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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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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七日，在众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面前，我谈到了这些问题，当时，我正在为我们在越南的进展情况进行作证。众议员哈里·谢泼德（加利福尼亚的民主党人）说，“部长先生，我非常钦佩你的坦率，在分析了你的呈述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在阻止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上，除了采用我们能力所及的所有必要措施外，我无法设想出还会有其它的选择’。”他指出，在早些时候，我将我们的政策描述为一种对南越提供训练和装备物资援助的有限政策，然而，现在我却声称，我们将提供“所有”必要的援助。我们实际上的意图究竟是什么？
我停顿了一会儿，才开始做出答复（今天，这个问题已很清楚）：“单独的军事能力是无法解决越南的所有问题的，或者说，在世界的许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我继续说道，“目前在越南进行的战争，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来取得最终的胜利。在众多的条件中，要想赢得这场战争有一条是必不可少的，即一个强大、稳定、效率极高，并受到人民的充分支持和信赖的政府。”最后，我以下述结论结束了回答：“倘若，对我们力所不及的领域避而不谈，不坦言相告我们对此的担忧，我将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在对国会和新闻界的陈述中，我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我就说道，“南越的首要问题并不是军事问题，其政治和经济问题才是其首要的问题。除非我们将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引进这个国家，否则，绝不会有军事解决的可能性。”
然而，由于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强大压力，以及对我们行动的发展缺乏清晰的认识，我们已经在改变方针了。二月二十一日，总统通知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在我的批准之下，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已着手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以加强对北越的反抗，这涉及外交和战场两个方面。”他还说道，我将于三月份前往西贡，以便听取小亨利·卡伯特·洛奇的意见，此行之后，“我们将做出明确的决策。”
同一天，我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一系列反对北越的行动进行审查，这些行动旨在 “诱导该政府放弃援助和支持在南越和老挝进行的暴动和起义。”我询问了中国在印度支那地区、泰国、南朝鲜或台湾可能做出的反应，以及针对这些反应，美国的海、陆、空军将应做出何种姿态。基于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以及，在未来的某些时候，他们与我们进行直接对抗的可能性——我建议，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就应付这些问题而建立专门的计划机构。
三月二日，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回答了我的问题。其中，他们重申了他们的看法，“就美国的安全利益而言，阻止南越的丧失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当准备摧毁北越的军事和工业目标，在其港口中布雷，以及实行海上封锁。他们承认，针对这些行动，中国有可能以军事介入来做出反应，并认为，如果美国仅仅做出一种非核武器式的反应，将极有可能无法迫使中国放弃其行动。他们接着补充道，“进行核攻击将极有可能”逼迫他们就范，但是，即使这时，他们也未明确无误地指出，他们的计划将足以阻止南越的丧失。
显而易见：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已认识到，他们的计划涉及美国政策的改变——包括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极力敦促，希望这一计划能够被采纳。
在这几个月中，南越的局势仍在逐步地走向恶化。政变之后，军政府夺取了权力，但它仍无法阻止事态的恶化。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一伙年轻的军官在阮庆将军的率领下，推翻了这个内部四分五裂、缺乏工作效率的政府。华盛顿既没有鼓励也没有推进这次政变，事实上，这不过代表着局势长期的混乱。这种局面使林登·B·约翰逊总统的焦虑和担心进一步加深了，他担心，政治上的长期动乱将会粉碎军事上的成果。因此，他认为，我们必须要使阮庆成为“我们的孩子。”
个头不高，长着一对鼓出的眼睛，留着一撮山羊胡子，头上常常顶着一顶红色的贝蕾帽，阮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坚强、机智、敏捷，具有强烈的抱负，但也有些矫揉造作和虚伪。他只有三十七岁，曾在莱文沃恩的军营里接受过美军的军事训练，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师长和军长，具有广泛的军事阅历。但是，他对政治和经济事务则所知甚少，几乎是一无所知。尽管有这些局限性，但许多美国人和一些其他人士，包括英国的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仍认为他是南越将军中最有能力的人物。
当我和马克斯威尔·泰勒启程前往西贡之前，总统在白宫召见了我们。在他临别前的指示中，他说：“鲍勃，我想要看到一千幅照片，上面是你和阮庆将军在一起，面带微笑并挥动着手臂，这可以向那里的人们显示，这个国家自始至终站在阮庆的背后。”
总统的希望变成了现实，对我来说，无穷无尽的局促不安则始终伴随着我。在三月中旬的几天里，只要美国人翻开报纸，打开电视，即可目睹我的风采——与一位正在进行竞选的政治家极为相象——我们周游了整个南越，从湄公河三角洲到顺化无处不留下了我们的身影，与那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阮庆将军一起，我们肩并肩地站在成千上万的越南人面前，试图使他在其人民中树立起权威。由于我们仍然没有认识到，北越和越共的斗争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因此，我们也绝不可能意识到，鼓励人们认识到阮庆和美国的一致性，对于广大的越南人来说，极有可能仅仅强化了他们的某种观念，即，阮庆的政府并不希望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是从美国那里得到了支持。
处于我前面所提到的束缚之中，我仍然企图避免误导公众的看法，使他们正确地认识我们的进展。在前往西贡的途中，我们于夏威夷停下来加油，这时一位记者问我： “你昨天引证事实说，目前越南的局势非常严峻，是这样说的吗？”我回答道：“是的，我认为是这样。就像我在十月份和十二月份所报告的那样，那里的局势非常严峻在三个月中，我们已看到了三届政府越共也已利用了这种政局的变化，大大加强了他们的进攻、恐怖和骚扰的行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回到华盛顿四天以后，三月十六日，我对总统做了汇报，指出，自从政变以来，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严重的恶化。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政府的弱点已变得极为明显。由北越支持的暴动和起义正与日俱增，然而，最为致命的因素则是，阮庆政府是否可以维持下去。我的视察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阮庆绝没有宽广或深刻的政治魅力。我意识到此点，并非通过交谈，而仅仅通过大部分村民们无动于衷的面部表情，即可获知。进而言之，他对军队的控制似乎也是难以确定的。
我们再次讨论了行动方针的选择。由于多米诺式的效应，撤离似乎是无法接受的，在早先的几次场合中，这已有定论，此次也不例外，就像先前一样，它仍不会得到众多的支持。我也探讨了中立化的方案，其结论是，戴高乐的主张将只会导致共产党人在南越的得手，对于西方的安全来说，其严重的后果与美国撤离的后果并无二致。无人想到要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戴高乐——就像我们从这种对西方的“冲击”中所得到的那样，他也会受到同样的损失——能够接受中立化，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接受它呢？
法国总统的公开言论并未涉及中立化的实质内容，因此，它只是一种缺乏严肃性的泛泛而言。在我会见了林登·B·约翰逊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法国外长莫里斯·顾夫· 德姆维尔对迪安·腊斯克承认道，巴黎缺乏一个中立化的详细方案，并指出，法国也不希望南越陷落于共产主义的阵营中。但是，就最低程度而言，我们完全可以向戴高乐施加压力，要求他就所提出的目标，做尽可能的努力。然而，我们并未这样做。
我也向总统汇报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建议，告诉他，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计划已被详细地讨论了。就已得出的认识而言，此举可能会导致中国人介入军事的风险，与此同时，此举也并非就能彻底击垮北越的信念，严重地削弱他们的能力，使他们停止支持在南越地区进行的起义和暴动。然而，由于似乎没有更佳的选择，参加西贡会议的大多数人都对这种袭击表示赞同。此举犹如一种孤注一掷的力量，它将使我们的对越政策向前推进若干年。资料和分析均显示，空袭将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决心要做某些事或者说任何事，来阻止共产党人的行动，以致于那些令人泄气的报告常常受到人们的冷遇。
尽管，这是西贡会议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我仍然提出了反对发动空袭的建议。我指出，阮庆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声称，他在南越的基地还缺乏足够的力量，难以承受北越可能进行的报复。尽管，我没有提议介入更多的美国军队，但我还是同意，着手就美国空军袭击北方做出计划。但是，对于引进美军地面部队一事，我们则未做任何的讨论。
我将这些建议提交给总统，这也代表了与我同行的高级文武官员的一致看法，其中包括马克斯威尔·泰勒、约翰·A·麦科恩和威廉·P·邦迪。然而，在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他们的意见时，海军陆战队司令小华莱士·M·格林上将和空军参谋长柯蒂斯· E·勒梅上将不同意我的报告。小华莱士·M·格林认为，如果我们想呆在南越并取得胜利，那么，就应集中美国的力量来全力实现这一目标（大意如此，并非原话）。柯蒂斯·E·勒梅则认为，北越和越共的后勤基地，以及在老挝和柬埔寨的补给路线应当遭到轰炸。迪安·腊斯克的看法与我的建议相同，并且，总统也赞成我的建议。
除了小华莱士·M·格林和柯蒂斯·F·勒梅以外，对于我反对立即动用美国空军袭击北越的建议，其他一些人也进行了激烈的抨击。这些批评者断言，总统在空袭一事上的勉强态度，来源于一种愿望，即，在大选即将来临之前，他将尽力避免一场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
一九六四年，按照自己的权利，林登·B·约翰逊正在为参加竞选而努力，因此，许多人认为，政治上的得失是他决定任何问题的基础。然而，我不能苟同这种观点。我并不认为，这一观点可以完满地解释，在当时，为什么他会做出反对空袭北越的决策。当时，即使是阮庆本人也反对此种行动。
并且，我之所以反对这一举动是因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我希望能够避免风险，避免中国或苏联的报复。任何一届总统均有足够的理由来考虑国内的政治，然而，如果以此为依据，来解释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两届政府在越南问题上的失误，则是我无法苟同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应总统之要求，在华盛顿的一次颁奖宴会上，我做了一次主要的发言，面对美国公众概括性地描述了我们在越南的情况。十分凑巧的是，在前一天，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后来，成为我们最坦率的批评者之一——在参议院做了一个题为《旧神话与新现实》的重要演讲，对于越南问题，他所提出的观点与我次日晚上发言的主旨不谋而合。在谈到谈判时，他说：“在当前的军事环境下，我们无法设想利用谈判，在保持南越自由的前提下，结束这场战争。”因此，他接着说道： 事情似乎非常清楚，仅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摆在我们的眼前：使用一种或另一种方式，来扩大冲突的规模；或者，做出新的努力，来增强南越人的实力，使其在现有的水平上，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执行部门的主管官员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彻底的审查；并且，直到他们对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做出估价，确定其可能性和可行性之前，以我之见，我们似乎仍不能做出选择，只能利用眼前最为有效的手段，去支持南越的政府和军队。无论何种特殊的政策被决定，有一点必须是非常明确的，即在尊重越南的情况下，美国将继续义不容辞地履行其承诺和责任。
在我的讲话中，依据我的观察，我对越南问题发表了几点坦率的看法：我指出， “毫无疑问，南越的局势正在日趋恶化；”“目前对这一形势做出估价仍明显存在着困难，该战争的形式和特点决定，得到的信息并非总是可靠和可用的；”“越共从本民族的人民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这意味着，政治和经济问题与军事的解决方式同等重要，” 并且，“越南前进的道路将是极为漫长的，充满着重重的艰难和挫折。”这些观点无疑都是准确真实的，然而，接下来我对我们方针的选择谈了看法，即早先我向总统提出过的那些选择，这次，听众们将会得出结论，我并未就我们的问题，做出必要的回答，而且，我声称道： 中国共产党人的利益是十分明显的。每当苏联发出警训式的调子时，他们就会公开谴责莫斯科，指责他们已背叛了革命的事业。他们将美国视为一只纸老虎，并坚持认为，在自由世界的核防务和常规防务面前，通过缓慢而卓有成效的运动，越南就可以进行其“解放和统一”的革命斗争。因此，北京似乎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一个绝好的时机，运用越南作为试验品来展现自己的新战略。北京认为，越南的胜利将为中国的论点提供有力的佐证，为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服务。
在北京尚未开放其档案之前，我们将无从得知中国地缘政治的目标，也无法检验我的判断的正确与否。但是，当时，我的表述代表了我高级助手们的共识——包括军方和政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的：我的私人助理亚当·亚莫林斯基，尽管，他并非一位中国问题的专家，但他说，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一事例再次体现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在对缺乏经验的领域中进行决策时，高层的政府官员需要随时得到专家、内行的帮助。如果我们的身边有更多的亚洲通，或许，我们就不会如此浅薄地分析中国和越南。在古巴导弹危机之时，我们曾得到了内行的指点；在我们处理有关苏联的事务时，我们也通常得到了这种帮助；然而，在我们面对东南亚的事务时，我们则无法借助类似的力量。
几天之后，NBC电视台的记者彼得·哈克斯在我五角大楼的办公室里，对我进行了采访，会面即将结束时，他问道：“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这个国家会考虑重新侵入北越？”我回答说，在从南越返回后，马克斯威尔·泰勒和我向总统汇报的选择之一，正可回答这一问题：南越之外的军事行动的介入，尤其是反对北越的军事行动。我结论性地指出：“无论最终我们被迫使用什么样的行动方针，或其它的方法，都只能将它视为一种补充，而不能用它替代南越自身的前进。”
我将这种说法作为一种信号，提醒人们注意所有可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
大约正是这时候，一九六四年四月，阮庆将军改变了他的想法，开始以一种进攻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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