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无痕:中国留苏群体纪实-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生管理工作人员，一共干了六年半。

　　曾任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同志，也是于1955年在苏联中央团校进修期间，被抽调到使馆从事留学生管理工作，从而逐步走上了外交道路。

　　留学生管理处的工作是非常繁重的。

　　每年国内大批新生到来之际，留学生管理处的同志们马不停蹄地穿梭在苏联高等教育部以及各个院校之间，为学生们协调办理入学、转系手续。

　　平日里，干部们要定期到中国留学生所在的各个城市巡视，了解学生们的思想动态和学习情况，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

　　对于每个留学生，留学生管理处都建立了专门的档案，记录学生的学习成绩、政治表现、工作潜力，为将来国家的合理使用提供参考意见。

　　留学生管理处还要管理留学生党团组织，指导留学生学生会的工作，落实对留学生的政治领导。

　　除此之外，留学生管理处还要研究苏联各高等学校的情况，了解其科系、课程、设备情况，作为将来派遣留学生及改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参考。

　　张闻天同志任我国驻苏联大使期间，曾用十六个字概括了留学生培养的方向：“立场坚定、业务精通、作风正派、身体健康”。这一标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留学生管理工作的指导方针。

　　1954年4月，高等教育部颁布了《留学生注意事项》。这一文件在思想上、纪律上、学习上、生活上对留学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成为海外学子们的行为准绳。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2）




　　留学生管理处不仅是国家管理留学人员的机构，更是留学生们在异国他乡的依靠。他们通过辛勤的工作，为广大学生顺利完成在苏联的学习开辟了坦途。

　　对此，我有着亲身的体会。

　　我至今记得1988年，当我们这批经历了长途旅行身心俱疲的新生到达莫斯科时，车窗外迎接我们的使馆教育处同志亲切的笑脸；我还记得从莫斯科中转到基辅时，使馆教育处的同志把我们从住处一直送到列车车厢，直到大家安顿下来才千叮咛万嘱咐地离开。

　　我更记得，当预科结束后，苏联方面要把我一个人分派到一个偏僻的乌克兰西部小城学习。孤独和惶恐一下子包围了我。举目无亲的我，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向使馆教育处写了一封信求救。

　　没想到使馆教育处杨恕、王立生两位老师马上专程从莫斯科驱车赶到了基辅。他们就我的问题专门与乌克兰教育部进行了磋商，又考察了基辅的几所高校，直到为我确定了最适宜的学校和专业。

　　就这样，我得以进入著名的基辅工学院学习，并顺利完成了学业。

　　1989年11月中旬，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人数最多的一批中国留学生共八十余人抵达苏联。他们被安置在从贝加尔湖到黑海十余座城市的预科系。按照苏方的惯常做法，这些学生将留在预科所在城市进入大学学习。

　　鉴于苏联的一流院校基本上集中在中心城市，而且当时大城市的物资供应也好于偏远地区，也为了使同学们能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更有保障的学习环境，使馆教育处的同志们和苏方进行了反复磋商。第二年夏天，预科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最终得以离开所在的二级城市，全部进入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等地的一流高等院校学习。

　　中国留苏学生最早的自治团体成立于1947年。

　　这一年，罗荣桓和王稼祥等中共领导人来苏联治病。看到国际儿童院毕业的中国孩子们无人管理，罗荣桓要求大家尽快组织起来，加强政治思想学习，争取早日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很快，在苏联高校学习的学生们成立了“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由刘允斌、陈祖涛等三人负责。“同学会”成立后，漂泊在苏联的中国学子终于拥有了了解祖国形势、提高政治觉悟、陶冶道德情操的家园。

　　1948年，李鹏等二十一名学生到达莫斯科后，在“中国留苏学生同学会”之外，另行建立了“中国留苏学生会”，由李鹏担任主席。后来，两个留学生组织合并，继续称为“中国留苏学生会”，李鹏为主席、刘允斌为副主席。

　　1951年，新中国派出的三百多名留学生抵达苏联，留学生队伍空前壮大。“中国留苏学生会”改组成为“中国留苏学生总会”。原红军将领、时任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钱信忠＇U30＇被选举为首任会长。从此，我国在苏联的留学生有了统一的组织。此后，李鹏、夏子敬、陈先玉、宋健＇U31＇等先后担任了学生会的领导职务。

　　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遵循着严格的党、团组织生活。驻苏大使馆设立了留学生党委，在留学生所在的各个城市成立了下属党委，在每个大学还成立了支部。像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则在留学生集中的大学设立总支一级机构，以系为单位成立支部。在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党员留学生过着双重组织生活，除了参加中共党组织活动、向上级汇报工作外，还要出席苏联校方的党组织活动。

　　每个月，各级组织都要定期召开生活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学习国内党内文件、阅读、讨论《人民日报》等国内报纸，跟上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除了组织政治学习之外，关注学生们的学习和思想动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中国学生内部以及与苏联学生的团结，也是各级党团组织的重要工作内容。

　　作为规模较大的莫斯科大学地质系党支部的一员，许宝文对党组织在留学生管理中的作用如数家珍：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3）




　　“党支部在留学生的日常管理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平时有谁感冒发烧缺了课，党支部就会安排专人去给他补课；谁平时学习吃力，党支部会布置学习好的同学和他建立一帮一的关系；每到考试期，党支部会了解每个人的备考情况，谁有难处就给予解决，让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甚至个别同学国内家里有困难也要设法给他帮助，使他能够安心学习。”

　　陈非告诉我：

　　“我们当时有一个口号，叫做‘不让一个同志掉队’。这就是说，不论在学习上，还是思想上，所有同学要成为一个坚固的整体，大家共同进步、互相支持，共同完成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使命。”

　　关怀和勉励

　　在我查阅的大量有关留学苏联的历史档案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时时跃入眼帘。

　　他，就是周恩来总理。

　　无论是派遣第一批留苏学生出国，还是迎接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最后一批学生回国，所有与留学生管理工作的决策，都与中南海西花厅息息相关。甚至诸如每年选派的人数、专业比例这些具体而细微的问题，周总理也要一一亲自审批。

　　1951年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在回忆文章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临行前高教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的饯行冷餐会。

　　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专程赶来为大家送行，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将祖国人民的全部期待归纳为十六个字：“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席间，同学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三五成群地向总理敬酒。周总理慈祥的笑容、殷切的话语，至今令当事人历历在目、言犹在耳。

　　留苏预备部成立后，学员们的衣食住行，更是得到周总理事无巨细的关心。

　　周总理一再指示：要把留学生的伙食搞好，让学生们个个营养充足，身体健康，才能经受艰巨学习任务的考验。关于出国的着装，总理特地叮嘱：留学生代表新中国的风貌，国家再穷，也一定要穿戴体面。

　　1953年7月，周总理把即将出国的五百余名留学生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为大家举办了隆重的送别晚会。

　　周总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根据毛主席的三好指示精神，针对留学工作的特点，提出了“身体好，学习好，纪律好”的要求。

　　总理指出，身体是我们学习工作的物质基础，身体不好就容易衰弱。大家应作长期打算，不要只看眼前。大家在国外尚须学习语言，学习会很紧张的，但一定要注意身体，锻炼身体。

　　其次，要学习好。总理回顾了我国学习、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历史。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后吸收了资本主义的文化，十月革命后吸收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现在更需要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这一光荣任务就放在广大学子的身上，要学习建设理论、科学技术，首先着重经济、工业，此外要学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文学等，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要读死书，要活用。要按照兄弟国家的制度规定，按部就班，好好学习。

　　在谈到纪律好时，总理提醒学子们在国外不要骄傲，要尊重兄弟国家的法规。此外，应遵守学习纪律。不能要求人家对每个同学都信任，不需要知道的事，不应该过问；不允许学习的东西，不应该去学。如果认为需要，应先由两国正式交涉。党团员参加旁听兄弟国家党团活动，应尊重那里的风俗习惯。中国同学之间应订立规约，互相约束，大家遵守，要在学习中养成集体纪律性。守纪律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是革命的传统，应加以发扬。

　　最后，周总理深情地寄语大家：

　　“我相信，三五年后，等你们光荣完成学习任务，回到祖国，就一定能接替我们的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努力。祝大家成功！”50

　　会后总理请大家看京戏。一出戏是“将相和”，另一出是“孙悟空大闹天宫”。

　　亲历这一历史时刻的许宝文回忆道：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4）




　　“总理这两出戏是别有深意的。关于“将相和”，我当时就想，总理的意思是要我们大家要谦虚谨慎，要讲究团结，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对于“大闹天宫”，当时我们只知道武打精彩热闹，非常过瘾。其实总理是要我们学习“孙大圣”，敢于打破传统，敢于挑战，勇于创造啊！”

　　1965年，周总理在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接见留学生时，阐述了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红专关系的问题。他指出，留学生要做到又红又专：在国外学习要站稳立场，抵制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除了学好所在国语言外，还要多学一两门外语；要扩大知识面，如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常识；要打破洋框框，做到学以致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陈先玉那里，我看到了一张周总理与留学人员的合影。留学生们亲昵地紧紧围在总理的身边，有些人甚至直接坐在总理脚边的地毯上，所有人的脸上都荡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

　　“是不是和总理在一起特别放松呢？”我问道。

　　“是啊”，　陈先玉回答，“周总理特别喜欢和留学生一起跳舞、唱歌。每次经过莫斯科，只要有可能，都要会见留学生，和大家一起联欢。

　　有一次，总理和留学生在使馆联欢，大家笑啊跳啊兴致正高。总理提出一个建议，请一位他在延安时期就认识、此时正在莫斯科留学的的女歌唱家唱一首歌。女歌唱家高兴地说，那就唱个“夫妻识字”或者“十二把镰刀”吧。总理摆摆手说，最好唱个新歌，唱歌剧《红湖赤卫队》的插曲“洪湖水，浪打浪”吧。那位女歌唱家可能以前没有练过，怕唱不好，有点犹豫。总理见她面有难色，就说：“没关系，我来指挥大家一起唱。”大家齐声响应。总理站到大家面前，一边打拍子，一边起头唱了起来。大家见总理亲自指挥，都非常激动。唱罢“洪湖水浪打浪”，所有人都意犹未尽，又唱了“红色娘子军连歌”和其他流行的革命歌曲。唱完歌，总理和大家都高兴极了。一大群年轻人无拘无束地簇拥在总理身边照相，场面非常感人。在我从事留学生管理工作得几年时间里，总理和留学生这种水乳交融、亲密无间的场面，亲身经历了许多次。”51

　　曾在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的马春途，则亲眼目睹了总理惜才爱才的一幕。

　　1961年，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会议结束后，总理照例在大使馆接见全体留学生。当总理走入礼宾大厅的一刻，大家欢腾了。总理满面笑容地从人群中穿过，和每个人员握手、问候。令马春途惊讶的是，总理的记忆力如此出色。那些以前曾经仅仅见过一面的人，他竟然还能准确地叫出姓名、籍贯和专业。

　　突然，总理的目光在一个人的面孔上停住了：“你是王淦昌＇U32＇嘛！”

　　王淦昌是我国著名的核物理专家。1934年，他从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1956年起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从事高能实验物理的研究工作。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成立于1956年，是一所国际性原子核物理科研机构，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十年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周光召、何祚庥、丁大钊等一大批中国科技工作者曾在该研究所工作过。王淦昌在这里出任副所长，主持新奇粒子的研究。

　　周总理拉着王淦昌的手问道：“你们的研究进展如何？”

　　“报告总理，我们通过联合所的加速器，已经发现了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西格马负超子，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荷电反超子！”　王淦昌大声回答。

　　“好！好！祝贺你们！”总理满面春风，紧握着王淦昌的手，用力摇动着。紧接着，总理问道：“在苏联还要待多久？”

　　“我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几天就回国。”

　　“准备怎么走？”

　　“坐飞机回国。使馆的同志已经买好机票了。”　王淦昌回答。

　　这时，周总理的浓眉猛地一挑，立刻环顾四周，大声喊道：“刘晓呢？刘晓大使在哪里？”他紧紧盯着挤到身边的刘晓，表情严肃地说道：“你要安排王淦昌坐火车回国。飞机票退掉。你们使馆要派一个专人全程护送！”




第九章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5）




　　马春途当时就站在不远处。眼前发生的一切，令他震动。

　　许多年以后，随着社会阅历的逐渐丰富，马春途才体会到总理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外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种敌对势力想方设法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尖端科技事业进行破坏。当钱学森返回祖国时，美国的军方甚至发出死亡威胁“我宁可把钱学森毙掉，也不要让他回到中国！”经验丰富、处事谨慎的周总理，决不允许敌人有任何可乘之机。

　　数年以后发生的一件事，更证明了周总理的远见卓识。1965年12月初，世界著名的力学专家、“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同志，急于赶回北京研究一个重要数据，便搭乘了夜航飞机。12月5日凌晨，飞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时不幸坠毁了。钱学森伤感不已地叹息：“一个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力学专家离开了人世。”一位弥足珍贵的国防科技专家，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就这样令人惋惜地陨落了。

　　“发生这样的悲剧后，我更深刻地感受到，周总理对人才真的是关怀备至啊！身为日理万机的一国总理，在很多细节方面，竟然比基层工作人员考虑得还要周到。”马春途无限感慨地说道。

　　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也对留学生培养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