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国际特工 作者:张晓宏 许文龙-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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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大火烧了16个小时，，烧毁了日寇战略汽油6万桶，使日寇损失700万元以上。当时的日伪报纸《日日新闻》专门作了报道：“10月午后10时45分，从大连市甘井子油厂空地上堆积的石油桶发火火势极凶、黑烟弥漫，大连湾上空呈现一片凶恶光景，因救火无效”
　　甘井子石油厂的大火极大地鼓舞了行动队员们的斗志。为趁热打铁，赵国文命陈更茂、王金泰对吾妻桥码头实施纵火。
　　4月24日清晨，陈更茂溜到吾妻桥码头，在货场的货堆中放置了一个放火药瓶，便立即走开。不幸的是，这一举动被大连水上警察署的密探发现，他们立即逮捕了陈更茂。
　　警察署系主任上岛如获至宝，亲自审讯陈更茂，准备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寻找放火团成员。
　　上岛问道：“你在货堆里为什么要放发火药瓶？”
　　陈更茂巧妙地回答：“我在吾妻公共厕所里，一个素不相识的强壮男人递过我一个手绢包，然后他让我把这个东西放在码头的货物中间，并说如果着起火来，就在当天傍晚在对面等着，好给赏钱，说完这个人就走了。”
　　上岛对陈更茂的话半信半疑。他仔细研究这种放火药。手绢包里有氯酸钾和眼药瓶，瓶中装有硫酸，瓶口用两层橡皮膏包着。试验的结果十分清楚：把它放置后，硫酸腐蚀橡皮膏，然后硫酸和氯酸钾起化合作用起火。这一过程需要两个小时。
　　上岛主任暗自吃惊：这是一种先进的放火方法，只有国际破坏分子才能干出这样的事，看来这伙人大有来头。于是，他火速向大连警察署高等警察课课长内海报告案情。
　　内海课长听完汇报后，对上岛说：“当前最重要的是利用姓陈的寻找那个指使人。”
　　上岛说道：“是的，水上署准备制造一个假失火场场，诱惑那个指使人，你看可以吗？”
　　内海说道：“不会那么简单，想怎么干就干吧！不过指使人要真是上了圈套，那倒是意外的收获呀！”说完两人相互作了个鬼脸。
　　上岛马上根据陈更茂的口供制定出假失火现场的计划，然后去旅顺要塞司令部交涉，领取制造假失火用的发烟筒，并命令水上署佐藤高等主任秘密实施这项计划。果然，在吾妻桥能看见码头仓附近、黑烟弥漫，好似起火一样。
　　这场戏演得逼真，连大连消防署派出的救火车都尖叫着开赴现场。
　　黄昏，水上署的特务带上陈更茂在吾妻桥附近的指定地点扮成工人、商人、街头小贩等，望眼欲穿地等候那个指使人到来，可是直到等到第二天早晨也未见人影，佐藤、上岛等人气得大骂陈更茂，陈更茂则报以轻蔑的微笑。
　　陈更茂，优秀的国际情报战士，大连行动队成员之一。1938年被捕后机智地掩护了战友，结果被大连地方法院判处10年徒刑，成为第一名被判刑的行动队员。他在旅顺监狱服刑期间，继续同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1945年“八一五”之后，被苏联红军释放，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就在陈更茂被捕的当天，王金泰便知道了消息。由于，陈更茂拖延了时间，王金泰得以逃脱。然后，他通知赵国文。赵国文果断地命令行动队停止活动，让王金泰转移到青岛躲避。赵国文本人也于5月13日转移到哈尔滨。
　　为重建大连行动队，上海指挥部决定派在青岛活动的秋世显回到大连指挥行动。由于交通、办理旅行证明等方面的原因，到6月秋世显仍没有如期潜入大连。
　　这时，留在大连的行动队员红房子码头小车夫于守安，自制放火药，于6月末的一个夜晚潜入码头的四个仓库实施纵火，先后将124仓库储藏的布匹和毛织品，126仓库储藏的纸张、罐头，130仓库储藏的水银机器等大批物资全部付之一炬。几个仓库烧了三天三夜，大火映红了天空，震动了整个大连市。
　　参加救火的消防队员、警察一片混乱，有的被火包围，有的从火里往外逃。水龙头带烧在火里，铁道都被烧弯曲了。仓库房顶上的铁皮盖被火冲上天空，像纸一样飘荡，火势凶猛，无法扑救。
　　于守安事后，大大庆祝了一番，他躲在码头附近的小铺里，一边喝酒一边望着熊熊大火。他想证明一个道理，那就是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我一个人照样能干，而且干得不错，干得惊天动地。他越想越得意，忍不住唱了起来：“我站在城头观山景，耳边响起马蹄声”
　　酒馆里的人都用惊异的目光注视着他。
　　8月，黄振先按照上级的命令，决定选派刚刚发展的行动队成员，北平一中学生傅志忱到北平建立组织，并任命他为负责人。临行前，黄振先向他交待，今后工作的重点要集中于陆军仓库、铁路、飞机场等军事设施。
　　傅志忱接受任务后，带着身强力壮的张回子一同来到北平。两人先在西直门外住下，因一时没有合适的行动人选，傅志忱决定带张回子亲自去炸京汉线铁路。
　　两人化装成铁路工人，在京汉线西直门地段转悠了一天，基本摸清了日军哨兵的巡逻路线，来往的车次。热血沸腾的傅志忱决定过几天就动手，争取为北平工作来个开门红。
　　9月初，傅志忱由于没有得到上级送来的放火药，加上立功心切，决定自制火药。
　　张回子劝他说：“小傅，这玩艺儿挺复杂的，你自己摆弄不好。万一炸不响，不就耽误大事了么？等老黄派人送来放火药再干吧！”
　　“这算不了什么，”傅志忱说，“只要有一定化学知识的人都能做这种放火药。老张，你就看我的吧！”当天夜里，傅志忱就自制放火药。
　　张回子带着敬佩的心情在一旁打下手。他不住地说：“到底是念过书的人，连放火药自己都能造，真了不起。”
　　傅志忱更加得意了，他将几种药剂按成份配好，装在一个小玻璃中，说道：“老张，你看着点时间，我去趟厕所，十分钟后叫我。”
　　5分钟过后，小瓶里的药剂突然冒出一股黄烟，接着猛地窜出一个火球，“砰”的一声，张回子满脸是血倒在地上惊慌失措的傅志忱从门外冲了进来，抱着躺在地上的张回子，大声惊叫：“老张，老张，张大叔”
　　张回子用微弱的声音说：“小傅，凡事不要太太逞强了”
　　张回子死了，他是在自己人配制炸药时而伤亡的。然而，在国际行动队中，这样的牺牲者绝非他一人。他们也同样是为抗战牺牲的，他们也同样是抗日英雄。
　　10月，傅志忱又发展了卡车司机李荣，12月又发展了北平飞机场的劳工张荣，北平行动队仍然在进行活动。
　　然而，由于张回子被炸给傅志忱带来的恐惧，使他不敢亲临一线行动，常常是躲在幕后遥控指挥，对手下的工作也不了解。甚至达到了虚报战果的程度。傅志忱，渐渐消沉了
　　傅志忱，于1940年4月，在前往石家庄执行任务的前夕，被北平日本宪兵队逮捕。
　　★　行动不分关里关外
　　1936年1月，秋世显自回到大连至今已有近三个月了。刚来时的大连行动队已近乎支离破碎，陷于瘫痪，他只能将自己以前亲手发展的行动队员吴成江、卢炳义重新召集起来，但是，距离整顿成一支坚强的战斗队还相差甚远。所以，头几个月他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组织工作上，对现有的行动队员进行业务培训、思想教育，争取早日开赴抗战的第一线。不久，于守安归队，使大连行动队的力量得到了充实。
　　2月，天津。
　　黄振先坐镇天津指挥各地的行动队，一时天津成了国际行动队的大本营。各个方面的交通员来往于英租界二十一号路，热闹非凡。而此刻，深受秋世显影响的石永贵，已锻炼成一位坚强的反法西斯战士。他先后联络了李玉生（大老黑）、王清海、李梦玉等人，使天津行动队的活动又迅猛地开展起来。
　　黄振先为进一步加强天津行动队的力量，再次向大连发出命令，调骨干分子入津。
　　1936年3月，大连骨干分子邹立升增援天津。立刻，天津行动队在石永贵、邹立升两员大将的领导下，开始大规模的对日军袭击活动。
　　5月，邹立升伪装成苦力潜入天津大王庄日本陆军仓库第六仓库，偷偷放置一个放火药，引发大火，烧毁大批日军军毯、帐篷等物资，直接损失达三十万元。
　　5月末，石永贵带领李玉生身背炸药，偷偷潜到京山线张贵庄军粮城间的铁路准备爆破。
　　一天深夜，石永贵、李玉生装扮成农民，背着两口袋玉米偷偷来到军粮城附近铁路线上。两人刚靠近铁路线，就被两个扛枪的日军士兵发现，一名日军伍长持枪走过来。
　　“你们小偷的干活！”伍长命令石永贵、李玉生放下袋子。
　　石永贵说道：“太君，我们是良民。自己家的玉米，想拿到集市上去卖。”
　　伍长蛮横地说：“粮食，皇军征用，快快地走！”
　　石永贵和李玉生被日军伍长、上等兵押到了附近的一个铁路值班室。里面有一个中国信号工人和一个日本段长。两个鬼子好像和他们挺熟，大家见面又说又笑，好不亲热。不一会，他们便将石永贵和李玉生连同两袋玉米关在里间的小屋内，然后几个人在外屋喝起酒来。
　　石永贵懂几句日语，他躲在门口听了半天，终于明白，原来这两个鬼子经常以这种方式抢中国人的东西，然后让那个信号工拿到集市上去卖，所以他们混得很熟。
　　石永贵非常气愤，决心惩罚他们一下。
　　半夜，又来了两个鬼子喝酒，这伙人大吃大喝，又唱又跳，到了后半夜已有醉意。
　　石永贵经过观察，发现这间屋子虽然没窗子，但棚顶并不结实。于是，李玉生和石永贵搭成人梯，很快就将棚顶的瓦片掀开一个小洞。李玉生爬上房顶，回头发现石永贵从米袋子里拽出了导火索，又从另一个袋子里摸出一盒火柴，迅速点燃。
　　李玉生立刻明白，石永贵要炸了这些鬼子，于是，他解开腰带顺下，石永贵抓住腰带几步爬上房顶。两人消悄溜下房顶，一路狂奔
　　这时，轰的一声巨响，值班室小屋炸上了天，顷刻间夷为平地。
　　“石大哥，你真行。”李玉生一边系着腰带一边说，“炸不成火车，炸几个鬼子也挺值的！”
　　两人相视一笑，一猫腰钻进了附近的庄稼地里。
　　1939年5月中旬，青岛。
　　在青岛东镇外吴家村的一间破草房里，赵国文躺在草堆上思索着。自去年秋天潜入青岛以来，工作成绩不大。刚开始在市内普济路十二号张同宴家落脚时，还想发展他加入组织，哪料这个小工头贪生怕死，根本干不了大事。无奈，赵国文只好自己伪装成苦力在码头上瞎转，有几次险些被宪兵抓住。最后只好逃到码头工人黄成山的家中。经过考查，他觉得黄成山为人忠厚、老实、有心计，决定发展他为行动队员。
　　一开始，黄成山有些害怕，总认为有老婆孩子，怕出事牵连家人。赵国文告诉他，就是当顺民也不见得就安全。不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就没有工人的活路。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黄成山受到了很大触动，毅然决定参加行动队。
　　最近几天，青岛码头运输繁忙，肯定又到了大批物资，赵国文决定让黄成山留心侦察一下，准备动手。
　　一天傍晚，黄成山跑回家跟赵国文说，“青岛码头日军野战货场运进来不少货物，我搬运的时候发现都是羊毛、麻、马草、豆饼之类的东西，你说这该不该烧？”
　　“烧，这都是日军的军用物资。”赵国文肯定地说，“不烧留着它去养日本人、日本马去？”
　　“那，那咋个烧法？偌大一片货场，看得又那么严，连根火柴都带不进去”黄成山有些为难。
　　“老黄，你别怕，我带你去，让你开开眼。”赵国文拍着黄成山的肩膀说道。
　　2月11日晚，赵国文伪装成码头工人混进了野战货场，在黄成山的带领下来到堆放羊毛的十三号仓库。只见赵国文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眼药瓶，然后又将小褂的下摆撕开一块布，抖落一些药面在上面，将小瓶和药面一包，塞进了羊毛货堆中，拍拍黄成山示意赶快离开。
　　两人出了货场，黄成山不住回头张望，他见没动静，便问：“咋没烧起来呢？”
　　赵国文拉他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坐下，要了半斤烧酒和两碟小菜，两人喝了起来。
　　赵国文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小声对黄成山说：“等到了7点，货场准着火。”黄成山听了，半信半疑。
　　“当当”墙上的挂钟刚敲过七下，小铺内喝酒的食客纷纷惊叫起来。“着火了，码头着火了。”争先恐后地跑到街上观看。
　　黄成山也急忙起身来到街上，只见码头十三号仓库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到这时，他才对身边这个“河北侉子”彻底信服了。
　　赵国文放的这把火，是至此为止青岛码头的最大一次失火，令日方直接损失近四百万元。
　　2月29日，黄成山勇敢地潜入码头第一号仓库放火，烧毁了一批军装、被服，由于扑救及时，只损失了五千元。
　　码头大火激怒了日本宪兵，他们实行戒严、搜捕，闹腾得非常凶。赵国文见形势紧张，便躲到东镇外吴家村安心地休息起来。
　　5月中旬，日本当局放松了警戒，码头趋于平静。赵国文见风声已过，便和黄成山合计，再放一把火。此刻的黄成山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他自告奋勇要求独立完成任务。
　　6月9日上午，黄成山像往常一样拿着饭盒，来到青岛第二号码头上班。
　　门口的日军哨兵示意黄成山打开饭盒，见里面的是高粱米咸菜，便挥了挥手让他进去了。
　　中午，黄成山利用吃饭的机会，将饭盒底层藏着的手绢包拿出来，悄悄地来到三号仓库，他知道这里是棉花，全部是易燃品。见四下无人，黄成山麻利地将发火药包放进了货堆中。
　　当晚7时左右，青岛二号码头三号库房浓烟滚滚，又燃起了大火。据悉这次大火造成的损失也不下四百万元。
　　1939年6月11日，大连。
　　西岗基督教会福音堂。教众做完祷告后便纷纷起身离开，眨眼间福音堂内空荡荡的。
　　传教士孙文凯合起圣经刚想离去，就见曾也是这里传教士的洪德锡带着一位年轻人走来。
　　洪德锡一见孙文凯，便小声介绍说：“这就是邹立升常常提起的秋世显兄弟。”
　　孙文凯热情地和秋世显握了握手，“秋兄弟，久闻大名，今日一见，真是年轻有为。”
　　秋世显笑了笑，“我也久闻孙教士古道热肠，扶危济困，颇具仁义之风。”
　　三人来到福音堂里间的教士休息间坐下。
　　原来，早在这一年2月，邹立升就发展了福音堂的传教士洪德锡为行动队员。洪德锡是大连人，少年时便在西岗子基督教会福音堂听道，以后又在安东劈才清三育中学神道分校读书，毕业后在西岗子基督教会任传教士。由于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又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逐渐对基督教产生反感。这时，恰遇邹立升，便毅然决定加入抗日组织，走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并立刻将自己的好友西岗基督教会传教士孙文凯也发展成为行动队员，共同走向抗日的道路。
　　寒暄过后，秋世显开口问道：“孙教士，不知你近来工作开展得如何？”
　　“有成效。”孙文凯说。“我发展了一个教友为我们组织的成员。他是市内达公书店的老板，叫李泽民，为人诚实，憎恨日本人，绝对可靠。”
　　“李老板我认识，他是个好人。”洪德锡在一旁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