月4日，星期一真是个美好的春日，只是又被朝西飞行的重型轰炸机和另一些进行训练的飞机声破坏了。李先生今天去了下关附近，他说，看见了许多满载士兵的坦克和军用卡车。
李汉德夫人和她的4个孩子已经随李博士回来了，在湖州附近的乡下寄居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们很高兴返回家，她说进城并不难。他们的家已被洗劫一空了。
昨天，美国大使馆转来许多上海寄给我的信件，今晚我借着烛光才读完。
今天上午，在我们全体晨祷后的教师会议上，我们打算结束为期六周的“主的生活”计划。我将告诉你们各项活动的具体细节。复活节后我们将有一周假期，然后开始另一个到5月底结束的计划。大家对这项工作都很热心，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挑战。我们已经得到消息说，所有的难民所要在5月31日关闭。但愿到那时条件会允许它们关闭。我再也不愿强迫那些妇女离开了，上次的教训太深刻了。大约在12月20日，我们竭力主张一名已婚的27岁女人回到她的丈夫那里，在离开我们后的3个小时内她遭到了3个士兵的强奸。另一例是一名48岁的女人，在她离开我们的当天晚上遭到6个男人的强奸。我吸取这些教训，不会轻易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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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8年（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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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活动仍在继续进行，到今晚5时，我和王先生数了一下名字，这两天有620人签名。她们是多么悲伤、多么令人心碎的女人啊！她们的眼中饱含着泪水。我们试图让她们对请愿书不要抱太大希望。许多家庭的惟一支柱被带走了。今天，有些农村妇女来签名了，明天也会有人来，也许后天还会有人来。这种消息传得真快啊！下午5时～6时。我和花匠们一起在伊娃的小平房周围补栽了一些树木。我希望我们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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