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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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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于1944年7月病逝。邹家华参加过新四军，后进入华中新四军建设大学学习，1946年调往东北。
谢绍明，谢子长烈士之子。谢子长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甘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创建者，曾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于1934年秋在一次战斗中负伤，次年春不幸逝世，时年三十八岁。谢绍明在被选拔留苏时，作为派往东北的干部团成员，在赤峰市任区委书记、武工队政委。
罗西北＇U3＇，罗亦农烈士之子。罗亦农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曾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及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罗亦农不幸被捕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罗西北十五岁时进入苏联国际儿童院学习。1945年8月被苏联派往齐齐哈尔从事情报工作，后进入哈工大学习。
刘虎生是1947年从晋察冀边区来到哈尔滨的。他的父亲是著名的刘伯坚烈士。刘伯坚早年赴欧洲勤工俭学，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次战斗中中弹被俘，于1935年3月英勇就义。
叶正大、叶正明是叶挺的儿子。叶挺是北伐名将，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他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抗日战争时任新四军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父亲牺牲后，叶正大、叶正明被接到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撤退后，他们辗转来到哈尔滨，当时正在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学习俄语。
林汉雄是张浩的儿子，当时在延安保小上学。张浩又名林育英，是我党早期的工人党员和工运领袖，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曾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援西军和一二九师政治委员。1942年3月，张浩在延安逝世，享年四十五岁。
肖劲光的儿子肖永定，当时也在延安保小读书。
任湘是任作民的儿子。任作民是我党早期共产党员，历任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长、山东省委书记、湖南特委书记、西北局秘书长。1942年在延安病逝。任湘是从西安办事处到的延安，曾进入边区师范学校念书，后来就读于延安自然科学院；
朱忠洪是王稼祥的义子。
高毅是高岗的儿子。高岗时任中共东北局副书记。高毅也曾在苏联国际儿童院生活过，当时正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
江明是高岗的外甥。抗战胜利后从延安到了东北，参加了土改工作团。
还有四个年轻人，一同在延安保小长大，一同进入张家口工业专科学校，又一同进入东北野战军通讯参谋部工作。他们是：
杨廷藩，杨棋烈士之子；
张代侠，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副司令员张宗逊之侄；
第三章 开路先锋（2）
贺毅，原红二十七军军长、第十一纵队司令员贺晋年之子；
崔军，陕甘宁边区政府陕北行政公署主任崔田夫之子。
在这二十一个人当中，有四个引人注目的女孩子。
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1928年出生在香港。1945年，十七岁的叶楚梅被接到延安，与父亲团聚了才一个月，就被父亲送到冰天雪地的东北接受磨炼，成为了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
罗镇涛，罗炳辉烈士的女儿。罗炳辉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军事家。他出生在云南一个彝族贫苦农奴家庭。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长、旅长、纵队长、军长等职，演绎了“从奴隶到将军”的传奇。于1946年6月因病逝世。罗镇涛从小寄养在别人家里，后来才找回来。
任岳是任作民的侄女。
项苏云是项英烈士的女儿。11
出征的日子定在1948年9月2日。东北局为大家统一置办了服装：一套西装、两件衬衣。
出发的前一天晚上，东北局的领导林彪、高岗、王稼祥、李富春、陈云等为青年学子们举行了饯行仪式。
尽管在延安时和首长们熟悉得像一家人，在哈尔滨也不止一次地聚会联欢，但是这次晚宴还是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庄重气氛。
在饭桌上，东北局领导郑重宣布了三条纪律：“一、出去后一定要学有所成，不能辜负党的希望；二、培养你们不是为了带兵打仗，而是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将来要用知识建设国家；三、专心学习，学习期间不要谈恋爱”。
9月2日，二十一名同学作为正在孕育中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遣的留学生，登上了开往苏联的列车。谢绍明最年长，而且有工作经验，被委任为党支部书记。
列车从哈尔滨出发，经由满洲里进入苏联。
由于当时中国东北正在大面积爆发鼠疫，进入苏联的列车和旅客必须进行防疫处理。在边境小站奥得勃尔，大家的衣物都被收走进行消毒，列车在奥得勃尔滞留。在这段时间里，所有人不能随意离开车厢，最多只能在车厢附近散散步，透透空气。
两个星期过去了，列车终于被放行了。
在赤塔，留学生们的旅程再次停顿下来。由于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列车并不是每天通行，因此大家不得不在赤塔等待下一班列车。在这里，由于东北局的事先关照，同学们得到了来自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的热情接待。大家在赤塔停留了几天，在当地官员的组织下游览市容、观看电影，对苏联的社会风情第一次有了直观的了解。
离开赤塔，经过六天六夜的漫长旅行，疲惫而兴奋的学生们终于到了苏联的心脏——莫斯科。
隔着车窗向外望去，在站台上迎接的，除了苏共对外联络部官员，居然还有几张东方人的面孔。大家惊喜地发现，他们竟然是在延安保小时就在一起追逐打闹的玩伴刘允斌、陈祖涛等人！如今，他们都已经长成气宇轩昂的青年，就读于莫斯科的大学。
大家跳下列车，和久别重逢的伙伴们拥抱拍打、欢呼雀跃。想到即将在莫斯科重温童年时共同生活的快乐时光，大家无比欣喜，一路的风尘仿佛一扫而光。
可是就在当天，二十一个人被苏方接待人员连夜送往距莫斯科三百公里的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同学们被安置在国际儿童院。天气很快变冷了。苏联红十字会“雪中送炭”，为每个人赶制了一件夹大衣和西装。幸亏有了这件夹大衣，同学们才得以捱过漫长的严冬。
为了提高中国留学生的俄语水平，国际儿童院为他们指派了专门的老师。这位叫做费得洛娃的俄文女教师非常和善友好，对中国学生极尽耐心，不厌其烦地讲述难点和要点。在她的关爱和鼓励下，学生们的俄语水平很快有了提高。
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学习，1949年春天，留学生们被安排到当地的几所学院学习。
四位女同学去了医学院，李鹏、邹家华、林汉雄等去了电工学院，谢绍明、任湘、江明等进入了纺织大学，叶正明等被安排到化工学院。
第三章 开路先锋（3）
伊万诺沃是一个小城市，只有几所非综合性、非重点院校。这些学校在名望和教学水平方面根本不能与莫斯科的学校相提并论。这一情况，与大家的期待相去甚远。
同学们并不知道，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之间还存在着正式外交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斯大林不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胜利，因此在对华关系上是倾向国民党的。为了顾及国民党政权的利益，苏方刻意淡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因此，中国共产党派遣的学生不能进入包括莫斯科在内的各大城市正规大学就读。
时间一天天地飞逝。二十一个年轻人在勤奋学习的同时，心情陷入了深深的惶惑中。一方面，不能及时得到国内时局进展的消息；另一方面，苏方似乎也渐渐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对他们的境遇不再给予关注。进入苏联最高等学府深造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了。
既然来了苏联，就要进入最好的学校，学到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要是就在伊万诺沃这样的小城里，不明不白地度过留学生涯，回去怎么向组织交代呢？可是这样等下去，什么时候又是尽头呢？每每想起临行前首长们的殷切希望和自己的郑重承诺，大家心急如焚。加上对气候、饮食不适应，有些人病倒了。
就在大家沮丧苦闷的时候，叶楚梅收到了父亲的来信。叶剑英在信中写道：
“我知道处在遥远的国家，由于言语、习惯等等，自然要增加一些对祖国的怀念。何况祖国的人民，正在以千万倍的信心和勇气，来打断快要挣断的锁链的时候，不断胜利的狂风，吹到无限遥远的西方的时候，你们的心情爸爸是很知道的。女儿，让爸爸们，把新民主的地基铲得平平的，让你们后一代，能够在我们的国土建筑起一座自由、快乐、文明、进步、庄严、华丽的世界。你们不能逃避这一责任，你们必须完成你们这一代的责任。因此。当着你们还在学习时期，就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建设我们完全新的中国而努力！”12
青年们争相传阅这份沉甸甸的来信，分享着来自祖国亲人的温情。父辈们充满激情的话语，重新拨亮了大家心中的理想之火。
高年级的中国留学生们也伸出了援助之手。陈祖涛，和刘允斌、张芝明三人联名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反映中国留学生在伊万诺沃遇到的困境。为了表明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信中还列了一张清单，将这二十一名同学的父母在中共的职务逐一做了介绍。很快这封信就有了回音，马林科夫派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科洛马瘳夫来调查此事。
1949年夏，刘少奇和高岗到苏联进行秘密访问，向苏方汇报了解放战争形势日新月异的变化，以及建国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中国同志对形势的乐观判断，彻底打消了苏方的种种顾虑。学生们来莫斯科上学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据谢绍明讲，在大家动身前往莫斯科之前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1949年夏天，苏联红十字会安排大家到莫斯科附近的谢涅什疗养院休养，途中要经过莫斯科。伊万诺沃方面不知何故不愿让大家去莫斯科上学，就将其中两位同学扣下来不让走，希望借此牵制中国的学生们。可这哪里难得住具有多年革命斗争经验的中国青年干部呢？大家暗地里把两人的行李运上车厢，就在列车启动的时候，两位同学偷偷爬上列车。随着列车一声长鸣，二十一名中国学生终于结束了曲折漫长的等待，开始了憧憬已久的正规学习生活。
大学生活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首先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选择学校和专业。
在出国前，东北局就已经指示，到苏联后，要根据国家的需要选择专业，并建议学经济、学工业。中央关于留苏学生学什么，也有比较统一和明确的看法。任弼时同志到苏联治病期间，通过任岳、任湘传达了这方面的意见。他不主张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学习政治，也不赞成学习文科。他强调，中国派到苏联的留学生应该学习工科、学习工业。至于具体学习哪一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进行选择。
第三章 开路先锋（4）
因此，与后来的留学生相比，这批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祖国的需要加个人爱好”，成为大家选择专业的原则。
在苏联，对年轻人们触动最大的是其高度的电气化水平。大家都记得列宁说过的话“共产主义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因此，莫斯科动力学院是最受青睐的，罗西北、李鹏、林汉雄、崔军、贺毅、肖永定都选择了它的水力发电专业；
高毅也选择了莫斯科动力学院，但是是在土木系学习建筑；
自幼就特别喜欢摆弄机器零件的邹家华，选择了鲍曼高等工业学院。同样选择鲍曼学院的还有刘虎生和张代侠；
一代名将叶挺陨命于飞机失事。叶正大、叶正明下定决心要制造自己的安全可靠的飞机，因此毫不犹豫地选择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制造和飞机设计；
江明出身于农民家庭，又在土改工作团工作了一段时间，因此对探索中国农业社会问题有了浓厚兴趣。他进入莫斯科农学院，决心献身于农业经济研究；
罗镇涛和杨廷藩进入莫斯科财经学院学习财政和金融；
项苏云进入莫斯科纺织学院学习棉纺；
任岳选择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学习工业及民用建筑；
叶楚梅进入莫斯科大学；
任湘进入莫斯科地质勘探学院；
朱忠洪进入了莫斯科有色金属与黄金学院。13
1949年9月1日，新学年开始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全部免试进入自己所选择的高等院校，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1949年的莫斯科，还处处显示出残酷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流离失所的难民沿街乞讨；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拖着残缺的肢体，无声地诉说着战争带来的苦难。
中国留学生的生活费是四百五十卢布，这在当时应当算是不低的数目了。然而战争造成货品奇缺、物价飞涨，抹面包的黄油卖到六十卢布一公斤。中国学生也只得节衣缩食，买一块黄油要节省着吃很久很久。
比生活的困难更严峻的，是学习的艰苦。
中国留学生都来自战火纷飞的革命根据地，根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除了极个别人拥有相当于高中的学历外，其他人都是初中、甚至是小学文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下子进入苏联最高等的学府，学习最尖端的专业，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
谢绍明回忆道：
“我们到苏联时，连一本俄汉字典都没有。东北局给我们每个人配了一本缴获的、日本人在满洲国印的《露和字典》。日文我们也不懂，好在有些字词和中文相同或相近。我们就拿着这本俄、日语对照的字典，连蒙带猜，学会了不少单词。
有时看书看的实在太累了，不论寒暑，就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放开冷水冲，一下子打个激灵，抖擞精神继续看。冬天的自来水冰冷刺骨。宿舍的管理员老大妈看我们这样做，连忙跑过来阻止：‘不行啊，小伙子！这样会得病的！’”
到苏联后不久，叶楚梅就因为不适应气候和饮食，患上了肺结核病。进入大学后，巨大的学习压力导致病情恶化，时常咳血，不得不住进医院。但是就是住院治疗期间，她也没有中断学习。她恳请同学们探视时把课堂笔记带来。每次同学们看望她时，她就不停地誊抄笔记，有问题就请同学讲解，结果课程不但没落下，还和同学们一起按时参加了考试。病情稍有好转，她就迫不及待地出院返校了。由于身体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叶楚梅的病情终于恶化了，以致最后不得不中断学业，回国休养。14
通过勤奋努力，大家不仅克服了语言障碍，而且每个人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他们树立了中国学生勤奋、团结、友善、自律的完美形象，赢得苏联老师和同学的普遍赞誉。苏联高校的荣誉榜上，第一次刻上了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留学生的名字。
作为年轻的人民政权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派出的留学生，他们经历了比后来者更多的曲折和磨砺。在管理这批留学生的过程中，我国教育部门逐渐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与苏联同行在留学生管理工作上的配合也日臻完善。1948年派遣留苏的二十一人，客观上为后来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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