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日记-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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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后几天的命运毫无把握。大家都疲倦到了极点。几乎在所有场合，我们都发出低沉疲倦的呻吟——周身的疲惫（今晚安全区内有许多放下武器的士兵，我还没有听说城里是否有其他士兵被捕）。
　　12月14日，星期二早上7时30分。昨夜外界似乎很平静，但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种莫名的恐惧。天亮前似乎又有猛烈的炮火轰击城墙——也许是在轰掉那些阻碍日军主力入城的路障，不时还夹杂有枪声，也许是日军士兵在向撤退的中国士兵开枪，或者是向抢劫者开枪。我还能听见下关方向的枪声，在我的想象中，这些子弹是射向坐在拥挤的舢板上、拼命向江北划去的中国士兵们的。可怜的人啊，他们几乎没有机会逃脱这些无情的子弹。
　　在我看来，如果人人都应对战争尽责的话，所有主张宣战的人们都应该志愿参战。妇女们可以在医院服务，为伤员提供衣物和安慰。在装备和维持一支部队所需的无数工作中，甚至女中学生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学或大学男生可以参加军队或是红十字会，或者去社会服务部门服务。当战争结束时，妇女或青年们将面临更繁重的任务，照顾阵亡将士的孤儿寡妇，更不用说帮助伤残士兵这一光荣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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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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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国家犯罪，是违背上帝创世精神的一种罪恶。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的受害者，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飞机大炮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
　　真是上帝保佑，天气像10月份一样温和。一些被迫睡在外面山头上可怜的人们，在这种气候下还不算太受罪。
　　不少人说，昨夜他们被日本兵赶出家门，今晨又发生了抢劫，挂着美国国旗和贴有日本大使馆告示的苗先生家也被日本人闯入。我不知道他家被抢走了什么东西。他们睡在老邵家屋子外面，用柴草当褥子，老邵以及全家已搬走了。有许多年轻妇女被强奸的消息传来，但我没有机会证实。
　　下午4时。我到安全区委员会总部。委员会主席拉贝和刘易斯·斯迈思一整天都试图与日军司令部取得联系，但他们被告之司令要到明天才来。他们遇到的日本军官，有的彬彬有礼，而有的蛮横粗暴。马吉正在组织一所国际红十字医院，一整天都在外面忙碌着，他也是同样的说法，一些日本人有礼貌，而另一些人却十分可恶。他们对中国士兵残酷无情，对美国人并不太在乎。
　　4时30分。米尔斯要我与他一起到水西门去看看长老会在那里的房子。我的任务是为他看汽车。除了一些窗户玻璃被打碎外，其他情况还算不错。日军进来过，但未抢劫。我坐在汽车里，米尔斯到屋内向看门的人了解情况。
　　当我们返回时，在山谷附近看到一具尸体，考虑到南京所经历的炮击，周围的尸体还不算多。过了一会儿，我们遇见了索恩先生，并叫他上车。他说，他把车子停在门前，进去几分钟后车子就没有了，车上悬挂着美国国旗，并且上了锁。
　　许多贫穷或富有的住家门口都挂起了日本国旗，人们事先制作了日本国旗，悬挂起来，以期获得较好的对待。
　　当我们回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时，前面空地上满是日本士兵，约有八个士兵站在我们的门口。我到门口站着，直到他们离开，并找了个机会把陈师傅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如果我没有赶到的话，日本人将把他抓去当向导。学院送信的魏早上被派出去，到现在还没有回来，看来被他们抓走了。当我站在门口的时候，好几个日本兵看了我的国际委员会徽章，其中一人还向我询问时间，同昨天那个凶神恶煞的日本兵相比，这些人和气多了。
　　今晚，人们很害怕，但我认为情况将会比昨天好一些。似乎日本兵已经进驻了安全区的东部。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原来想出城，要到上海去，但被阻挡了回来。他说，成千上万的日本兵正在进城的路上。
　　今天，我们的难民吃了两顿饭，他们对此很感激。我们原以为今天弄不到米了，因为日本兵呆在储存大米的房子里。
　　我决定把前天晚上撤退的士兵丢在我们校园内的军装埋掉，但当我到木工房时，发现我们的花匠更聪明，他们把军装全部烧掉了，把手榴弹都扔到塘里。陈先生把丢弃的枪藏了起来。
　　但愿今夜平安无事。
　　12月15日，星期三今天一定是12月15日，星期三了，现在很难记住日期，一个星期内不再有任何规律。
　　除了中午吃饭外，从早上8时30分到晚上6时，我一直站在校门口，看着难民们源源不断地拥入校园。许多妇女神情恐怖。昨夜是恐怖之夜，许多年轻妇女被日本兵从家中抓走。索恩先生今晨过来告诉我们水西门那边的情况。此后，我们就让妇女儿童自由地进入我们校园。同时尽可能地请求年龄大一些的妇女呆在家中，以便给年轻妇女腾出地方。许多人恳求只要草坪上有一个坐的位置就行了。我想，今夜一定进来了三千多人。来了几批日本兵，没有带来麻烦，也没有强行进入校园。今晚索恩和里格斯先生睡在南山的房子里，刘易斯·斯迈思和F·陈先生睡在门房，我住在下面的实验学校。我们还让我们的两名警察穿便衣巡逻，守夜人也将整夜巡逻。
　　晚上7时。我带了一队男女难民到金陵大学，其中一位妇女说，她是她四口之家的惟一幸存者。我们仍不接收男性难民，不过，我们还是让许多老年男子住在中央楼的教工食堂里。
　　昨天和今天，日本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摧毁学校、杀害市民、强奸妇女。国际委员会试图拯救的一千多名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日本人强行带走了，此刻可能已被枪杀或刺死。在我们南山公寓，日本人破门而入，抢走了一些果汁和其他东西（真是门户开放政策！）。
　　拉贝和刘易斯·斯迈思先生与日军司令取得了联系，那人刚到，还不算坏。他们认为，明天情况就会改善。今天，四名外国记者搭乘日本驱逐舰到了上海。我们既得不到外界的消息，又无法向外界传递消息。人们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12月16日，星期四今夜我问菲奇情况怎样，在恢复正常秩序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他回答说：“今天简直是地狱，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当然对我来说也是这样。
　　昨夜很平静，我们3个外国人没有受到什么打扰，但白天情况却糟糕透了。
　　上午10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经历了一次官方视察——彻底地搜查中国士兵。一百多名日本兵来到校园，首先搜查了一幢大楼。他们要求我们把所有的门都打开，如一时找不到钥匙，日本人就很不耐烦，其中一人备有一把斧头，以便强行劈门。当彻底搜查开始时，我的心便沉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在楼上地理系办公室里放着数百件为伤兵做的棉衣，这些棉衣是妇救会做的。我们还来不及处理这些棉衣，我们不想把它烧掉，因为我们知道，今冬许多穷人非常需要棉衣。我把日本兵带到那个危险房间的西面房间，日本人想从一个相邻的门进去，但我没有钥匙。幸运的是我把他们带到阁楼上，阁楼里有二百多名妇女和儿童，这分散了日本兵的注意力（天黑后，我们把这些衣物全部烧掉了，陈先生也把他的一支枪扔到塘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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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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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次，日本兵抓住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我说：“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他们才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他们搜查了我们所有住有难民的大楼。4个日本兵，其中还有一个低级军官想要点喝的，我们把他们带到程夫人的宿舍。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校园里架着6挺机枪，还有更多的日本兵在校园外站岗，并做好了射击的准备，如果有人逃跑就开枪。当那个级别最高的军官离开时，他写了一个证明，说我们这里只有妇女和儿童，这帮助我们在今天其余的时间里，将其他小股日军挡在了校门外。
　　中午刚过，一小股日本兵从原医务室的边门进来，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们将会把唐的兄弟抓走。后来他们沿路而上，要求从洗衣房的门进来，我也及时赶到了。如果日本人怀疑哪个人，那么其命运将与在他们身后被捆着的4个中国人一样。日本人把那4个人带到西山，我听到那儿响起了枪声。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昨天，30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12岁。日本人还抢食物、床上用品和钱。李先生被抢去55美元。我估计这座城市每一户人家的门都被打开过，并被反复抢劫。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上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一些人的悲惨命运，而且他们很可能不是中国士兵。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
　　今晚，我们南山公寓的工人程师傅过来说，房子里的灯都亮着。我的心一沉，我想一定是被日本兵占据了。我上去后发现，瑟尔·贝茨和里格斯先生昨晚忘记关灯了。
　　科学楼管理员蒋师傅的儿子今天早上被抓走了，还有一个姓魏的也至今未归。我们想做点什么，但不知如何做。因为城里没有秩序，我不能离开学校。
　　拉贝先生告诉日本司令官，他能够帮助恢复市内电、水和电话服务，但这只能在城市恢复正常秩序后才能办到。南京今夜成了一个可悲而破碎的空壳，街上空无一人，所有的房子一片黑暗，充满了恐怖。
　　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占领南京或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这将破坏未来与中国的友好与合作，而且将永远失去今天居住在南京的居民的尊敬。
　　要是日本有良知的人知道南京发生的一切就好了！噢，上帝！阻止日军凶残的兽性，安慰今天无辜被屠杀者的父母们破碎的心，保护在漫漫长夜中备受威胁的年轻妇女和姑娘吧！愿没有战争的日子早日到来！正如你在天国所为，你也一定会恩泽芸芸众生。
　　12月17日，星期五我7时30分到校门口，给与F·陈在一起的索恩先生捎了个信，红十字会的粥厂必须有煤和米。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恐怖的事实就好了）。但愿这里有人有时间写下每一件可悲的事情，特别是那些抹黑脸庞、剪掉头发的年轻女子的遭遇。看门人说，她们从早上6时30分就开始进来了。
　　整个上午我都奔波于出现日本兵的大门口、小门、南山和宿舍。今天早饭和午饭时也跑了一两次。数天来，没有一顿饭不被跑来的工人打断：“华小姐，3个日本兵进了科学楼”整个下午都在校门口，管理交通，阻止难民的父亲、兄弟和其他携带了食物和日用品的人进入校园。
　　校园内原有四千多名难民，现在又来了四千多人，食物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对进来的人必须谨慎选择。
　　人群不断拥入，我们简直无法应付。即使有房间，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我们与金陵大学联系，开放了他们的一个宿舍，他们将派一名外国人在那儿整夜守卫。下午4时～6时，我接受了两大批妇女和儿童。这真是一幅令人心碎的景象，惊恐的年轻姑娘、疲惫的妇女拖儿带女，背着铺盖和衣物，拖着沉重的步履走来。我很高兴我和她们一道走，因为一路上我们遇到了好几批日本兵正在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身上背着各种各样抢来的东西。
　　好在玛丽·特威纳姆在校园里，因此，我认为我能够离开一会儿。我返回时她告诉我，下午5时，两个日本兵进来，看见草坪中央那面很大的美国国旗，他们把它从旗杆上扯了下来，企图把它带走，但旗帜太重，放在自行车上太累赘，于是就把旗帜扔在科学楼前的一个土堆上。玛丽在配电房找到了他们。当她与他们交涉时，他们脸红了，因为知道自己干了坏事。
　　我们吃完晚饭时，中央楼的那个男孩跑来说，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我看见两个日本兵在中央楼前推门，坚持要求把门打开。我说没有钥匙，一个日本兵说：“这里有中国士兵，日本的敌人。”我说：“没有士兵。”和我在一起的李先生也说了同样的话。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地打了李先生，坚持要开门。我指了指侧门，把他们带进去。他们在楼上楼下到处看，似乎在找中国士兵，当我们出来时，看到另外两个日本兵绑着我们的3个工人出来。他们说：“中国士兵。”我说：“不是士兵，是工人和花匠。”他们确实是工人和花匠。日本兵把他们带到前面，我也跟着去了。当我到前门时，看到一大批中国人被迫跪在路旁，包括陈先生、夏先生以及我们的一些工人在内。一名日军中士及他手下的一些人在那儿。很快，在日军的押送下，程夫人和玛丽也来了。他们问谁是学校的负责人，我说我是，然后他们让我来指认每一个人。不幸的是，有些新人是最近刚雇来帮忙的，其中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士兵，他被粗暴地带到路的左边，并被仔细地审查。当我来指认工人时，陈先生开口说话，想帮助我，他被日本兵狠狠地揍了一顿，并被带到路的右边，强迫他跪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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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日记1937（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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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真诚地祈祷，求主保佑。这时一辆车开来，上面坐着菲奇、斯迈思和米尔斯。后来，米尔斯留下来和我们呆了一夜。日本兵强迫他们下车站成一排，脱下他们的帽子，并且搜身，检查他们有没有手枪。幸好菲奇和那个中士能说一点法语，那位中士同他手下的人讨论了好几次。起先，他们坚持要求所有的外国人以及程夫人和玛丽离开，当我说这是我的家不能离开时，他们终于改变了主意，随后，他们让男性外国人坐车离开。当这些被抓的人站着或是跪在那里时，我们听到尖叫声和哭喊声，并看见有人从侧门出来，我猜想是日本兵把大批的男性帮工带走了。事后，我们发现了他们的计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三四个士兵假装审查和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人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当这一勾当干完后，日本兵带着陈先生从前门出去，我们肯定再也见不到他了。他们走后，我们还不敢肯定日本兵确已离开，而是以为他们还守在外面，并准备向任何敢动的人开枪。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人们跪在路旁，玛丽、程夫人和我站着。枯叶瑟瑟地响着，风在低声呜咽，被抓走的妇女们发出凄惨的叫声。当我们默默地站在那儿时，“大王”过来说，有两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