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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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为什么我要离任？并不是因为我生病了，虽然报纸报道了这样的传闻。总统曾对他的助手说担心我会自杀，就像杜鲁门的第一任国防部长詹姆斯·V·福雷斯特尔那样。从那时起，大家似乎都认为我已心力交瘁，而我并没有如此。我的确感到有压力，我与美国总统不和，我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回答，我异常紧张，但我并没有接受治疗。除了偶尔吃几片安眠药片外，我没有服用任何其它药物，也从没想到过自杀。
　　事实是，我得出了结论，并直截了当地告诉总统，在越南的任何军事行动都不可能使我们达到目标，因此，我们应该通过谈判寻求一个比较接近的政治目标。林登·B·　约翰逊总统不准备接受这个事实。对我们双方来讲，情况越来越清楚，我不会改变我的判断，他也不会放弃他的看法，因此，必须做出某种决定。
　　很多朋友在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都说我做错了，他们认为我应该辞职，以表示对总统政策的抗议。在这里，我要解释为什么我没有这样做。总统（除副总统以外）是政府行政机构中唯一的民选官员。他指定每一位内阁成员，内阁成员除总统外没有自己的选民，因此，内阁成员对人民负有责任，内阁成员的权威和责任来自总统。但是，也存在这样的事实，即由于内阁成员经常在公众中露面，有些内阁成员会形成独立于总统之外的权力。
　　从某个角度来讲，我拥有了这样的权力，一些人说，我应该通过辞职来使用这个权力，向总统的越南政策挑战，为那些寻求改变这一政策的人带个头。
　　我认为，那将有违我对总统所负的责任和我拥护宪法的誓言。
　　我永远不会忘记迪安·艾奇逊告诉我的事。迪安·艾奇逊说，三十年代初他在罗斯福任职期内做财政部副部长。当时，他发现自己无法接受总统的金融政策，因此他默默地辞职了。罗斯福曾对他说，他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位按宪法规定辞职的官员，我决不会忘记这个教训。
　　简单地说，尽管我与林登·B·约翰逊在越南问题上有巨大的分歧，我仍旧忠实于政府，忠实于他。我感觉到，他对我抱有同样强烈的感情。此外，直到我离开的那一天，我仍旧相信我可以影响他的决定，因此，我认为我有责任留在我的岗位上。
　　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到三个月后我离开五角大楼的这段日子里，危机接踵而至。北越部队攻打远在南越西北角的溪山海军基地；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在朝鲜半岛附近的公海上北朝鲜扣押了美国情报船普韦布洛号；一星期之后，越共对美国驻西贡的大使馆进行了爆炸和进攻，发动了血腥的“春节攻势”。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我进行了关于越南的最后一次公务活动。出于经济、政治和道德的考虑，我拒绝了威廉·威斯特摩兰重新提出的增加二十万军队的要求。我的继任者克拉克·克利福德后来批准了这一申请。
　　我离任的时间正在临近，我给总统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找不到适当的词句表达此刻我内心的情感，五十一个月前，您要我在您的内阁中任职。在我一生中从没有任何时期曾带给我这样多的矛盾和斗争，也从未伴随有这么多的满足。斗争将永无尽期，且不断增强。而若没有您在每一步都给予我全力的支持，我的满足将会很少。
　　任何人都会为自己能在这届政府中任职而感到骄傲。它在人权、健康以及教育等领域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一百多年的疏忽自然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纠正。但您排除阻力，推动和劝导这个国家进行了基本的改革。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的子孙将从这些改革中获益。我深知您为此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中付出的代价，我们这块土地上的所有公民都受惠于您。
　　我将不说再见——因为您知道，只要您召唤，我会随时响应。
　　您忠实的：鲍勃　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玛格丽特也给总统和总统夫人伯德写了信，她收到了总统令人感动的回信，其中写道：　这次分离使我们双方都感到如此凄凉。你知道，如果要我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　和鲍勃分手的话，那就是大约二十四小时之前，我独自离开了办公室。从没有任何人像你丈夫那样令我如此钦佩和欣赏。你信中的许诺将使今后的日子呈现光明。虽然我们的生活将会从此改变，但是正如你所写的那样，伯德夫人和我将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对你们俩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会永驻于赞美和感激之中。
　　爱你们的：林登·B·约翰逊　二月二十九日总统为参加我的告别仪式来到了五角大楼，我们一起乘电梯去我的办公室。电梯上升时卡在两层楼之间，开电梯的警官通过就急电话呼叫维修工，维修工问：　“你们是满载吗？”警卫回答：“当然是。”我们电梯卡在那儿大约十到十五分钟，不用说，总统的贴身保镖紧张得快疯了。最后，一个维修工从顶部爬进去，把我们解救出来。
　　然后，我们向阅兵场走去，它位于五角大楼旁河流人口处的前方。由于处在战争时期人们都情绪不高，但礼仪还是要遵守的。因此，部队组织了全套的告别仪式向我表示敬意。这包括讲演、乐队、仪仗队、礼炮和海空军联合进行的战斗机编队飞行表演。告别仪式在猛烈的暴风雪加雨中进行，这看起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取消了飞行表演。而讲演用的扩音设备也发生了短路，所有的人都被淋得透湿，最后扫兴地离去。
　　在那天之前，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白宫东厅向我颁发了自由勋章，当时在场的有我的许多亲戚、朋友和大批华盛顿官员。七年前我就站在这同一个房间里，骄傲地进行就职宣誓，我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一个冷酷、讲究高效率的人，但当时我却变得异常激动。今天我又是如此。当轮到我讲话时，我看着总统开始说道：“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我今天的心情。”然后我突然被噎住了，骄傲、感激、沮丧、伤心和失败等各种不同情感交织在我心头，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假如我能够说出来，我要说的将会是下面的话：　今天，在经过了一千五百五十八天之后，我结束了与一个就我所知性格最复杂的人的最亲密的合作。在这个房间中的很多人认为林登·B·约翰逊是粗鲁的、平庸的、狭隘的、工于心计的、虚伪的。也许在某些时候，他会表现出这些特征之一，但就其个性的整体而言，他远远超过这些。我相信，在几十年之后，历史将评价他做了很多。例如：通过诸如“人权法案”，　“选举权法案”和“伟大社会立法”——他提醒我们全体，看清我们对穷人、地位低下的人及种族偏见受害者所负的责任。在这方面他所做的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但是对于越南，这个他继承下来的战争而言——应该承认我们和他一样，都没能更明智地去处理——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本应做得更好些。
　　十三年之后，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我和玛格丽特重回白宫东厅。这次是她获得荣誉，我作为旁观者，卡特总统授予玛格丽特自由勋章，表彰她所做的工作。玛格丽特发现阅读在学习中是最基本的，因此提出了一项“重视读书”计划鼓励和帮助有缺陷的年轻人进行阅读。当时，玛格丽特正处于与癌症长期斗争的末期，在授勋仪式举行后的第十七天，她去世了。但那时全国已有七万志愿者在她创建的组织中工作。

我对越南事务的卷入在我离开白宫东厅那天就结束了。当然，战争又继续了另一个七年。当一九七三年美国最终离开南越时，我们失去了五万八千名男人和女人，我们的经济由于多年沉重和不适宜的战争支出受到了严重损害，我们社会的政治统一遭到破坏，几十年都不会恢复。
　　这样高的代价值得吗？
　　迪安·腊斯克、沃尔特·罗斯托和世界上许多地缘政治学家至今仍回答说值得。他们断言：如果没有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共产党霸权——苏联和中国——将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包括控制印尼、泰国，甚至可能还有印度。一些人则可能更进一步说，苏联将会冒更大的风险在世界各地扩大它的影响，特别是中东。在那里，他们肯定会寻求对石油生产国的控制。这些人所说的或许没有错，但我却深深怀疑这样的判断。
　　当苏联、中国和越南的档案向学者们公开后，我们将会对这些国家的意图有更多的了解，但即使没有这些材料，我们也知道，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在冷战的四十年中是确实存在的。虽然在五十、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西方经常误解并因此夸大东方的霸权和达到那种霸权的能力，但言过其实地认为，我们不能在这种威胁中保护自己，则仍是一种糊涂和不负责任的说法。
　　今天看来，如果美国没有卷入印度支那的战争，或在六十年代早期或中期撤出越南，我怀疑，苏联和中国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行动和影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促使约翰·F·肯尼迪总统做出决定，派遣军事顾问去南越的两个条件将不会被满足，的确也不可能被满足：政治稳定并不存在，而且看起来也永不会实现；南越政府，即使在我们给以军事帮助和后勤支援的情况下，仍不能保卫他们自己。
　　列举这些事实——它们的确是事实——我相信，我们可以也应该从越南撤军，或者在一九六三年底吴庭艳被暗杀后的骚乱时期，或者在一九六四年初或一九六五年初南越政权的军事和政治弱点日渐明显时，正如下列表格中对应的数据所显示的，我们至少有三个其它的机会可使撤退被证明是正当的。　如果正确地向美国人民和世界做出解释，我不相信，美国在任何这些时机的撤军，会导致西欧怀疑我们对北约的支持和对他们安全的保证。我也不相信，日本会认为我们的安全条约更少可信性。相反，从越南的撤军可以保全我们的实力，使我们能够在其它地区进行更具防御能力的活动，从而提高我们的信用程度。
　　有人说冷战后的世界与过去的世界是如此的不同，所以，越南的教训将不再适用或与二十一世纪无关。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要想从越南的经验中吸取教训，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失败。我们在越南的悲剧有十一条主要的原因：　一、正如我们一向所做的那样，我们对敌人（在这里指北越和在中国、苏联支持下的越共）的地缘政治意图进行了错误的估计，我们夸大了他们的行动对美国构成的威胁。
　　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模式来看待南越的人民和领袖。我们认为，他们渴望并决心为自由和民主而战斗。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做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
　　三、我们低估了民族主义的力量（这里是指北越和越共），它们可以鼓动人民为它们的信仰和价值去战斗，并付出牺牲。今天，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我们仍然在重复着类似的错误。
　　四、我们对敌友分析上的失误，反映出我们完全忽视了该地区的历史、文化、人民的政治信仰及其领导人的个性特征与习惯。在我们与苏联不断发生的对抗中，也经常出现这种失误——如在柏林、古巴、中东等问题上——我们好像从未听到过汤米·汤普森、奇普·波伦和乔治·F·凯南的告诫。这些高级外交人员曾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来研究苏联。它的人民和领导人，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对我们的行动会有何种反应。然而，事实证明，他们的建议在形成我们的判断和决策时毫无作用。高级官员在做出关于越南事务的决策时，也缺乏精通东南亚问题的专家来提供咨询。
　　五、正如我们一贯所表现的那样，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现代化、高科技的军事装备、军队和理论，在与非正规的、被高度激发起来的人民运动的对抗中，其作用是极有限度的。同样，我们也没有能够把我们的军事策略，与赢得一个文化完全不同的人民的心灵与思想的任务结合起来。
　　六、在我们决定行动之前，对于美国是否应当大规模地卷入东南亚的军事冲突，我们没有能与国会和美国人民进行深入和坦诚的争论。
　　七、当行动已付诸实施，意外的事件迫使我们背离既定的方向时，我们没能一直征得公众的支持。其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充分地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在让公众理解我们面对的复杂局面，以及他们如何会对必要的改变做出积极的反应上，我们的确缺乏应有的准备。而此时，我们的国家正面对一片未知的海域和一个远在天边的陌生国度。一个国家最强大的力量并不是其军事的强大威力，而是其民众的同心协力，而我们却恰恰失去了此点。
　　八、我们没有意识到，无论是我们的人民，还是我们的领袖，都不是万能的。在不涉及我们自身存亡的事务中，要判断什么是另一个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应由国际社会进行公开的辩论来决定。我们并不拥有天赋的权力，来用我们自己的理想或选择去塑造任何其它国家。
　　九、我们没能坚持这样一个原则：美国的军事行动——除了对我们自身安全受到威胁时所做的反应外——应该在得到国际社会全力支持（而非只是做个姿态）的情况下，与多国部队共同进行。
　　十、我们没有认识到，国际事务也同生活的某些方面一样，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时无法解决。对于将解决问题作为其生活的信仰与实践的人们来讲，这的确是很难接受的现实。然而有时，我们也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并不完美、并不整洁的世界里。
　　十一、在所有这些错误中最基本的错误是，我们没能组织一个高层的行政领导班子，去有效地处理那一系列异常复杂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为此，我们承受了极大的风险，付出了生命损失在内的沉重的代价，长期处于动用军队的紧张压力下。假如，这类军事和政治问题是总统和其顾问们面临的唯一问题，那么，这种组织上的缺陷将会使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好在，情况并非如此。当时，我们还面对一系列其它的国内和国际问题。因此，我们没能深入和全面地分析、讨论我们在东南亚的行动、我们的目标，用其它方式处理它的风险和代价，以及在失败已很明显时改变战略的必要性——就像古巴导弹危机时，我们的行政委员会所做的那样。
　　以上所述是我们的主要失误。它们虽然被分别列举，但从本质上说，它们全都以某种方式互相关联着。在某一方面的失策，会牵涉或转化为其它方面的失败，每一个失误都将成为一个可怕的扣结上的一环。
　　指出这些失误，可以令我们看清越南的教训，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角度上，应用它们来审视冷战后的世界。
　　虽然，从八十年代中以来已经出现了冷战即将结束的明显迹象，然而，世界上很多国家在校正它们的外交和防务政策时，却都行动得十分迟缓。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应归结于，他们还没有看清楚将面临什么样的前景。
　　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前南斯拉夫的内战，以及车臣、索马里、海地、苏丹、布隆迪、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出现的骚乱，这一切似乎使人们看到，在未来的世界中，无论是在国内的不同集团之间，还是在延伸的国界之间，都仍会存在冲突。宗教间、种族间的紧张关系仍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