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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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个人将不介入。我指示他说：“告诉你的研究人员，无论后果如何，都不要退缩。”或许是出于曾激励我做这件事的同样冲动，使我说出了上面的话。我从未想过对总统和国务卿提到此事，因为这几乎不是什么秘密。然而，最终却使三十六位参与研究与分析的人员卷入其中。
　　材料搜集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一个月后，约翰·T·麦克诺顿悲剧性地在一次空难中丧生。整个搜集工作由莱斯利·H·盖尔布负责。当时莱斯利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官员，现在他担任了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工作是收集二十多年以来的备忘录、情况记录、电报以及各部门的报告。几年后，莱斯·H·盖尔布利告诉一位研究人员说：“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打电话，然后说：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要求我去见很多人，解释这项研究工作，告诉他们我想要下列材料。他们全都说：是的，当然没有一个人拒绝提供材料。
　　一九六九年初，莱斯利·H·盖尔布的小组就美国二战后对越南的政策整理了一份七千多页的研究报告。这已远远超出为研究人员收集原始资料的范围。整个工作总起来说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一方面反映了对刚刚发生的事进行评述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莱斯利·H·盖尔布和他的小组实际上无法接触白宫档案和一些高层政府部门的文件。尽管如此，仍然可以说这项工作完成的异常出色。它体现了我要求尽可能客观的宗旨，他们几乎搜集了到那时为止与越南有关的所有学术著作，其中包括从各个不同角度所做的分析。
　　但是，由于有如此多的人卷入越南的事务，这种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努力却导致了意外的结果。一九七一年，曾为莱斯利·H·盖尔布工作过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泄露了这份材料，主编将之命名为《五角大楼文件》并开始节录连载其内容。这使林登·B·约翰逊和尼克松两届政府中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尴尬。当第一篇节录出现在六月十三日星期天的报纸上时，尼克松总统的司法部立刻动用其属下所有的法律机器阻止其继续发表。
　　虽然我早已离开了国防部，但我仍发现我被违心地卷入了该事件的幕后活动。六月十四日星期一晚上，《纽约时报》华盛顿分部的主编詹姆斯·B·斯科特·赖斯顿与他的妻子萨莉，同我和玛格丽特在我们家一起进餐，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找斯科特的。他拿起电话进了书房。几分钟之后他回到餐桌旁手里拿着一张纸说：《纽约时报》的主编和律师起草了一个声明，“非常有礼貌地拒绝了”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停止进一步刊载的要求。然后，他向我们读了手中的草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时报应该继续刊登这些材料。但要在最高法院法令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当然，最高法院最终还是允许《纽约时报》继续报导了。
　　由于这份材料被披露，所有与越南决策有关的人员都受到了比以往更尖锐的批评和指责。关于我为什么要制造这个事件，各种谣传不胫而走。一位观察家甚至声称我是在罗伯特·F·肯尼迪的授意下这样做的，目的是抵毁林登·B·约翰逊总统以便帮助博比·肯尼迪进行一九六八年的总统竞选。这真是荒唐透顶！但是当迪安·腊斯克后来问我为什么没有把搜集材料的事告诉他或总统时，我感到非常后悔，我本应该告诉他们事情的真相。
　　迪安·腊斯克是我所见过的公职人员中最富于献身精神的一位，他对总统以及政府的忠诚表现在各个方面。一九六七年夏天发生的一个插曲仅是其中之一。
　　一个炎热的下午，迪安·腊斯克打电话给我，问他是否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我告诉他应该是国防部长到国务卿的办公室去。“不，不，”他说：“这是私事。”我说我不在乎是私事还是公事，十五分钟后我会到他的办公室去。
　　当我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他从办公桌里拿出一瓶威士忌喝了一大口，然后说：“我必须辞职。”
　　　“你疯了。”我说，“你在说什么？”
　　他说他女儿正打算嫁给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黑人同学。他不想让总统担上这么沉重的政治包袱。今天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他当时的想法，但对当时的我来讲却十分清楚，他相信由于他是个南方人，又为一位南方总统工作，这样一种婚姻——如果他没能阻止它或者不辞职——将会为他和总统招致广泛的责难。
　　当我问他是否对总统谈及这件事时，他说没有，他不想给总统添麻烦。
　　　“见鬼！添麻烦。”我说，“如果你辞职才真是给他添麻烦呢！我知道他不会同意你辞职的，如果你不告诉他，我去对他讲。”
　　迪安·腊斯克告诉了总统，总统的反应正如我预料的那样——祝福了那即将缔结的婚姻——就我所知的范围内，这件婚事对迪安·腊斯克或对总统来说，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个人方面都绝对没有任何影响。
　　一九六七年七月上旬，总统要我再去越南考察情况，我携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和厄尔·G·“巴斯”·惠勒前往越南。在西贡，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和埃尔斯沃思·　邦克十分乐观地向我们进行了情况介绍。埃尔斯沃思·邦克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他于四月接替小亨利·卡伯特·洛奇任美国驻越南大使。威廉·威斯特摩兰说：“并不存在相持不下的局面。我们正在缓慢但又稳固地取得胜利。如果我们不断扩大我们的战果，通往成功的步调还会加快。”埃尔斯沃恩·邦克实际上同意了这种分析。他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但要有一个严格的附加条件（这曾是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中心立场）：　“最终，他们（越南政府）必须自己赢得胜利。”威廉·威斯特摩兰明显地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又提出增派二十万美军部队的要求，我坚决反对。理由就是埃尔斯沃思·邦克所阐述的观念。
　　战争在缓慢进行，逐渐增加的人员伤亡，和国内不断扩大的意见分歧，使总统感到沮丧和忧虑。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厄尔·G·“巴斯”·惠勒和我从越南返回后，于七月十二日向他汇报我们的考察结果。当谈到一个问题时，总统问道：“难道我们真能赢得这场该死的战争吗？”
　　我在西贡得到的乐观报告暂时缓解了我长期以来对战事进程产生的怀疑。我告诉总统：“不存在军事上的胶着状态。”　并说，如果我们坚持原定的计划，我们是会赢得胜利的——当然最终结果还要取决于越南政府的表现。但是，我仍然对轰炸的效果保持怀疑。我告诉总统，我还是反对军方扩大战争规模的要求。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又重新唤起，并坚定了我对地面战争也存在的怀疑。
　　现在，我对轰炸的态度已经公开化，并引起了强烈的争论。当自由主义者和温和派批评林登·B·约翰逊总统没有能够防止战争升级时，两党中的鹰派则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力支持下，向总统施加压力企图扩大战争。鹰派最担心的是总统、迪安·腊斯克和我的态度。民意测验显示公众情绪正在倒向他们一方。例如，五月中旬，一次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支持加强军事压力的人与支持撤兵的人相比占微弱多数（百分之四十五比百分之四十一）。
　　这种日渐增长的鹰派意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设的准备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该委员会由约翰·斯坦尼斯（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人）领导。约翰·斯坦尼斯和他的同事们——斯图尔特·赛明顿（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亨利·杰克逊（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霍华德·坎农（内华达州的民主党人）、罗伯特·伯德（西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缅因州的共和党人）、斯特罗姆　·瑟蒙德（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人）和杰克·米勒（衣阿华州的共和党人）——在轰炸问题上持强硬路线。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激烈地抨击政府的轰炸计划。六月份，当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了解到，总统接受了我的建议准备保持有限的轰炸后，他们开始准备作战了。他们向最高军事长官和我表明了他们的意图，要求召开听证会。
　　听证会在八月召开，其目的在于迫使白宫取消对轰炸的限制。当时他们没能如愿。林登·B·约翰逊总统认为这些听证会是一场政治灾难。他后来曾对厄尔·G·“巴斯”　·惠勒说：“你的那些将军们在斯坦尼斯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几乎用他们的证词毁了我们，我们在听证会上被谋杀了。”
　　听证会开始的前一天，总统警告我将会面对非常激烈的场面。我对总统说：“我对此并不担心，因为我确信我们所做的是正确的。”总统看了看我没有再说一句话。毫不奇怪，总统的政治嗅觉比我敏感多了。
　　听证会于八月九日至八月二十九日之间举行。持续了整整十个漫长的日子，成为我生活中最严峻的插曲之一。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在开场白中明确表示了他的态度：　“国会正越来越关注这一问题。即，如果我们只是把美国士兵丢进游击战的深渊，而不尝试更有效地切断敌人的供给线，那么派出更多的部队去越南是否明智我个人认为，暂停或限制轰炸对我们来说都将是一个悲剧，或者说是致命的错误。”
　　然后，一批海、陆、空高级官员开始发言。其中包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五名全体成员和参与轰炸的五名高级指挥官，每一个人都表示全力支持约翰·斯坦尼斯的观点。实际上他们告诉参议员：　·轰炸北越是美国对南越战争战略部署中非常重要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轰炸使北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阻止了他们对南方进行的人员和物资的输送，使他们对南方越共武装的增援受到限制，降低了其在南方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能力，从而减少了美军的伤亡。
　　·没有轰炸，北越在南方的军事力量会成倍增加，那将迫使我们增派八十万部队。为此将多耗费七百五十亿美元。
　　·为修复轰炸所造成的损失可牵制五十万北越部队，否则这些部队可用来更直接地增援南方的叛乱。
　　·现在停止轰炸将会是一场灾难”。它会导致美军伤亡的增加和战争的无限期延长。
　　·目前的轰炸距离预期的结果相差很远，如果政府文职官员不能够听取军人们的意见，取消他们对空袭施加的全面限制，局面就仍将如此缓慢的轰炸速度，轰炸目标只集中于河内和海防南部地区，对柬埔寨境内的避难所过度容忍，未能关闭海防港或使其保持中立所有这些和其它规则使轰炸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成果。
　　·此外，“渐进主义的教条”和对真正关键性行动给予支持的拖延，为北越提供了建立巩固的空防系统的时间，增加了美国飞机和驾驶员的损失和伤亡，同时使北越能够通过建立储备库和进行疏散，为将要遭到破坏的设施（如汽油、原油、润滑油等）提前做好准备。
　　将军们对他们认为是最关键的问题——在华盛顿的文职官员干涉下的战争方式，进行了抨击。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打法正在取得胜利，但也使人员丧失了生命。但我却深信我们正在拯救美国人的生命，且并没有使战争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最后，八月二十五日，小组委员会邀请我进行答辩，我准备了充分的事实去进行反驳。首先我提请参议员们注意，我们的轰炸行动有三个目的：　一、降低北越不断向南越进行军事渗透的规模，或者增加其付出的代价。
　　二、提高南越人民的士气，当轰炸开始时，他们正处于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
　　三、向北越领导人表明：无论何时，只要他们继续对南方进行侵犯，他们就会在北方付出代价。
　　以上是我们一九六五年二月开始轰炸时的目标。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它们仍将是我们的目标。我花费了一天的时间，耐心地、详尽地向参议员们阐述了这些目标制定的过程，解释了由此实施的对轰炸的限制。我说我们已经认识到任何规模的轰炸——除非消灭北越和它的全体人民，而这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都不会做出的计划——也不可能使北越人员和物资向南方的渗透量降到那样低的程度，以致不足以支持现有水平的军事行动。任何规模的轰炸，除非种族灭绝都不可能削弱北越继续战斗的意志。我强调在北方的轰炸并不能使我们廉价地赢得战争。
　　我告诉参议员们，轰炸运输线远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北越拥有一个非常多样化和灵活的运输系统，这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和山间小路。北越部队在这些道路上利用火车、卡车、驳船、舢板、人工搬运以及驴、马等（我请他们注意每一头牲畜可运送五百磅物资）。这个运输系统技术要求很低，极易维持。对于在南方进行的军事行动的有限需求来讲，它有能力提供数倍于此的物资，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根据我们的情报得出的分析，敌人在南方的兵力除食物外，一天只需要十五吨的物资供应。而从北方到南方的运输线，即使在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仍旧拥有每天二百吨以上的运输能力。我又指出，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对北越进行了十七万三千架次的轰炸　——数字之巨大，简直可与二战时盟军对德轰炸的总架次相比。其中百分之九十用于对运输线的直接打击。
　　其次，我转向在北方的固定目标这个议题——工厂、发电厂、仓库、火车站等，这些只占我们攻击目标的十分之一。我解释道，在确定这些目标时我们曾进行了逐个的分析。对其军事重要性，美国和越南要付出的生命代价，及引起战争升级的危险等诸因素进行了慎重的比较和平衡。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给总统和我三百五十九个目标，其中二百零二个，也即百分之八十五已被付诸实施，其余五十七个未被批准，参谋长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有七个价值有限，九个是小型炼油厂，总计仅能为北越目前的储备能力提供不足百分之六的供应。二十五个是不太重要的非石油类目标，散布在有重兵守卫的地区，根据我的判断，不值得为它们付出美国士兵的生命。还有五个过于靠近中国。最后十一个仍在讨论中。
　　我试图使人们明白，对固定目标给予的过分关注，反映了我们对北越简单的经济需要和其战争能力以外的资源，缺乏基本的了解。虽然，我曾指出过北越已丧失了百分之八十五的发电能力，但是，其总和尚不及波托马克电力公司在弗吉尼亚的亚历山德里亚发电厂发电量的十五分之一。况且，苏联和中国——非越南本土的工厂和炼油厂——为此越提供了大部分战争需求。
　　我指出，每月一期的由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处合作编制、分发给所有的高层文职和军事官员直至总统的报告“北越轰炸评价”，毫无例外都是以这样的词句结束：不断增强的空中打击使北越的空中防御系统出现了重要变化，给北越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但是，北越仍旧保持着对目前在南越和老挝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并且在提高其战斗水平与军事组织的能力。
　　我告诉参议员们，如果我们仍旧要扩大空中打击，人们可能会建议增加一个新的目标：轰炸港口和在海港布雷，特别是在海防，以便阻止北越运送必要的物资支援在南越的战斗。我说这样做的确会严重地干扰北越对南越的战略物资渗透。
　　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