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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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猛烈进攻，使我们最好的朋友们失去了信心。越南人和我们一样清楚，越共正在获得农村地区。同时，他们看到美国的巨大力量引而不发，他们感觉不到美国政策的坚定性和积极性。他们认为我们不愿意冒重大风险。就我们已做的事和准备要做的事而言，这种认识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如果他们鼓起劲来，情况就会不同。不过，这的确是事实，至少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和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我国越来越多的人已了解到南越政权不稳定和缺乏管理，甚至包括一些最忠实和最有决心的人。这种情绪既能在西贡给我们的电报中看到，也能在华盛顿最忠实的参谋人员中看到。基本命令规定，在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前，我们将不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在我们坐视不管的情况下，谁也不会指望会出现一个稳定的政府。其结果是，我们不得不执行援助勾心斗角的政客的政策，并对我们不想控制的事态做出被动反应。
　　鲍勃和我认为，最糟糕的策略是继续扮演这种被动的角色，这只会导致最终的失败和在蒙受耻辱的情况下被迫退出。
　　我们提出两种选择。第一种是在远东动用我们的军事力量，迫使共产党改变政策。第二种是利用一切手段谋求谈判，控制我们目前面临的军事风险。
　　鲍勃和我倾向于第一种选择，但我们认为两种选择都应该加以仔细研究，并在您面前进行辩论。
　　我们两人都了解，任何选择都将引出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知道，最终的责任不由我们承担。我们完全支持前几个月中您不愿放弃中间策略的做法。我们两人都认为，应该继续尽一切努力改进我们的地面作战，并支持南越政权。但是，我们两人都认为这些都远远不够，采取更强硬的措施的时机已经来临。
　　您可能知道，迪安·腊斯克不同意我们的意见。他不反对我们的说法：局势正在日益恶化，问题很难得到解决。他不能肯定这种恶化的趋势能够停止。他的看法是，扩大战争或者撤退，其后果都很糟，我们必须找到能使我们的现行政策行得通的办法。如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很好。鲍勃和我认为这不可能。
　　经过几个月的举棋不定和犹豫不决之后，我们来到了岔路口。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
　　我们提交“岔路口”备忘录后的六个月是美国介入印度支那的三十年中最严峻的一个阶段。从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到七月二十八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遇到了我们在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做出了最终抉择，使美国走上了大规模军事干预越南事务的道路，这次干预最后使他失去了总统宝座，并使美国陷入了内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分化状态。
　　在此重要时期，林登·B·约翰逊发动了对北越的轰炸，向南越增派了地面部队，使美军人数从二万三千名增加到十七万五千名，一九六六年还有可能增加十万名，以后甚至更多。这些决定都是在未向外界充分披露和未经充分辩论的情况下做出的，这埋下了日后发生信任危机的种子。
　　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未能使美国人民把他当作知心人？为什么林登·B·威斯特摩兰将军的军事策略未经充分辩论？　＇　校对者注：原文如此，似应为“林登·B·约翰逊总统”与“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　＇　为什么在形势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我们扩大了战争而不是抽身而退？为什么我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行动的内在意义？国内的政治势力——特别是总统建设“伟大社会”的抱负和两党中的极端保守派的压力林登·B·威斯特摩兰将军对越南政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什么样的希望、忧虑、感觉和判断——准确的和不准确的——促成了我们的想法和决定？
　　林登·B·约翰逊总统在收到我们的备忘录的同一天，派遣麦乔治·邦迪去西贡评估有无出现稳定的政府的前景，并商讨美国是否应该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倾向于支持采取行动的人（包括麦乔治·邦迪、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认定，此举会增加南越的信心，使他们相信美国愿意为南越而战，这样就可使其道德和政治基础得以加强。
　　西贡的形势证实了麦乔治·邦迪最大的担心：南越的将领们在继续内讧和迫害佛教徒；政客们依旧没有实权；教徒们坚持在街头示威和抗议，麦乔治·邦迪致电总统：　“非共产党军队目前的情况就像在进行内战中的内战。”
　　麦乔治·邦迪访越的第三天，越共使用炸药和迫击炮袭击了南越陆军司令部和西贡以北二百四十英里处的波来古附近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八名美军死亡，一百多名受伤。在马克斯威尔·泰勒和威廉·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支持下，麦乔治·邦迪立即建议给予北越报复性的空中打击，这是华盛顿数月以来一直在考虑的。越共对波来古的进攻和我们做出的反应导致了战争的升级。
　　总统一收到麦乔治·邦迪的建议，即在内阁会议室召集了有国会领袖出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虽然对北越的空袭会增加额外的风险，因为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当时正在河内访问，但几乎每一个出席会议的人（包括苏联问题专家汤米·汤普森和乔治·鲍尔）都要求对越共的进攻予以还击。只有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坚决反对。他隔着会议桌直视着总统说，即使河内没有直接指挥这次进攻，它也“了解事情的整个过程。”他说，“南越的老百姓不支持我们”，否则的话，“越共不可能发动这次突然袭击”。他呼吁林登·B·约翰逊慎重考虑这个事实，因为报复性的空袭意味着美国将不再“只说不练了”。总统听完迈克·曼斯菲尔德的发言后，依据“东京湾决议”赋予他的权力下达了空袭命令。
　　第二天晚上，麦乔治·邦迪带着一份报告返回华盛顿，报告称：　越南的形势每况愈下，如果美国不采取新的行动，失败不可避免在越南的利害关系非常之大美国的国际声誉和实际影响力在越南受到了直接威胁。现在没有办法解除越南人身上的负担，也不能通过谈判做出任何重大承诺而使我们退出越南目前，任何形式的和谈撤退都意味着投降。
　　麦乔治·邦迪建议采取渐进而持久地轰炸北越的政策。他提出两个目标：就长期而言，他希望轰炸对北越的意志产生影响，迫使他们减少对越共的支援并进行谈判；就短期而言，他认为轰炸能“立即在南越增加乐观情绪”。
　　这种策略能改变长期的趋势吗？麦乔治·邦迪说他不能保证。他说，“越南的前景很不妙”，“有许多事情需要越南人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在越南的立场存在严重弱点，人们普遍认为，我们没有热情、实力、耐心和决心采取必要行动并坚持下去”。
　　他在最后一段中强调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使从最乐观的方面来看，在越南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认清这一基本事实对我们来说似乎很重要，让我国人民了解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认为我们当时没有做到这一点。
　　麦乔治·邦迪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八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提交了他的报告，国会领袖出席了这次会议。总统赞同他提出的轰炸计划，但认为这是打败侵略而“不使战争升级”的一个步骤。实际上，轰炸计划意味着美国的军事行动将发生重大变化。总统所言是完全无视这种重大变化的不实之词。林登·B·约翰逊深知此点，但考虑到对外界的影响，他发表意见时做了变通和夸张，并希望其他人也照此办理。参议员埃弗雷特　·德克森询问能向新闻界讲些什么时，林登·B·约翰逊要求他不要讲美国在谋求“扩大战争”。
　　虽然总统向公众隐瞒了政策的这一变化，但他咨询了政府外的许多有经验的资深人士，尤其是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他让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安德鲁·古德帕斯特中将（曾担任过艾森豪威尔的军事助手）向艾森豪威尔介绍基本情况。他还邀请艾森豪威尔到白宫与他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会面。
　　我参加了二月十七日的会议。那天下午，麦乔治·邦迪、厄尔·G·“巴斯”·惠勒、安德鲁·古德帕斯特和我（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是下级军官）围坐在内阁会议桌边两个半小时，聆听艾森豪威尔将军对轰炸决策和越南问题的看法。将军一开始就说，林登·B·约翰逊的首要任务是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他说，轰炸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轰炸不会完全杜绝渗透，但有助于削弱河内继续作战的决心。所以，他认为总统把报复性打击改为“施压战役”的时机来临了。当时在场的某人（我忘了是谁）说，阻止共产党接管南越需要大量美军——八个师，艾森豪威尔听后说，他希望不需要那么多，但如果真需要，“就那么办吧”。他说，如果中国人或苏联人威胁要进行干涉，　“我们应该回话让他们小心，以防灾难（如核打击）降临到他们头上。”
　　迪安·腊斯克致总统的一份优秀的个人备忘录附和了艾森豪威尔的强硬言论。他在备忘录中指出：“我坚信，如果允许共产党北越统治东南亚，必将给美国和自由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他说，“我还认为，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回击河内和越共的侵略”，甚至不惜“冒大规模扩大战争的风险”。关于撤退之策，迪安·腊斯克写道：“以谈判为掩护把东南亚拱手让给共产党北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林登·B·约翰逊总统于二月十九日最终决定对北越开始正常的空中打击，但他再次拒绝了麦乔治·邦迪提出的公开宣布这项决定的建议。此举使他最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一九六五年二月，民意测验显示，美国人民非常支持他的越南政策。当被问及“美国应该继续目前在南越的行动还是应该撤出军队”时，百分之六十四的人说“继续”，只有百分之十八的人说“撤出”。但是，这些数字在以后三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林登·B·约翰逊缺乏坦率和公平，使人们对他的信用和领导能力逐渐失去了信任。
　　为什么林登·B·约翰逊总统不让美国人民把他当作知心人呢？有些人认为是他天生的内向性格造成的，但实际原因非常复杂。有两个因素对他影响特别大。一是他致力于确保国会批准他的“伟大社会”计划，并提供资金；他不想让任何事情改变他珍视的国内改革计划的进程。二是他特别担心两党保守派要求采取更大——也更危险——的军事行动的压力，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中国或苏联做出反应，特别是核反应。总统以遮遮掩掩的手法应付这种两难困境，这是一种很不明智的手法，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
　　林登·B·约翰逊总统担心在越南遭受失败，所以做出了轰炸的决定，而把他因南越局势的不稳定而产生的犹豫不决抛到了一边。结果，美国对北越持久的轰炸于三月二日终于开始了，而这是对美国公众保密的。那天，从南中国海的航空母舰和南越的空军基地起飞的一百多架飞机轰炸了北越的一个弹药库。闻名的霹雳计划拉开了帷幕。这项计划持续了三年，投到越南土地上的炸弹将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到整个欧洲的炸弹。
　　战争有其自身的发展趋向，其结局总是难以预料。越南战争也不例外。林登·B·　约翰逊总统下令实施霹雳计划，不仅发起了空中作战，而且出乎意料地把美国拖入了地面作战。
　　二月份，当美军正在加紧进行空袭准备工作时，威廉·威斯特摩兰即在争取地面部队保卫承担任务的空军基地。他要求派两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到岘港。这个要求使马克斯威尔·泰勒颇为吃惊。虽然他力主实施空袭，但他坚决反对动用地面部队。他立即致电华盛顿，呼吁拒绝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要求。正如马克斯威尔·泰勒后来指出的，“一旦你把第一名士兵送上岸，就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得步其后尘了。”
　　但是，对地面部队的需求显然很急迫，其承担的任务又轻，况且，总统怎能拒绝战地指挥官要地面部队保护美国空军生命的请求呢？林登·B·约翰逊批准了威廉·威斯特摩兰的请求。
　　有些人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初次要求派美国海军陆战队保卫承担霹雳计划任务的南越各飞机场时，即有动用更多军队的念头——有位学者称之为　“一步一步扩大”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威廉·威斯特摩兰和参谋长们向总统和我隐瞒了动用小股部队的真实意图，因为他们知道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部队的介入。
　　我不这么认为。当第一架战斗机飞往南越时，我们所有人本应预料到需要派遣美国地面部队，但我们没有预料到。派地面部队之事并不存在任何欺瞒的企图，而是没有预料到我们的行动后果的一种重大失败。如果我们预料到了，我们可能会采取不同的行动。
　　还应该注意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当时对在越南采取什么策略也存在严重分歧。虽然他们在二月十一日呈送我的备忘录中一致赞同空袭计划，但当时任陆军副参谋长的小布鲁斯·B·帕尔默将军后来说：　陆军不认为轰炸北越会取得预期的结果，海军也觉得没有把握。坚决支持空袭的是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是厄尔·G·“巴斯”·惠勒将军说服其他参谋长呈交了一份意见一致的文件，理由是，如果我们的备忘录意见不一，就是把基本的军事判断任务推给了国防部长，把他和总统推到了不得不做出决定的境地。
　　小布鲁斯·帕尔默在提到军队政策的决策者时说：“我认为我们的错误在于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先进行尝试‘看看’是否行得通。”
　　威廉·威斯特摩兰后来说，他也反对在动用美国地面部队之前进行持久的轰炸。　“从原则上讲，我不支持轰炸行动，直到一九六六年我得到足够的军队保护我们以后，我才改变初衷。”他也同意霹雳计划，不仅是因为他相信，它能对北越的意志及其支援南方越共的能力产生严重影响，更重要的是因为它能鼓舞南越人的士气。
　　总统一直在怀疑空袭能取得成效。他希望在南越看到更多地面上的推进。三月二日，他命令陆军参谋长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前往西贡了解情况，并向他汇报还需要做些什么。
　　他派出了最佳人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罗德·K·约翰逊是“巴丹死亡行军”　的幸存者，曾作为日军俘虏经历过三年的艰辛岁月。那些经历练就了他钢铁般的意志，特别是刚毅的精神和正直的个性。
　　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到西贡后听到的是对形势的冷峻估计。马克斯威尔·泰勒对他说，“未获解决的根本问题”仍然是南越人民缺乏足够的安全；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我方未能在数量上以绝对优势压倒越共，甚至连五比一的比例都未达到，而最近几次成功的镇压暴动的军事行动（如在菲律宾和马来亚）都在人数上占有十比一甚至二十比一的优势。威廉·威斯特摩兰建议美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推迟垮台的日子”。
　　所以，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在报告中建议派遣更多的地面部队，是不令人惊奇的。他还建议扩大对北越的空袭；在非军事区组建一支反渗透的多国部队；在西贡附近或西贡以北的中部高原部署一个师的美军（约一万六千人）。
　　三月十五日，总统和我在白宫会见了哈罗德·K·约翰逊将军和其他参谋长，专门讨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