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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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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虽然建立了民国，各地学校也纷纷显出革新的气象，但这所位于京城、培养京官的大学堂，却仍然因循守旧，死气沉沉，官僚气息浓厚，好像革命风气从未光顾过这里。但时隔不久，这种现象就一去不复返了。
1917年1月，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来到北京大学任校长。这位有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气概的学坛猛将，在上任之初就公开宣布： “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寥寥数语，却从此改变了北大的历史，也改变了张国焘的命运。
蔡元培在整饬学校的过程中，启用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的专家、教授。他刚上任，就将当时因创办《新青年》《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原名为《青年杂志》，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青年杂志》为什么要改名呢？据任建树著： 《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7页）载： 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承担《青年杂志》印行的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群益书社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改为《新青年》。和发动文学革命而在文学界和教育界颇有名气的陈独秀聘为文科学长。同年9月，又聘刚从国外归来的胡适为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刘半农等也随后而来。加上原在北大任教的钱玄同、沈尹默等人，真是人才济济。
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讨论，提倡“兼容并包”。这一系列措施使北大的面貌为之一新，各种学术团体、政治组织纷纷涌现，师生中开始形成一种关心时事、注重实际、研究学术、自由争辩的新风气。
1917年1月，陈独秀带着他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任职，并将由他一人主编的《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成立了编委会。参与编辑工作的先后有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鲁迅、沈尹默等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使得《新青年》夹裹着新文化运动的强劲东风，在北大学生中广为流传，并进而传播于全国各地。
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青年们，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新文化运动带给他们的新思想。他们赞成《新青年》提出的许多新观点，比如： 要用民主和科学来反对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提倡独立思考，反对依附古人，反对盲从封建权威，反对做习惯势力的奴隶；要求从封建传统束缚下解放人的个性与才能，使其得到自由的发展；倡导文学革命，反对八股文，提倡白话文，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在实际生活中和精神生活中深受封建桎梏之苦的青年人的强烈要求，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激发他们的热情。
像同时代的大多数青年人一样，张国焘在《新青年》的感染和新文化运动的鼓动下，更加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在学习功课之余，他如饥似渴地寻求着各种新知识和新思想，丰富着自己的知识和政治素养。在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下，他开始对北洋政府当局的内政外交政策评头品足。
恰在此时，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发生了，这就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或许是由于传播媒体的缺乏，或许是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十月革命”需要有一个认识过程，总之，在中国，最敏感的知识界对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也不是立即就看得十分清楚的。十月革命后约一年时间，中国知识界才初步认识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这反映在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李大钊在此文中第一次指出： “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同法国革命预示着世界进入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样，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一般说来，他们还停留在热衷于依靠民主和科学来救国的认识水平上，同时认为思想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总之，还是倾向于一种温和的救国方式。
在新文化运动的鼓舞下，青年人不仅用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充实着自己，而且逐渐开始将自己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唤醒中国人民的爱国意识、改变国家命运。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的影响下，张国焘生平第一次参加了反日爱国的请愿示威活动。
事情是这样的：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系统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以内阁总理的身份执掌北京政权。一开始，他的地位并不稳固，曾遭到大总统黎元洪的排挤，被免去内阁总理之职。1917年7月，段祺瑞因粉碎张勋复辟1917年，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利用黎元洪、段祺瑞之间的矛盾，在黎元洪请求下，以在黎、段之间进行调停为名带兵入京。6月12日，黎元洪在张勋的要求下，宣布解散国会。但张勋并不打算当黎元洪的保护神，而是主张清皇朝复辟。在康有为的合作下，在清朝遗老旧臣们的护拥下，张勋决定支持帝制复辟。7月1日，他们请出了住在紫禁城中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中国重新成为“大清帝国”。7月14日，段祺瑞的军队进入北京，张勋、康有为等人纷纷逃走。一幕复辟丑剧到此收场。有功，成了“再造共和”的“英雄”，8月便重任内阁总理。曾与他有隙的黎元洪只得辞职，由副总统冯国璋继任大总统职。
段祺瑞重新支配北京政权后，利用日本的财政支持，在编练对德参战军的名义下大肆扩充实力，以求武力统一中国。而日本则图谋利用段祺瑞来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并且企图使中国军队充做进行反苏战争的附庸军。这样，为了各自的私利，1918年5月，段祺瑞和日本政府秘密订立了“共同防敌”的军事协定。5月16日，签署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12条及其《说明》；5月19日，签署了《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共9条。依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任意进入中国的领土、领海，占用中国的各种设施，中国当局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包括由日本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东三省北部及中东铁路提供了条约依据。
秘密协定刚一签署，即被中国留日学生得知。在爱国激情的鼓动下，他们立即举行集会表示抗议，不幸被日本警察捕去多人。这更激起留日学生的民族义愤，他们决定全体罢课，回国动员民众反对日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
回到北京的一部分留日学生，开始在北京各大学进行反日宣传。来到北大的李达、王希天等人，向北大学子揭露了中日秘密军事协议的内容，并且痛陈留日学生在日本的遭遇。他们的活动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愤慨。
5月21日，北大、高师、工业专门等学校的进步学生约2000人和少数天津学生代表结队前往总统府请愿，抗议秘密军事协议的签订。张国焘也参加了请愿行列。请愿者不仅要求废除同日本签署的军事协定，而且提出反对向日本借款、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等要求。然而这些要求不是写成标语，也不是呼成口号，因为学生们还不懂得使用这些可以造成声势的方式。他们只是把要求写在请愿书上，选出代表手捧请愿书，求见总统。当然，总统绝不会下驾接见几个学生，只是由他的秘书代劳，将学生们的请愿书接了过去，答应代呈总统。学生代表觉得自己已完成了任务，便告辞出来，等候在外面的学生队伍便开始慢慢散去，总统府前似乎又恢复往日的平静。就在这时，天津学生代表中一个叫郭隆真郭隆真（1894—1931），原名郭淑善，化名石衫、林逸。河北大名人。1913年在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参加过五四运动。1919年9月与周恩来等创立天津觉悟社。1920年1月因代表天津学生请愿而被捕。7月获释。同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在北京创办缦云女校，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市党部妇女部，主办《妇女之友》。1927年4月被捕，1928年被营救出狱。1929年被派到东北从事职工运动，曾任哈尔滨三十六棚党支部书记。1930年3月任中共满洲省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5月曾被捕，后经营救获释。6月任中共青岛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1月2日被捕，后转押到济南监狱，受尽敌人残酷刑讯。1931年4月5日在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的女学生忽然大哭大闹起来，对中日军事协定表示抗议。这也许就是后来学生运动中高呼口号的先声吧，但当时谁也没有响应。站在学生队伍中的张国焘目睹这一情景，觉得这哭闹声确实搅起了原本沉寂的气氛，有点热闹和解气。
毫无经验的请愿没有带来任何结果，这使满怀爱国热情的张国焘大为失望。他开始认识到坐在书斋里高谈阔论是救不了中国的，温和的请愿是改变不了当局意志的。事实上，这次请愿丝毫没有阻挡住北京政府当局与日本的勾结，引狼入室的活动仍在继续。9月6日，北京政府又与日本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共七条，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中国的权益。
但这次请愿活动并非毫无价值。首先，它是次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为学生运动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其次，通过这次活动，学生们认识到自身的弱点，萌发了在“救国第一”口号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的愿望。面对祖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局面，在学生们心中点燃的爱国热情越烧越旺。于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学生救国会成立了。
学生救国会由北大学生许德珩等人发起，其成员以北大学生为主，北京其他学校也有学生参加。为了公开自己的政治观点，宣传爱国反日思想，学生救国会于同年10月成立了《国民》杂志社。张国焘为其成员之一。该杂志社的宗旨是： （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
《国民》杂志第1期创刊于1919年1月1日，至五四运动爆发后停刊，共出了四期。杂志以发表政论文章为主，公开评论时局。李大钊、杨怀中、黄侃等名流学者都为该刊物撰写过文章。
张国焘是杂志社总务股的干事，负责向社员募集经费，经理出版、发行等工作。在此期间，他开始逐渐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既与提倡社会主义的李大钊接触频繁，又与主张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区声白过从密切，还与宣传白话文、主张反对封建礼教的傅斯年、罗家伦经常来往。可以看出他当时正处于彷徨与选择之中。尽管如此，在杂志社内，张国焘仍属于激进派。
1919年3月，在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思想的启示和推动下，邓中夏（时名邓康）、廖书仓、康白情、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平民教育团征集团员》的启事中，标明“以教育普及与平等为目的，以露天讲演为方法”。张国焘也参加了讲演团的活动。讲演团的活动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前者每月四次，于每星期日下午1时以后举行；后者根据重大事件或节假日临时安排。
讲演团成立后的第一次讲演活动是在4月3日至5日下午，地点是北京东便门内。参加这次讲演的有25名团员，讲演的内容十分丰富，共有38个讲题。从此，讲演团经常走上街头，并且深入到海淀、卢沟桥、丰台、长辛店、通县等地区，向工人、农民和市民宣讲，他们设计了丰富多彩的题目和内容，吸引了很多听众。
张国焘通过参加这些活动，不仅发动和教育了下层劳动人民，而且看到了下层社会的疾苦，也为他进一步接触下层社会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开展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国民》杂志社和平民讲演团聚集了一大批爱国青年，他们通过参加社会活动，看到了民族危机日益紧迫，军阀政府腐败无能，认识到仅靠写文章、做讲演是不能满足救国救民需要的，只有直接行动才能达到目的。因此，五四运动的爆发不是偶然的，是先进知识分子爱国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 五四运动牛刀初试
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经过长达四年的战争，至1918年11月以德、奥等同盟国失败而告结束。
当时，善良的中国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次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主要战胜国也是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从而相信了战胜国宣传的“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为战胜国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如果说有更进一步认识的话，那就是认为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从此有了由弱转强的机遇，确实应该欢呼和庆贺一番。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对协约国的胜利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连续在天安门举行了两天讲演大会，有11人登台演讲。校长蔡元培亲自讲了《劳工神圣》。11月28日至30日，北京大学又于每天下午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内外举行讲演大会，许多知名教授参加了这次活动。李大钊就是在这次讲演活动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演说——《庶民的胜利》。
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举行所谓“和平会议”，这实际上是在英、法、美、意、日五个主要战胜国操纵下的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和外国邮政电报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关税自主、取消“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占有的各种权益等多项要求。但帝国主义列强不仅拒绝中国代表的正当要求，而且承认日本夺取的战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的合法性，并强迫中国代表在这一耻辱的和约上签字。软弱的北京政府竟准备向列强的无理行径妥协。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使得对和会抱有极大希望的中国知识界大为震惊，失望的情绪立即转为愤怒的火焰。一场政治风暴在孕育之中。
5月2日，北大校长蔡元培在学生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100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何思源： 《五四运动回忆》，《文史资料选编》第4辑。
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后，立即告诉了国民杂志社的负责人许德珩和新潮杂志社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人。许德珩当即约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蔡元培与会并发表讲话说： “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萧超然著： 《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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