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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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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夕局势恶化，不便开学的话，我们将在中国发行量很大的《申报》上刊登一个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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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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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我们的校长吴博士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博士。非常疲惫。这个夏天她没有休息。目前，她是一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该组织是由蒋夫人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创建的，目的是向中央军提供战地救援。这个委员会几乎每天都开会，会议常常持续数小时。许多会议都得由她主持。
8月11日今天我干了些什么？上午8时，我离开实验学校的房间。总务处长陈先生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非常委员会的成员陈斐然，或称F·陈。和我进行了巡视，以确保学校在进行必要的准备。首先我们到3个地下室，看到它们已被清理干净，这样在空袭时，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工人可以到那里躲避。接着，我们检查了沙袋的制作，我们准备用沙袋保护我们的仪器。后来，我们开会讨论了如何处理必须搬出科学楼的化学物品。在我看来，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较安静，人们又恢复了日常生活。当然，谣言仍然四起。
就个人而言，我希望，也常常祈祷，战争的阴霾将会烟消云散，中国将再一次摆脱危机，从而能全力推进国家重建计划。在过去的几年中，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中国一直在非常勇敢地原文是valiently，这显然是valiantly（勇敢地）的笔误。执行这一计划。由于某种因素，全世界的道义力量能够被动员起来反对战争、反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机器吗？人们能够把他们的时间、精力放在和平事业和友好合作上，用在消灭世界范围内的贫困、愚昧和疾病上吗？当我把信寄给你们的时候，虽然觉得它不值得你们花时间去读，但至少想让你们知道，我没有忘记你们，同时让你们知道，我很感激你们给我写的信以及你们打算给我写的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明年我有一年的休假，我将回家度过夏天。我还没有决定在哪里过冬天，但打算把一部分时间用在学习上。当这封信到你们那里的时候，但愿在你们那个半球和我们这个半球一切都已风平浪静了。
你的忠实的朋友。
M·V（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7年8月12日8月13日，星期五所有与上海的通讯全被切断了。今天下午，罗纳德·里斯（RonaldRees）从牯岭来到南京，他希望在去上海之前能会见一些朋友。他发现轮船、火车、飞机都不到上海。同时，城里的人似乎也被吓坏了，许多人溯江而上到一些小地方，甚至去了农村。谢文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孩子去了长沙；余琼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31届毕业生。和她的3个儿子动身前往重庆；黄丽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和她的母亲及孩子去了上海。据说为逃离南京，一些人坐在火车顶上去芜湖。
8月14日，星期六上午，总务处长F·陈和我为未来几天准备挖的4个防空洞选址。我们从中国和德国军事专家那里得到了指导，因此知道应该如何建造防空洞。我们离两门高射炮很近，这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几乎同遭到飞机轰炸一样大。
上午11时。安娜·莫菲特（AnnaMoffet）、里斯、约翰·马吉（JohnMagee）和我在安娜的办公室里花了一个半小时，讨论了在目前情况下，基督教徒能够做些什么。我们是束手无策地站在一旁看着战火蔓延到东方？还是采取某种行动——如果是这样，我们采取什么行动？今天凌晨5时我就起床了，为“国际道德动员”运动（InternationalMoralMobilization）起草了一个计划。至少我们应该开始行动起来，尽管没人知道该计划是否能够行得通。
在我看来，各国都有许多人、和平组织、宗教组织及文化组织，如果我们能联合采取行动的话，是会产生影响的。我的想法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日本的军事集团及平民施加压力，迫使日本从中国的领土上撤走其军队。在施加道德压力的同时，我个人将从11月1日起，开始抵制日货。由于我们对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日本的工人、农民怀有友好感情，我们保证随时准备帮助这些团体。
安娜、马吉和里斯先生认为这个计划行不通，因此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里斯将去上海，看看在这一危机中，他在领导中国基督教徒的行动中能做些什么。但愿在这种时刻有一个国际基督教委员会来领导各个教会。
下午1时。从广播里我们得知，空袭和战斗正在上海进行着。
8月15日，星期天下午，南京两次遭到空袭。这是南京首次遭到空袭，空袭异常猛烈。第一次空袭是在下午2时开始的。说来奇怪，下午1时我把学生召集在一起，告诉她们在空袭时该如何做，并说明，我们并不认为很快就会有空袭，但希望她们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2时警报就响起来了，飞机在南京低空盘旋。5时前又来了一次，城市的许多地方响起了隆隆的防空炮火声。造成了什么样的损失，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肯定有人员伤亡，因为飞机进行了猛烈的扫射。由于这是第一次空袭，人们没有认识到应该离开街道躲藏起来。我们很难让工人们呆在地下室里——他们想看正在发生的事。几天前，我们给学校每个人分配了一个地方以防空袭。希望到明天，我们的防空洞将能完工，这样我们就能够使用这些防空洞，而不必大家都挤到两个地下室里去了（科学楼的地下室里堆放了设备，无法使用）。
今晚，我邀请了几名厦门人吃饭，王淑禧（1926）括号中的年份是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的时间。下同。是其中的一位。约晚饭前一小时，他们托人捎来了一张便条，说他们不能来了，他们将乘火车去上海。好像那趟火车在夜里发车，但何时到上海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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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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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7时～8时。6名男工人和我，在600号宿舍楼北面走廊用沙袋建成了一个防空壕，这样，如果夜里有空袭，学生们就不必跑到中央楼的地下室去了。
晚上8时。我们在伊娃·麦卡伦（EvaMacallum）伊娃·麦卡伦原名伊娃·安德逊（EvaAnderson），1921年她与麦卡伦结婚。家收听广播，听到上海遭到猛烈的轰炸——我们不知道是哪一方的飞机干的。广播报道说，在爱德华七世大街和南京路上有许多人被炸死。
8月16日，星期一早上6时还不到，警报声、钟声和哨子声把我们惊醒。我们听到许多飞机的声音，但好像是中国飞机。据后来的报道说，这次日本飞机没有飞临南京市区，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郊外的飞机场。有7架日本飞机被击落——3架在南京，1架在扬州，1架在靖江，2架在上海。
下午3时。警报再次响起，我们又一次跑到地下室和防空洞里。
今天下午，中央医院来借我们的校舍，要把它们变成医院——确切地说，是要把中央医院搬过来。这是一个很难拒绝的请求，但我们希望在9月20日开学，如果同意这一请求的话，我们将被迫放弃开学的计划。吴博士正在同她的执行委员会成员讨论这个请求。
晚上7时。陈先生和我把工人组成3个消防小组，以防火灾。一个小组负责搬运梯子，一个小组负责灭火器，另一个小组负责运水和沙子。我们已购买了大量的黄沙，一部分放在艺术楼的后面，一部分堆在科学楼旁。此外，我们还购买了很多水桶，并将装有沙子的桶放在各栋楼里。据说一些炸弹引起的大火只能用干沙子来扑灭。
我去了美国大使馆，当我刚要回来时，警报响了起来，所以我在大使馆一直呆到7时45分。
因为有规定，在警报解除之前，任何人都不许在街上行走。现在城里秩序井然，警察完全控制着局势。
晚上8时。今晚美国妇女和儿童正在撤离南京，她们溯江而上，撤到牯岭或是汉口。尽管有关的规定没有说两类妇女可以留下，但实际上却是我们这些负有责任和难以脱身的两类妇女被允许留下，这也是我们没有被强行撤走的原因。埃尔茜·普里斯特（ElsiePriest）、格蕾斯·鲍尔（GraceBauer）和我留了下来。凯瑟琳·萨瑟兰（CatharineSutherland）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外籍教师，中国名苏德兰。也留了下来，因为她善意而又坚定地认为，留下是她的责任，而且她也能够帮上忙。我想，她以这种平静但却坚忍不拔的方式一定是会赢得同情和理解的。
8月17日，星期二今天早上，我没有被警报从床上匆忙地拖起，真是太好了。到12时，我们才听到第一次警报，但12时30分，警报就解除了。下午2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时我们正打算派一名工人去接弗洛伦斯，但直到下午4时警报还没解除——我正在艺术楼的地下室里写日记。
下午1时10分，来自上海的广播报道说，所有的美国妇女和儿童都已撤离了上海，一些人直接回美国，另一些人去了马尼拉。
晚上7时。在5时～6时间，我去看洛辛·巴克（LossingBuck）即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1892—1972）的丈夫。。他说弗兰克·罗林森（FrankRawlinsin）的确是星期天在上海遇难，同时还有另外537人被炸死。我还参观了他的防空洞。他及他的室友建造了一个真正的防空洞——7英尺深，边上还有数个可容纳一个人的小洞穴。他做好了被围困和撤退的两手准备，因为他在那里既储藏了饮用水，也准备好了行李箱。
我忘了告诉你们，昨天没有考试，因为只有3名学生来考试，她们也很愿意推迟考试。我们甚至没能把考卷带到上海。T·T·季今天来访，他带来了一缕新鲜空气。他说上海的银行暂时停止了营业，他认为，目前的麻烦会持续两个星期。但愿我能像他那样乐观。
8月18日，星期三天气很好，而且不热。阳光美极了。雨后的树木、草坪和花蕾非常可爱。
现在，我们开始每天早上7时在南画室举行祈祷会。现在看来，我准备上午在书房看书的计划是多么的愚蠢，因为只有在你能确信不会有突发事件发生的时候，计划才有意义。
上午大部分时间我在同明德中学明德女子中学位于莫愁路西侧。的李美云（1931）谈话，她对卫生署要接管他们学校、并改建成一所医院的要求不知如何是好。有关方面开始说要把学校改建为一所军队医院，后来又说是一所普通的急救医院。我们试图召开一次基督教学校负责人会议，这样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我们就可以作出相同的反应。然而，接我们电话的每个人都很忙，尽管他们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但却无法参加这个会议。接着，胡斯曼（Huseman）夫人来了，她也遇到了难题——她的佣人都要回家，这使她束手无策。
今天一天没有空袭，真让人松了口气。晚上，凯瑟琳和我上街买食品，以防万一，但我们没买到多少。我们常去的那家商店，黄油、饼干、小甜饼和牛奶已卖完了。当我们在街上行走时，可以感到南京的居民少多了。
8月19日，星期四凌晨1时40分。大约是在午夜时分，凄厉的警报声划破了夜空。我们这些住在实验学校的人一骨碌爬起来，穿上衣服、关上窗子、锁上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到树下的防空洞里。幸运的是，一名女勤杂工非常聪明，带了一个床单，这使我们免遭蚊子的叮咬。我很难让我这个防空洞里的所有人员都躲在里面，他们很好奇，想看看外面发生的情况。一个花匠一再坚持要回去拿扇子，因为蚊子确实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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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年（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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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解除后，在我们回宿舍的途中，看着皎洁的月光，我想，这一时刻本应用来欣赏大自然的美，而不应用在破坏和屠杀上。东院的6名教师把他们的床搬到了中央楼，这样，警报响起时就可以利用那里的地下室。
整个上午没有飞机来访，但在下午6时，我正要在东院吃晚饭，警报凄厉地响了起来，我们立刻带上食物去了中央楼，每人带着自己的一碗米饭和筷子。一开始，似乎一切都结束了，没有飞机的声音。但接着突然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大家都跑进地下室。清凉山上的高射炮响了起来，就连我们坚固的建筑也在颤抖。城市的东北部似乎着了火。
警报解除后，我们聚在一起，开了一个小小的冰淇淋晚会，凯瑟琳和我准备这个晚会，是为了给与我们在一起的学生和程夫人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舍监兼非常委员会成员程瑞芳。的4个孙子一个惊喜。月光下我们愉快地一道做着游戏，孩子们忘记了恐惧。
陈美玉（1920）突然风尘仆仆地来到校园，大家都很激动。她说，中央大学女生宿舍倒塌时，她正在那里。很明显，日本飞机的轰炸目标是中央大学图书馆、礼堂和科学楼，一枚炸弹落在图书馆的后面，震碎了所有窗户的玻璃；另一枚落在礼堂的后面，炸坏了礼堂的后墙；还有一枚炸毁了化学实验室，但没有击中科学楼。当时美玉的弟弟也在那里，但他俩都幸免于难。美玉的侥幸逃脱简直是一个奇迹，她躲在一个脸盆架的下面，这使倒下的墙没有砸到她。美玉认为校园里有间谍，他们用手电筒给日机指示轰炸目标。在轰炸的时候，好几所政府大学的校长正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召开一个重要会议，但幸运的是没有人受伤。
晚上9时。美玉还没有讲完，警报又响了起来，我们都匆忙去了各自的防空洞，这次，凯瑟琳、我与学生们一起去了600号宿舍楼走廊的防空壕。警报一解除，我就去了实验学校。后来我们听说，在中央大学遭到轰炸的同时，军队的培训学校也遭到了轰炸。那里也有不少人被炸死。
8月20日，星期五早上4时～6时。我刚去了鼓楼教堂，早上5时，基督教女子学校的校长陈道森（音译）的遗体从教堂被送到墓地。他是安娜·陈的哥哥，于星期三在大学医院即金陵大学医院，或称鼓楼医院。去世，留下了母亲、妻子和7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葬礼。他的家人原已撤到上海，因为他们父亲生病，又返回了南京，由于担心飞机轰炸，只有两名年龄较大的儿子、两名牧师和一名朋友陪同灵柩前往基督教墓地。
上午9时～10时。警报又响了起来。我们都去了防空壕。我们现在准备了对付毒气的药品，这些药品由每个负责防空壕的队长保管。每个人还有一个防毒面具。我的防毒面具是去年劳伦斯·瑟斯顿（LaurenceThurston）即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第一任校长德本康夫人。夫人离开南京前给我的，我随身带在我的包里。警报解除后，我们召集了许多工人，把小教堂里的钢琴和校友送的屏风搬到位于楼下的北画室，我们认为，多一层水泥板可能更安全些。
上午11时～12时。吴博士、程夫人和我讨论了有关借用我们校舍的问题，例如，气象台的二十多名工作人员要借用我们的诵经厅，他们不仅想把他们的办公室搬来，而且希望在这里吃、住。
讨论的结果是同意他们的要求，但他们必须自带食物，因为程夫人手头没有多少大米了。第二个要求来自教育部，他们想把一个办公室以及一些高级官员迁过来。但问题是如果高级官员过来，校园里势必有许多小汽车，这将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周围间谍很多，从而危及到校园的安全。我们决定，如果他们愿意使用位于校园外的男教师宿舍，我们就让男教师搬到校园来，把腾空的房屋借给他们。后来他们发现在我们附近有一些高射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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