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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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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社会上这也是个热门话题，报刊上炒得沸沸扬扬，经过激烈的争论，总算有了一些头绪，五花八门的意见，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大派，一派主张走“机械技术现代化的道路”，简称美国或西德模式。又加毛主席早就说过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当时党中央领导又急切地提出1980年就要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是具有权威的命令，已经纳入了国家的规划，各有关部门都按这一规划积极地进行工作。
一时间这一主张十分流行，似乎农业现代化就是全盘机械化。所里的基地县也由农机部门从美国引进了成龙配套的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开始了全面机械化试验。尤其是两台大幅平行移动喷灌机，连接起来就有大几百米，开动起来喷云吐雾，似二龙戏珠，十分壮丽，成为远近闻名的一大景观，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
为安装这两台机械，在近千亩的土地上，将原来的机井和地面动力线全部拆除，毁弃的费用不算，只新设备投资每亩就比打机井浇灌投资高几倍。总的收获没有提高，农业总成本反而大大增加了，从经济效果看是得不偿失。
另一派主张走“生物技术现代化的道路”。他们看到了全盘机械化投入很大，产出并不会高出多少，觉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认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只能是大力发展农业科学研究，把生物技术搞上去，可以投资少，见效快，简称“日本模式”。
这两种模式都有不少学术界的权威在支持，都得了不少高层领导的认可。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给人的印象只能非此即彼，别人只能任择其一，别无选择。
白刚的报告一开始就针锋相对地反驳了这两种模式。他认为这两种模式都远离了中国的国情，是行不通的。他反对照搬外国经验，他讲话的题目就是“借鉴国外经验，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引用了大量资料说明机械化和生物技术现代化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虽有所侧重，但不是截然分开的。这二者都是我国农业现代化中需要逐步解决的问题。但显然这二者都不是解决我国农村目前贫困落后的当务之急，都不是现代化起步阶段马上解决的急迫问题。而且我们无论是国家和农民的财力物力都不具备这个条件，想解决也解决不了。
“机械化”需要大量投资，靠国家供给做不到，让社队自己解决更没条件。许多社队买种子化肥都要靠贷款，许多社员吃饱肚子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有钱大量投资买机械？
“生物技术现代化”虽然比较起来投资少、见效快，但也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除了大量的资金投入以外，还要有大量科研技术人员。美国平均340个农民有一个专门从事农业研究的科学家，我国当时所有的农业科技人员不足30万。其中一半多不仅没学过农业，而且连个高中学历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提出首先把生物技术科研搞上去作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只能是个良好的愿望，难以实现。
出路何在？白刚认为中心问题是突破现行体制、政策的束缚，给农民自主权。调整农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结构，大力发展畜牧业和允许农民办企业。不仅允许农民办工业，而且允许农民办商业，进入流通领域，建立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
这些话现在已毫无新奇之处，在当时却无疑是一颗炸弹，震动了所有的人。白刚的报告排在第一个，刚开始的时候，人们有的交头接耳地闲聊，有的看书，不少女同志还一边小声聊天一边织毛衣。但报告观点的新颖，资料的丰富，数字的翔实，论证的有力，很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交谈的停止了，看书的合上了书本，女同志也放下了手里的毛活，会场都全神贯注地听讲。
一个多小时的报告，屋里安安静静，鸦雀无声。这些科研人员，对领导讲话都没有鼓掌的习惯，白刚讲完后却赢得了一片掌声。
散会以后，许多人问白刚你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资料？你对国外的情况怎么也这么清楚？不少人也为他的敢说敢讲叫好。信息处关处长找到他说：“快把你的稿子整理一下，咱印发全国，和各研究所交换。”但只过了几天，关处长又找他说：“老白，你的讲稿不能发了。”白刚说：“原本我也没想发，农工商这课题我刚开始研究，有些论点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你们不想发就算了。”
“不是我们不想发，是惹事啦！”白刚听了关处长的话好生奇怪：“惹事啦？什么事儿？”关处长说：“有人说你的报告首先是针对省委的，反省委；第二是反中科院。”他愤愤地说：“你看这家伙恶毒不恶毒？”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4）
说这些话的是所里的一个实权派处长满云飞。他整天除了在处室乱转，散布些小道消息，就是傍在领导身边，人称满天飞，又叫“二所长”。他自己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所领导接班人，所以妄自尊大，盛气凌人，惟恐别人胜过自己，事事总想压着别人一头。上纲上线，更是他的看家本领。
原来他根本没把从农村出来不久土里土气的白刚放在眼里，白刚的报告受到那么多人的关注，他心里便老大不高兴。没想到所领导对白刚的报告也很感兴趣，信息处还要印发学术资料，更使他有鲠在喉，如坐针毡。便直接找到信息处去发号施令，不让印发，还说：“你们一点政治敏感也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竟然看不出来？”然后又去找所里老书记，把白刚的论点大大贬斥了一番。
“没那么严重吧？学术研究嘛，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嘛！”他看老书记不同意便急赤白脸地说：“公开反对党的政策，反省委，反中科院，这可不是学术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所里印发资料，就等于所里支持这种言论，让省委领导和中科院知道了，所里得担多大责任？我这可不是为自己是为所里担心哪！”为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权威，他把找老书记说的这番话又和关处长说了，只是没讲是哪位领导和领导的最后态度，而是传达他的命令：“我可告诉你们，不准印哪！”
白刚虽然不在乎自己的稿子发不发，但是对他这种霸道作风非常不满：“各处室都是平行的，他为什么对你们发号施令说不准印就不印？你们没找所领导？”关处长说：“找啦！老书记说本来不同意见可以探讨，可是既然有这么大的分歧，那就别印了吧！你看，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关处长最后好心地说：“老白呀！以后还是小心点好，我听说领导里也有人同意他的看法。他这人活动能力强，他这种思想也有市场啊！”
关处长还是关心地说书记本来对你的报告印象很好，他大帽子一扣，也不敢坚持了。书记戴着修正主义反革命帽子受批斗多年，也是怕这种政治大帽子啊！人们都知道你是右派，再有个什么运动，或是风吹草动，凭他上纲的这两条，不给你扣个右派，也得打你个反革命啊！就是没有运动，政治大帽子也可以压死人哪！他看到白刚满不在乎，一会儿又凑到白刚耳旁轻轻说：“我听说有人已经向省委告状了，说你右派立场没改，反省委，反对党的政策。以后说话写文章可千万要小心啊！”
“告吧！我不怕。”白刚说，“劳改批斗二十多年，什么大帽子都戴过，这点事算个啥！还能再把我关起来？实在干不了回家。”说完还笑了笑，“我还佩服这二所长真有两下子，他要打我个右派、反革命，我是不会喊冤的。”
“怎么呢？你还佩服他？打你个反革命都不喊冤？”关处长十分惊奇。白刚调皮地笑了笑：“是啊！你没看出来？反对现在还坚持‘以粮为纲’就是针对省委。反对这模式那模式的现代化道路，其中就有院里某些领导的主张。”关处长不服气说：“那也谈不上反省委反中科院哪！以粮为纲以前是党中央提出的，主张哪种模式现代化的多啦！也不光是院里某些领导啊！”
“既然是党中央提出的，说你反党不是更合适吗？何况说你反省委？不管多少人主张，既然有某些院领导，说你反中科院有什么不对？有些人这些年不都是这种逻辑吗？”白刚说完，两人同时都笑了，但这笑声中却有多少酸楚啊！
白刚说是不怕扣帽子，他确实也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他终究也不得不考虑到帽子的利害。考虑到落实政策时的艰难，中组部多次批示打招呼，省里都一直顶着，中组部的信都不接。现在省委基本上还是那些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坚持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对过去农村实行的一套办法还是坚持的。有人告到省委，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暗暗庆幸自己没有把否定公社制度的想法一古脑儿说出去，要是那样问题就更大了。
可是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上上下下许多人的思想都在解放。1979年对农民还管得很死，除深山的孤门独户以外一律不允许包产到户。1979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偷着搞包产到户还是舍出了身家性命，冒着坐监狱的危险干的。他们订了誓约：“哪个因为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
1980年中央就开了一个小口，规定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但只规定作为解决群众温饱的一项临时措施。
1981年中央文件便认为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了。不过仍然没有把他视为正宗，几年之后仍然要走集体化的大锅饭道路。
1982年中央才明确规定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总算报上户口了。
1983年包产到户不仅允许生存，而是农民的伟大创举了。
有人说中央这几年关于农村的文件，是步步为营，节节败退。这也说明冲破多年左的束缚是艰难的，思想解放有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步履艰难但不能说节节败退，而是步步前进的。不仅在包产到户的问题上如此，其他各项农村政策也都是如此。
在这种形势下，白刚的处境大大改观。如果说前二年还有人把他的报告作为反省委反中科院的罪证，而且这种认识还有市场时，那么现在许多人已对白刚那种见解认为是一种先见之明了。他的“建立我国农工商综合经营的农业经济体制”的课题在1981年名正言顺地列入了国家农委的课题，得到了国家的资助。他的课题研究成果论文，在全国一个规模很大的经济研讨会上，作为大会的第一个主讲人进行了宣读，深入细致地论述了建立新的农业经济体制方面的种种问题。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8（5）
会议虽然是由国家主管部门主办，有不少领导人参加，但没有领导报告，只有几个主讲人讲几个专题，讨论时以几个主讲人为中心划分小组，与会人员去哪个小组讨论由自己选择。结果来白刚这个小组的人最多，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讨论。在休息时许多人还围住白刚和他探讨问题。
有一个很慈祥的胖老头儿，挤到了里边，坐在了白刚的对面，看起来要郑重其事地谈什么问题，别人对他看来还特别尊敬，都主动地停止了谈论。胖老头儿说：“你的论文很有说服力，不过由于发言时间限制，论文中有些问题你没展开讲，你讲得很生动的材料论文中也没有，看来你掌握了很多资料，对这个问题很有研究啊！”
“很有研究谈不上，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白刚说，“资料倒是多得很，这两年我主要就是研究这个课题。”胖老头儿说：“就以你的论文为基础，写本书吧！”
白刚以为这老头儿是个热心人，只是随便说说，便憨厚地笑了笑：“我现在只想抓紧时间多研究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想写书。”老头儿说：“哎？写书也很重要嘛！中央最近都说了，这个问题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可是人们对这个问题还了解很少，认识上也有许多分歧，这样的书人们正急需，你论文的大框架不变，只是补充你讲的那些生动材料和具体事例，也费不了多少时间嘛！”
白刚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和出版社不熟，写书谁给我出啊！”
“我给你出！”老头儿的语气很爽快很果断。白刚一下愣了，他是谁，说话口气这么大？便说：“您是哪一位？哪个单位啊！”没等老头儿说话，周围的人便乱介绍开了：“你连这位都不认识？”人们觉得你是怎么回事？在农业战线搞研究工作，怎么不认识他呢？从大家介绍中白刚不仅知道了他的名字，还知道了他是延安时期的老干部，农业出版社的总编辑。看来人们都和他打过交道，对他很熟悉。
白刚想不到他的论文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连全国性大出版社领导都主动给他出书。不过在众人面前也看到了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十分尴尬，便抱歉地对老头儿说：“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啦！”
“认识不认识没什么。咱可说好了，一言为定啊！”白刚说：“好！我尽量抽时间写。”老头儿抱有很大期望：“不是尽量，是一定啊！而且最好快一点。”
因为参加会议的除国家有关单位领导人以外，多是全国性研究机关、大学的专家、教授，许多人都知道了他，从此白刚成了忙人。各地总有人找他参加考察，找他开会写文章。他也是不眠不休，夜里十二点以前很少睡觉，总是在办公室忙碌。这时所里办公住宿条件也改善了，宿舍办公室都在一个院里，每天都是家人睡了以后他才从办公室回来悄悄入睡。在全国性的经济杂志上经常有他的文章，还与人合作，出版了百万字的农业经济论著。
所里许多人对他印象也变了，二年多以前他刚到所里的时候，不少人看不起他，说这样的人进中科院，连我们都跟着丢人。这时也都觉得这人还行，有头脑，想不到还真有两下子。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39
这个研究所虽然是个新建单位，但建立时正赶上落实多年的各种冤假错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领导干部也得到了解放，许多老干部亟待安排。研究所初建，也需要一些有威望的老领导来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打开局面，所以一开始就组建了一个年龄老化的领导班子。主要领导人包括有的处级领导都是六十多岁，还有七十多岁的老人。
农业如何现代化，农业经济体制如何改革，又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全国都在争论不休。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所对这些问题持什么态度？怎样工作，自然也会产生种种分歧。又加是新建单位，人员来自全国各地，从领导到一般人员，在许多问题上都各有各的主张，意见很难统一。
这些分歧自然会反映在领导班子里，长期的意见分歧也会影响班子的团结。所以矛盾重重，问题很多，工作很难开展。即便如此，这个研究所和别的机关单位比起来，还算是不错的。因为是新建单位，班子虽然老化，但是还都积极工作，想干一番事业。也没有“文革”遗留下来的几派的矛盾对立，勾心斗角。
当时好多机关单位内部矛盾重重，班子老化，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办事拖拉，遇事推诿，不负责任，比这里要严重得多。一些省委领导班子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副书记，光书记这一层就有十几人，还有更多的常委，常委开个会，就有几十人。
这里面有“文革”中“老中青”三结合上来的年轻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对立派别的代言人，有“文革”中一直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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