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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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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人都贫穷
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贫穷，多数住在贫民窟。作为工人的政党，有钱人捐给我们的钱很少，所以我们不得不节省开支，竞选期间尽量少花钱，就像1955年那样。幸好我们当时能得到公众全心全意地给予支持。我们没付钱给竞选工作人员，他们全是志愿工作的。行动党给候选人提供划一的海报和宣言，只有照片和履历不同；能力做得到的话，候选人自掏腰包应付开支。必要时我们租用敞篷罗厘、小型货车和轻型货车，在群众大会上当讲台使用，规模大的群众大会两辆车子停靠在一起。支持我们的运输商人许多时候把车子免费借给我们。他们可能希望将来我们组织政府之后可以得到好处，但是我们上台后没给他们任何好处；许多人仍然继续在以后的选举中协助我们。
晚上我们靠友善的商店供应电力，用没罩的电灯泡照明。虽然我们必须租用扬声器，做小生意的电工会前来提供服务，替我们在树上和灯柱上牵电线（有时演说到一半它会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
在游客眼中，当时的新加坡似乎是个令人激动而且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屋顶铺着中国式瓦片，街道两旁有小贩摊位售卖可口的辛辣食物。但这个城市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条条阴暗狭窄的横巷。由于热带气候湿热，扑鼻面来的是腐烂的废物发出的臭味。人夜则只靠小贩的防风灯、臭土灯和店屋前面的电灯照明。竞选活动是在令人汗流狭背的大热天里进行。每天晚上我驾车从一个选区赶到另一个选区，发表三四次演说。群众大会七点开始，10点非结束不可，所以每一站我停留半个小时，就再赶到下一站。幸亏我戒了烟，从没失声。但在溽热的晚上，用两种语言，有时是三种语言马来语、华语和英语演说之后，总是大汗淋漓。此外，当听众人多热情，反应又热烈时，我往往会把原来规定的时间延长到45分钟。我几乎总是最后一个演说，因为人们通常在主要演说者说完之后，便开始散去。每天晚上芝都准备好背心和衬衫，让我在每一次演说过后便换上。我所用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有气派了，因为知道自己输不了。1959年2月我们决定争取选举胜利之后，芝就买了一辆马赛地220，取代用旧了的史都巴克。新车有深浅两色，车顶是浅灰色，车身的灰色比较深，引擎好极了，运转得很平稳。芝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坐这辆车子，从而无须犯疑就了解，我不当总理也买得起。她陪我出席各个群众大会，有时还当司机。
多姿多彩的场合
无论是街头会议还是群众大会，都可能是多姿多彩的场合。选举使不同种族的不同文化习俗流露出来。华人亲自向候选人献上绣了四宇或八字贺词的锦旗，以示支持。它们最大可以是三四米长，需要多人一起上台协助献旗者在赞赏的群众面前拉开。候选人鞠躬接受之后，就和献旗者一起跟锦旗合照。
印度人献上鲜花花环，通常是白色的素蓉花（俗称鸡蛋花）或万寿菊配金银线束，有的重达l公斤。有时支持者一晚先后在我的脖子套上6到12个大小不等的花环，直到把我整个头遮住，脖子支撑得很辛苦。幸好我对他们所用的鲜花不敏感。
马来人献上用金银线织成的头饰，那是高级首领在庆典上佩戴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人们不常献赠。但是候选人受人拥戴的话，可能得到5O到100面锦旗，把它们分别挂在连成一串串的彩色灯泡之间，能绘群众大会增添喜庆的气氛。每面锦旗上都有献赠者的名字，也许是宗乡团体或同业公会以这样公开的方式支持候选人。有关团体一表态之后，它的会员便会协助候选人争取胜利。支持者如果是店主，就会送东西支持做竞选布条使用的白布，让工作人员解渴的汽水等等而不是实际参加拉票活动。
这些就是当时的新加坡人民。他们信任我们，我们必须明确许下诺言，要使未来变得更美好、更安全，作为报答
在红灯码头一个午餐时间的群众大会上，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上台后会保留维持公众治安法令，并且强调说现在的真正斗争是人民行动党对马共的斗争。我追述了马绍尔如何动摇，到处碰壁，每次面临由共产党领导的示威都退却；也追述了林有福不得不诉诸警棍和开枪，最后还要英国人出动直升飞机以恢复秩序。我勇敢地说：〃人民行动党不会犯这两种错误。我们不会向恐吓和威胁低头，也不会利用压迫作为执政的手段。我们将按照人民的意愿，在人民支持下，坚定不移，明智和公平地治理国家。〃维持公众治安法令不是用来威胁人民，而是用来保护人民的。
5月21日古德在向波露提呈的报告里写道：〃李光耀说，他们不会允许外国资本进行颠覆活动。他给颠覆活动所下的定义是：'旨在促进不是我们人民的目标和利益，而是境外强国的目标和利益的任何政治活动；境外强国我们指的不光是苏联和中国，也指美国和西方集团任何人如果为了境外强国的利益损害到本地人民也在颠覆活动的定义范围之内'上面提到的演说，也许是最后一分钟在讲台上煽起选举的热潮好些天前，李光耀提醒过我，他打算使用这个策略，但不应看成表明该党执政时会这么做。然而我担心这可能是人民行动党政府的真正倾向，或者会使行动党过后难以采取更温和的路线。〃
1959年5月3O日星期六是投票日，一切平静，秩序井然，根据新法律，投票是自愿的，用汽车载送选民去投票是非法的，不许拉票。在投票站内和投票站附近，政党工作人员身上不得有政党标志。整个投票过程没有不正当的行为，也没有恐吓、贿赂或贪污。投票站晚上8点关闭，9点正7个计票站开始计票，到凌晨2点45分结束。
我们赢得了51席中的43席，获得了实际投票的9O％选民的53．4％的选票。新加坡人民联盟获得4席，巫统3席，独立候选人1席（A．P．拉惹）。
注：
①卜基是指非法外围赌马收注者、一些没有领取执照的赌博集团，在赛马期间私自收注，让人赌马。后来，卜基集团还把赌博范围扩大到非法赌球赛和其他活动。
第19章 组织新政府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颇。
波霭致贺电对我说：〃两年多以来，我们的谈判是本着谅解和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的。我应该让你知道，我仍然信守我过去说过的，也就是决心以同样的精神处理我们之间未来的问题。光靠这点，新宪制就有可能落实。我将以同样的精神，在权力范围内尽一切可能，使新宪制成功。〃
我在回电中说：〃新加坡自治邦眼下开始的航程风险之大，知道的人很少。今后五年我们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要看策划工作做得如何，工作有多勤奋，联合王国政府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事态的发展和它的原因，也要看神明；而在这个22O平方英里的小岛上，有几个不同的神。第一个因素取决于我们；第二个取决于阁下，第三个我留给新加坡人民自己去祈求，让神明保佑我们。〃
后来又出现了第四个因素北方邻国的态度。第一个公开向我表示祝贺的是马来亚首相。他告诉报界：〃新加坡人民作出了明确的选择，我祝贺人民行动党赢得那么多的多数票。〃但那不是东姑，而是敦拉扎克。东姑在度假，由敦拉扎克暂时代行职务。东姑没那么婉转：〃他们的胜利是意料中的事。其他政党闹分裂，组织不了强有力的反对派反对人民行动党。我的朋友林有福赢了，我感到高兴，至少他是一股强大的反对党力量。另一方面，党若要有效率，即使在立法议院外也必须重新团结起来，否则局面会维持不变。〃
6月3日晚上，群众大会在市政厅大厦前面举行，亲共分子没有参加。我们让43名当选议员站在台上，一律穿白色的衣服和裤子，以此来象征政府的廉洁今后将不会再有过去在新加坡盛行和在其他许多新兴国家存在的贪污舞弊。我介绍了由九人组成的新内阁，包括我自己。我发表了严肃、近乎忧郁的演讲。我并不感到得意，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感受。我开始发现必须面对的问题的严重性失业，人们热烈期待着迅速取得成果，共产党蠢蠢欲动，工会、学校和社团里有更多的颠覆活动，更多罢工，更少投资，更多人失业，更多麻烦。这是个庆祝胜利的场合，我却没有欢欣鼓舞的心情。大草场上约有5万人，很守秩序，期望很高，心情很好。我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冲淡他们的希望，给他们泼冷水，替自己准备好如何应付肯定会到来的共产党人的攻势。他们肯定会极力要求获得更多自由，以便颠覆新加坡，并利用他们在岛上的力量协助马来亚的革命。
六名部长演讲后，我概括了政府的立场：〃我们开始了新的一章。人民通过民选政府行使的权力只限于管理本地的内部事务，这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但却是迈向合并和独立的一个步骤生活里的好东西不会从天而降，只能通过长时间的勤奋工作才能得到。除非人民全力支持政府的工作，否则政府是出不了成果的有时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能非采取不受一部分人欢迎的步骤不可。在这样的时刻要记住：指引我们行动的原则是，必须以整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利益为依归。〃
执政头半年
1959年6月5日星期五下午，我和同僚们宣誓就职，地点就在蒙巴顿于1945年接受东南亚日军司令官投降的政府大厦。
古德主持宣誓仪式过后，以首任自治邦元首和新加坡最后一任总督的身份祝贺我们。我回答说：〃过去几天，我们有机会跟一个了解我们人民的希望和抱负又了解我们处境的局限性的人打交道，这是我们运气好希望你在往后六个月的任期内，会协助我们和平、顺利和有效地接管治理新加坡的大权。〃
典礼举行过后，工作汹涌而来。人人都想赶紧动手，履行自己的职责，根据经验，我知道光靠热情还不行，部长们要充分施展才能，非有冷气办公室不可。这点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没有冷气的话，现代的新加坡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我在黎觉与王律师馆工作的第一年，坐在大办公室里，炎热、潮湿和噪声使人受不了，尤其是下午，精力很容易就消耗掉。书记工作速度只有平常的一半，打字员会打错字，律师纠正错误和口授时犯的错误更多。高等法院情形更糟，因为我们要戴上翼领和扣上垂片，在律师袍下面穿黑色的夹克这样的衣服原本是为伦敦冬天潮湿和寒冷的气候而设计的。
我接管了政府大厦二楼的市长办公室，跟副总理杜进才共用一间总办公室、一间接待室和一间会议室。为了方便沟通，我的秘书使用我们两人之间的办公室。
吴庆瑞掌管财政部，搬进了浮尔顿大厦。他很熟悉公务员的运作情形，工作很快就展开。财政部是我们最重要的部门，我让他挑选政府官员里的精英分子。他选中了韩瑞生担任常任秘书。韩瑞生是我日治时期就认识的朋友，当时他担任土地局局长。后来他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能找到像韩瑞生这样的人是很幸运的事。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紧迫，资源也少。时间之所以不多，是因为我预料〃蜜月期〃最多只有一年，过后共产党人就会重新组织起来，向我们施加压力。资源之所以短缺，是因为公共储备金不多。几天后吴庆瑞便报告说，上届政府动用了储备，用了多达2亿元。他预见1959年财政开支赤字会超过14O0万元，可以省下点钱，但预料最多不会超过500万。因此应该警告部长们，除了已经批准的发展款额，绝对不能为发展项目再提供任何拨款，连已经批准的也要尽量削减。为了平衡收支，必须采取的步骤不但会不受公众欢迎，也会不受部长们欢迎。但是在组织政府的第一年，我们不能出现赤字。
部长以身作则减薪
我同意吴庆瑞的看法，告诉他我们最好在任内初期便采取不受人欢迎的措施。6月12日，各报报道财政部下令，未经吴庆瑞同意不能再有任何额外的开支。可能受影响的是政府对慈善活动的拨款，公务员购买汽车贷款以及奖学金、研究员基金和国外训练课程的开支。但是这些方面可省的不多。吴庆瑞建议部长们以身作则，月薪从2600元减到20O0元，同时削减公务员的可变动津贴，我也同意了。我们举行了一次公务员联合理事会总务小组会议，但是雇员方面没获得工会授权，不接受建议。在内阁里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照办不误。政府宣布从7月1日起削减津贴，但是将接受雇员组织就这个课题提呈的意见。
减薪数目不算少，但还不是大减，只影响到1400O名公务员当中的6000名。月薪不低于220元的雇员都会损失部分可变动津贴．只有10％的人减少的数目每月超过250元，达到减薪400元顶限的只有一小部分人，8OOO名低收入雇员完全不受影响。但是这项措施仍然是个强烈的冲击。要一开始便为节省和理财之道定下基调，我们不得不迅速采取行动。感到很不高兴的大有人在，尤其是高级官员。受英文教育者认为我们开始惩罚他们，因为他们投票反对我们。那不是我们的动机。我们要向所有新加坡人，尤其是向占多数的受华文教育者表明，为了公众的福利，受英文教育者准备由部长们带头作出栖牲。为了协助传达这样的信息，就是在新时代里大家必须同甘共苦，我认为要他们作出牺牲并非不合理。
减薪还有个充分的理由。自1952年以来，我代表工会，吴庆瑞和贝思代表公务员，向政府施加压力，成功地争取了越来越多的薪金和津贴，当时并没考虑到经济情况。如果工会继续这样做，我们就麻烦了。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发出信号：这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减薪后每年将能省下1200万元。报纸估计能省2000到25O0万元，吴庆瑞加以驳斥并提醒各报，1959年剩下的六个月只能省600万元，使预计的赤字从14O0万元减到8OO万元。
几天后他宣布冻结新官员的任命。那就是说，未经部长批准，政府职位出现空缺不能填补。
公务员工会极力反对。就像我们过去跟英国殖民地政府对抗那样，它们组织了一个联合行动委员会跟我们对抗，争取全面恢复津贴。但我们不是处于守势的殖民地政府，因为占多数的华人目前至少暂时全力支持我们，联合行动委员会始终组织不起来。尽管如此，他们的反应使我恼怒。他们不了解我们面临的严重挑战，也不了解说华语或方言的选民的力量如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必须防止共产党人利用他们的不满。一些高级官员不得不停止聘用女佣太不幸了；但是整个国家在面临更大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必须向他们表明，政府将为整体的利益治理国家。只有这样做以及小心行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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