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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的悲剧与教训-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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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约翰·F·肯尼迪不死，他会如何来处理越南问题呢？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我已经无数次地向自己提出过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我一直拒绝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除了我前文已谈到的事情之外，其原因之一是，总统从未向我透露过，他对未来的考虑是什么。而且，在吴庭艳死之前，不管他是怎样考虑的，在南越政治事件的出现和影响下，他的看法也十有八九会大大变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依据我的推测——或者是其他人的——无论已死的总统将如何行事，我都无法断言，我们的国家将会获得什么样的利益。
然而，今天我的想法就截然不同了。通过对那些当时资料的反复审查，并利用事后得出的研究成果，我认为，如果约翰·F·肯尼迪总统不死，他极有可能会把我们拖出越南的深渊。他将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即：南越人是无力保卫自己的，西贡当局在政治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而试图以大规模增派美军作战部队来弥补南越军力不足的举动，将是一个极不明智的行动。即使就像我相信的那样，他会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问题，即，南越乃至整个东南亚将会因此而陷入共产主义者之手中，我仍然坚信，他会做出上述的结论的。相比于我们今天的权衡，当时，他会认为损失是更为惨重的，但是，他仍会接受这一结果。这是因为，他将会清楚地意识到，他早已假定的那些前提条件——即，这是一场南越人的战争，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而为了取得胜利，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坚实的政治基础——均不可能具备。约翰·F·肯尼迪也会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撤离将会造成“多米诺”式倒塌的连锁反应，然而，他仍然会相信，在付出了鲜血的惨重代价后，坚守在那里最终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在执政之初，约翰·F·肯尼迪总统就要求其组阁班子中的官员，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去阅读巴巴拉·塔奇曼的著作《八月的枪炮》。他说，这本书清晰地描述了欧洲首脑们如何一错再错，结果被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祸之中。并且，他强调地指出：“我决不愿意重蹈他们的覆辙。”在我们阅读了该书之后，约翰·F·肯尼迪总统又再次告诉我们，“我们将不会贸然地卷入战争。”
纵观其整个执政期间，约翰·F·肯尼迪似乎铭记着这一教训。一九六一年四月 “猪湾”危机期间，他顶住了中央情报局和军界首领们的强大压力，恪守了自己的信条——就像他对已准备就绪、随时准备行动的古巴流亡者们所详尽解释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绝不会以武力介入的形式来支持入侵。他始终坚持了这一立场，即使情况已非常明显，就像其最终的结果那样，如果缺乏支持，这次入侵行动将会夭折的。
无独有偶，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要关头，我也目睹了同样明智的态度。到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危机的顶点——之时，总统的文武顾问中绝大多数已准备提出建议，如果尼基塔·赫鲁晓夫不将导弹从古巴撤出（他于次日表示了同意），美国将对该岛发动攻击。然而，那个星期六 约翰·F·肯尼迪仍苦口婆心地反复地说着自己的观点——不仅在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而且在其后由我、博比·肯尼迪、迪安·腊斯克和麦乔治邦迪参加的小型会议上 ——美国必须竭尽全力去避免卷入毫无把握的战争风险。如果必要的话，他似乎宁愿将美国过时的朱庇特导弹安置在土耳其，以与苏联在古巴安置导弹的行动相抗衡，从而避免被卷入战争的风险。他十分清楚，这样的做法将会招致土耳其、北约组织，以及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大部分高级官员的强烈反对。然而，他仍打算恪守在这一避免使我们卷入战争的立场上。
因此，我有理由认为，约翰·F·肯尼迪最终将会将我们拖出越南，而绝不会使我们更深地卷入在里边。现在，我之所以要阐明这一判断是因为，只有这样，我才有必要说明下述的问题：我们——包括林登·B·约翰逊，约翰·F·肯尼迪总统死后，他继承了决策者的角色——为什么和如何做出了决定，致使五十万美军部队最终进入了越南。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以及我们的行动将会提供什么样的教训？
尽管暗杀所带来的极大创伤，国家却不能因为失去了约翰·F·肯尼迪而停止运转。十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的下午，葬礼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椭圆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已准备就绪，恭候自己新主人的到来。林登·B·约翰逊总统会见了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乔治·鲍尔、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按照先前定好的日程，此时，他正在华盛顿汇报情况）、约翰·A·麦科恩和我，地点是他任副总统时的办公室里，其位于白宫正西方向的旧行政办公大楼里。
在我所认识的人们当中，林登·B·约翰逊是最为复杂、最有头脑和最为勤奋的人物之一。他的个性犹如一个五彩斑斓的万花筒：坦率与虚伪、慷慨与吝啬、怜悯和冷酷、文雅与粗鲁交替地闪现出来。他的形象显得高大、有力，但也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色彩，这使我不禁联想到沃尔特·惠特曼《自我之歌》中的诗句： 我自相矛盾吗？
对了，我的确自相矛盾； 我辽阔无比，我包罗万象。
他谙熟政治事务，并认为他所扮演的角色之一是，确定美国人民之间所存在的差别，并协调这些差别，以使这个国家的发展有利于每一位公民的生活。按照这种观点，他认为，这时正是他担任总统的最佳时机：一个种族动乱和经济状况的不平衡正愈演愈烈的时期。
尽管，作为约翰·F·肯尼迪班底的成员已有三个年头，但是，林登·B·约翰逊还从未与我们中的任何一位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在派别上存有隔阂，这必然使林登·B·约翰逊心中存有疑问，约翰·F·肯尼迪班底的成员们是否会不打折扣地忠诚于他。如果不是说在几个小时之内的活，至多在几天的时间里，他就明白了，无论是迪安·腊斯克还是我——尽管我们全力辅佐约翰·F· 肯尼迪——来到华盛顿都是为了效力于我们的国家，而他目前已成为这个国家宪法所规定的最高统帅。在随后的几年中，他不会找到半点理由来怀疑我们对他的忠诚。然而，在他入主白宫之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还似乎形同路人。
从他掌握了总统的大权到我卸任离开五角大楼，林登·B·约翰逊总统和我都竭尽全力建立了相互之间的尊敬和友情。然而，相比于我与约翰·F·肯尼迪总统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则大相径庭，显得更加的复杂。林登·B·约翰逊性情粗暴，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都不例外。他精于琢磨每一个人，以发现其弱点，一旦找到了弱点，他就会试图利用这一点。他有时甚至极为霸道，但对我还从未有过如此的举止。他深知，我会坦率地对待他，只会告诉他我的观点，而不是告诉他那些我认为他喜欢听的东西，而且，一旦他以总统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我将会毫不迟疑地全力贯彻他的意图。坦率和忠诚正是我行事的基本信条，我认为，无论约翰·F·肯尼迪还是林登· B·约翰逊总统都会对此点有深刻的印象。他们熟知，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就是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如果我持有异议，我将绝不会因投其所好而言不由衷的。与所有伟大的领袖人物一样，他们需要的东西正是最后的结果。
在一点看法上，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是会不谋而合的，就像亨利 ·福特二世早已领教的那样。只要他们将工作交付到我的手中，他们即可安枕无忧了。他们深知，我的忠诚绝不会中途改变，我的目标也会与他们始终如一。
对于一些国防部长管辖范围之外的事务，两位总统也常要求我提供咨询和帮助。这使我的生活变得复杂化了。
这里例举一件在一年秋季发生的事情。我的儿子克雷格成为圣保罗学院橄榄球队的队员已有三年的时间，并且，已被提名为全新英格兰队的中卫，然而，我和玛格丽特却从未抽出时间来目睹他在球场上的风采。他最后一场赛事定于十一月份的一个周末。我对总统提到了此事，希望他同意我于星期六下午离开，星期日早晨再返回办公室。林登 ·B·约翰逊抱怨地咕噜了一句：“停止这段时间的工作。”按照我的理解，他对此事表示了默认。
星期六下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康科德，当我们一住进旅馆，我就得到了消息，要我立即与总统通电话。电话接通后，总统抓起电话对我大声嚷嚷道：“你在哪里？”我耐心地说明了我的去处和原因。“我要求你立即返回，想办法使那些该死的铝价跌下来。”他怒气冲冲地说。我回答说，我对铝价一无所知，并且，无论如何，他应当让商务部长来处理这类事务。“噢，如果你愿意将个人的享受置于总统和国家的利益之上的话，”他停顿了一下，“那么你就呆在那里吧。”我答复说，“我向您保证，玛格丽特和我下午看完球赛，明天一早我一定回到办公室。”他砰的一声放下了电话。
星期天我回到五角大楼后，立即打电话给白宫我以前的助手乔·卡利法诺，问他事情发生的原因。他告诉我，在期望较高价格的情况下，生产铝的公司抬高了他们的价格。由于担心此举将会触发全国的价格膨胀，故总统要求设法使价格回落。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能做点什么呢？”我问乔·卡利法诺。我们讨论了一两个小时，最后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自从朝鲜战争以后，尽管并不是真正的急需，政府却一直对原材料进行大量储备，以适应长期战略的要求，其中就包括铝的储备。我们何不告诉那些生产铝的企业和公司，我们打算将一部分储备的铝抛向市场呢？此举将肯定会导致铝价回落。
我立即拨通了铝业协会主席约翰·哈珀的电话，说：“约翰·哈珀，长期以来，你们共和党一直要求我们削减赤字。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来做到这一点，我希望你将支持我们。我们打算出售一部分政府储备的铝，并将其收入转给财政部。”“你这混蛋，”他说，“你想敲诈我们。明天早晨我会去你的办公室的。”
星期一，约翰·哈珀和埃德加·凯泽以及他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会见了乔·卡利法诺和我。经过长时间的磋商后，我们制定了一个导致价格下跌的计划，卖出了部分储备，并且没有造成市场的混乱。
林登·B·约翰逊接手的越南局势，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艰难或危险随时可能出现。近十年来，其领袖苦心经营，将各种离心的力量捏合在一起，然而，新近发生的政变已结束了他的统治生涯。林登·B·约翰逊曾对政变持有反对的立场。南越传统中就缺乏统一的因素，宗教上的纷争、政治上的派系、警察的腐败轮番侵蚀着这个国家，与北方邻居支持下的那些日益发展的游击暴动相比，其破坏程度绝不逊色。在吴庭艳丧命之前，即便是那些拥护用政变赶他下台的人也承认，其继任者能够稳定政局的把握，充其量仅占百分之五十。然而，事实证明，即使这种估计也是过于乐观的：在林登·B ·约翰逊执政的最初九十天里，南越政权就两度易主，而在其后的九个多月中，这种局面就又重演了四次。
况且，留给林登·B·约翰逊的还有一支负责国家防务人员的队伍，尽管，问题尚不明显，但是，越南问题已足以使他们分裂成众多的派别。这支队伍的高级成员们尚没有勇敢地面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即先是艾森豪威尔，然后是约翰·F·肯尼迪所面临的那些问题：南越的陷落究竟对美国的防务构成何种威胁，其严重程度是否达到了应采取极端的行动去阻止这种陷落的地步？如果这一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应当采取何种行动？这一行动是否将包括美国空军和陆军的介入？是否可向北越发动攻击呢？这样做，是否会构成与中国进行战争的风险？就最高程度而言，这样一个计划在经济、军事、政治和人员使用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最终我们能获得成功吗？如果成功的把握极小而代价又极为昂贵，是否应该对其他的方案——诸如中立化和撤离——进行仔细而认真的研究？
林登·B·约翰逊继承了这些问题（虽然，它们还未十分明确地摆在他面前），并且，是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继承的。这些问题的遗留贯串了他执政的整个时期，并继续延续了数年之久。总之，相比于约翰·F·肯尼迪从艾森豪威尔那里继承的问题而言，林登·B·约翰逊所继承的问题明显得更为糟糕，其危险程度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就职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林登·B ·约翰逊对他的助手比尔·莫耶斯坦率地承认，他就像一头鲇鱼，“刚刚咬住了一条硕大肥美的蠕虫，而其中却隐藏着一把锋利无比的钩子。”
与人们捕风捉影的说法相反，在他就任总统之际，林登·B·约翰逊无论如何也不会忘却越南问题的。尽管，他仅仅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拜访过这个国家一次，在约翰·F ·肯尼迪执政期间，他也几乎没有参加有关这个问题的会议，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对此问题有敏锐的认识，以及他对处理此问题上担负的责任。在他就职以后，最初的工作之一就是，召集其所有有关越南问题的顾问人员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举行会议。
有些人认为，他召集这次会议是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据说，由于距离大选已不到一年的时间，他担心，如果他不做出参与和坚定的姿态，他将会面临共和党人中强硬派和右翼势力的强大攻势。
我无法苟同这种观点。诚然，在他的脑子里，国内的政治问题总是首当其冲的，并且，他的确也担心，明显的弱点将会导致他在国内政治中处于不利的形势。此外，他还担心，如果美国无力或不情愿承担起维护防务的职责，那将会影响我们与同盟国的关系。然而，林登·B·约翰逊头脑中不容动摇的信念则是：苏联和中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实现其霸主地位。他将南越的陷落视为其目标——打破我们的遏制政策——中的关键步骤，并决心阻止这一格局的出现。林登·B·约翰逊比约翰·F·肯尼迪更坚定地认为，相对于直接使用美国军队所花费的开支而言，南越的陷落将会使我们付出更高的代价。在以后的五年中，这一观点曾左右了他的思维和决策。这也是他对战争政治性质理解上的重大失误。
十一月二十四日，林登·B·约翰逊总统明确无误地对小亨利·卡伯特·洛奇说，他想要赢得这场战争，并且，至少在短时期内，他将优先考虑军事行动，而不是那些 “所谓的”社会改革。他认为，在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其它国家上，美国已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赢得战争！这就是他所要说的全部话语。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对美国驻西贡的全体人员进行统一领导，摩擦、严重的分歧、乃至明显的敌意，正明显地存在于大使馆文职人员和美军军官们之间。总统需要一支有力的队伍，他认为，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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