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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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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却问道：“还有吗？”王显能回答得很痛快：“有！”说起这些来，他简直就是一个快乐的“小王子”，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还没开讲他先笑了：“还有四姑娘。这个更逗，跳着舞我那个东西撅起来了，碰了她几下，她就冲我笑，等了一会儿她说：走吧！我说：干什么？她冲我又一笑，说你装傻，我受不了啦！”
他正说得洋洋得意大家也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突然门外一声喊：“王显能！你的时候在这儿瞎咧咧啥呢？”高队长踢门进来了。王显能马上站起来郑重其事地回答：“报告队长，我在交心。”
“你哪里是交心？是给人们开心呢！你在显摆自己，是显你能，你怎么不说说你为什么来的？”王显能说：“报告队长！为什么来的交待过了，现在是交待余罪！”他本来是立正站着，这时又两脚一碰，重新来了个立正姿势。
“你哪里是交待余罪？是在过流氓瘾，做桃花梦。交待余罪，你怎么不深挖你的流氓思想，你们成群结队地威胁女学生，奸污妇女，还说是女的勾引你？”王显能说：“四姑娘是自愿的，她就在咱这儿的妇女队，不信你问问她。”高队长生气地说：“别说了，你们都是一路货。你显摆什么？净往脸上贴金，说说你们那做贼窝赃的事儿！”
这话可能是戳到了王显能的痛处，他把胳膊一抡，满脸的不高兴：“报告队长！我可没偷过摸过。”高队长说：“你给我老实点！没偷没摸，你为什么来的？”王显能本来快言快语，说什么都是干脆利落，可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把他问住了。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看队长，又看看大家，然后嗫嗫嚅嚅地说：“我跟我爸爸一块儿来的呀！”
“你们大家听听，这是个理由吗？”高队长说这句话时好像还很生气，可是说完却扑哧一声笑了：“瞧瞧他们这一家子，看看他们这几家子人家。什么的时候先是派出所把他叔叔送来了，他叔把门一锁，把钥匙交给他爸爸了。接着又把他爸爸和他送来了，他爸爸把两家的钥匙都交给他姨儿了。过了些日子，他姨儿又被送来了。钥匙没处交了，他姨儿说：反正我们几家除了锅碗瓢盆以外，屋里也没啥东西，我们这一去也不知道要三年还是五载，干脆把这几把钥匙都交给街道算了。街道居委会说：你还是带走吧，没人给你经管这个。这不，这几家子人家都到教养所了，连钥匙都带到教养所来了。你说说，都是为什么？”
这次王显能不仅没有规规矩矩地立正，连那句精神抖擞的报告队长也免了。只是轻轻说了个我不知道，便低下了头，两只脚不停地倒换着在地上搓脚板。这种人平时从不喊冤叫屈，批判别人会大喊大叫无限上纲，好像他们自己是多么认罪服教似的。其实这也是一种伪装一种炫耀。因为在这里，只有这种人才可以在众人面前耀武扬威，才可以在队长面前异常活跃，以此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甚至不惜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来使人感到他的存在。他们爱动手打人，批斗时不让动手他也会偷偷打上几拳，如果受到主持人的纵容，那就更会大打出手。可是一旦感到他在众人面前受到了屈辱，他的精神就会比别人更加难以支撑。他本来是想藉交心炫耀一下自己的，却想不到被队长揭露了一番，显得比别人还矮了一截儿，所以他的精神劲没了，对队长那种故意显示出来的尊敬也免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3（3）
要是别人说不知道为什么来的，高队长早发火了。但是对王显能这类人，他也知道是认不得真的。因为许多时候，无论是干重活或是批斗人，还要借助他们，实际他们是自己的帮手。而且确实他们从来没有表示过对政府的不满。所以队长虽然追问他，却一直没有发火，只是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来的怎么叫认罪？我问你，你叔偷盗你知道吗？”谈到这类具体问题，又戳到了他的痛处，王显能又蔫了，低着头不好意思地说：“知道！”高队长说：“他把偷的东西放你们家你知道吗？”王显能说：“知道！”高队长说：“这就对了，你们没偷也是窝主，为什么来的你能说不知道？做贼窝赃，这话不好听是吗？那以后就离这类事远点。”队长说完然后转向班长说：“王显能的问题就到这儿吧！下面进行快一点儿，别的班都快进行完了，你们班还有好几个人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4（1）
高队长看着时间不多了，便说下面说个简单的：“史自昭，你说说为什么反党？”谁也没想到，史自昭愣头愣脑地站起来，瓮声瓮气气呼呼地说：“我不反党！”
“哎！你不是自己报名要当右派吗？怎么不反党？”高队长十分奇怪。
“咦？还有自己报名要当右派的？”大家听了十分惊讶。
高队长看大家怀疑，史自昭又不说话，便笑了笑说：“我的时候说话是有根据的，不信你们问问他，是不是自己报的名？”见史自昭不说话，队长便质问道：“是不是你自己报的名？说话！”
“是！”史自昭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可是接着又把头一扭：“我不反党！”
“你这人可就怪了。”高队长没有生气倒笑了，“你领导过反右，也把别人打成过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才叫右派，你是知道的。你自己报名当右派却说不反党，这话到哪儿能说得通？你的时候好好挖掘挖掘反党思想吧。”
会场一阵沉默，尽管队长一再催促，史自昭也不再说话，这种摆肉头阵的情况要是在别人身上人们早就喊叫起来了，可是今天人们看队长还没发火，别人谁还发火？况且今天的批斗会也别开生面，自己报名当右派，这种怪事把大家带入了五里云雾中，都伸着脖子瞪着眼睛大气不出心急火燎地等着听这天下奇闻了，谁还能喊叫？高队长忍不住了，打破了沉默：“哎？说话呀！怎么，哑巴啦？”见史自昭还是不开口，高队长笑眯眯地挖苦说：“怎么？也觉得委屈咧冤枉咧？别人可能这样，你不会吧？”
史自昭被队长的冷嘲热讽激怒了，终于坚定地喊了一句：“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不是右派！”
“你不是右派，为什么自己报名当右派？”高队长严肃起来。史自昭觉得理由十分充足：“自己说是右派就是右派？”
“哎？”高队长又乐了，“自己都说是右派还不是右派？”史自昭说：“是右派得有证据，得有反党事实吧？不是凭谁一说就是吧？”
“你跟谁要证据？”高队长这回火了，“你的时候同情右派，抗拒反右运动。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你身为反右领导不认真抓右派，却跳出来阻挡，这是什么问题？现在不敢承认了？当时那股猖狂劲呢？现在知道后悔咧！晚了，不灵咧！老百姓讲话咧，拉出来的屎还能坐回去？坐不回去咧！你死了这条心吧！好了，不必在他这问题上多费时间，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他的问题让大家明白明白就行了。”
可是大家不明白，不仅不明白，而且引起了更大的怀疑，陷入一个谜团：天下真有这样傻的人？自己往火坑里跳？队长说的是真的吗？他不承认反党，队长为什么不让他挖思想说具体情况呢？他真是反右的领导人？
许多人把这当成了笑谈，对他采取了讥讽的态度。有人说：这人有病吧？有人说他傻实心了，不知道仨多俩少。白刚却对他十分同情，对他赞叹，为他深深地惋惜。他俩是大学同学，又都有志于文学，史自昭比白刚幸运，大学一毕业就分到了一个文艺杂志社当编辑，经常发表诗作，他的诗在省里已有名气。他们到这里以后为避人耳目，不敢说出这种关系。白刚对他的为人是十分清楚的，公道正派，富于同情心，是个热心肠，说他同情右派，在运动中不那么积极，这是完全可能的，可是他怎么会自己报名当右派呢？这仍然是个谜。有一天中午休息时，他俩凑在一起，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斜躺在堤埝的阳坡上，白刚单刀直入地提出了这个问题，才解开了谜底。
反右运动来得很快，不仅右派们感到十分突然，连省、市机关的不少领导也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市文化局一把手主要还是抓工作，而是让史自昭抓运动。向市委汇报以前局长也没有认为机关运动有什么不妥，因为重要问题及每个右派定案都是局党组集体研究的。后来因为市委书记在省里汇报受到了省委严厉的批评，认为右派太少，有严重右倾情绪，市委便决心再次掀起一个反右高潮，批评许多单位赶不上形势，尤其是对文化局的批评更为尖锐。说你们那里知识分子成堆，政治工作薄弱，不少人历史复杂，乌龟王八蛋一定少不了，应该比其他机关右派更多。可是你们打的右派，不仅达不到中央要求的比例而且比其他单位还少得多，这就不是一般右倾情绪问题，要考虑你们对党中央的态度，不立即扭转被动局面，就要考虑你们自己是不是能过反右这一关。
这已经把一把手推向了生死关头，他还能不急？回来就一再批评史自昭，而且话里话外，把责任完全推到了史自昭身上，以摆脱自己的责任。史自昭虽然内心不服但觉得运动当中，还得顾全大局，不愿和局长闹僵，只得口头上承认错误，说自己没能跟上形势。但行动上却一再拖延，运动没有多大进展，因为他觉得确实没有那么多反党的人，怎能忍心把人家推向火坑呢？但局长有上级的任务压着，怎能容忍他拖延？一个催逼，一个拖延，矛盾便逐渐白热化，一次局长把他逼急了，史自昭便说：“上级怎么逼得那么紧，这也得看实际情况吧！”
“啥是实际情况？”局长说，“上次汇报会后，许多机关右派都翻了番，咱们没进展，这就是实际情况。”史自昭说：“不管别的单位打多少，我们这里实在没那么多。说实在的，就是以前打的右派，虽有些错误言论，但我看他们也不是从心里反党，再打实在不够条件了。”史自昭总是劝说局长，让他顶住点压力，不必过分强求数字。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14（2）
但是运动来势凶猛，谁愿顶这种压力？局长急了：“什么够条件不够条件，别的单位都有，就咱们单位没有？咱怎么向市委交待？”史自昭也急了：“总不能为交差就昧良心把不是右派的人打成右派吧？”局长说：“你说谁昧良心？”
“打右派可是涉及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事，一个人的生死关头。”史自昭说，“不看实际情况硬凑数，就是昧良心。”
“你说话嘴里干净点。”局长火了，“比例是上级规定的，现在明摆着，咱就是数不够。”
“你觉得数不够，把我也报上去算了。”史自昭也火了。局长把桌子一拍说：“这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史自昭正在气头上，也不示弱：“你报吧！是我说的。”
史自昭本来说的气话，觉得说完也就完了。谁知道局长正愁着运动扭转不了落后的局面，想找理由摆脱自己的困境呢！史自昭却自己跳了出来，他一想如果把他抛出去，不仅洗刷了落后的名声，而且还会一举成为先进典型，自己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局长很快汇报到市委，市委如获至宝，立即又汇报到省委。省委觉得这还了得，这不是公开对抗运动吗？简直反了，比右派还右派。批示通报全省，报纸、电台曝光。
这事虽大大超出了史自昭的意料，但是他并不后悔，而更激起了他的反感，他觉得与其当那个昧良心的领导，还不如当个不亏心的右派心里更平静一点。所以不仅不检讨求饶，反而坚持说自己是实事求是的。但他万万也想不到竟然处理得这样重，定为极右，送到这里来了。
第二天高队长又来了：“你们班还有人有更严重的问题，吕南，你说说。”
吕南站了起来，犹犹豫豫地说：“我是因为历史问题来的。”还没等他说完，高队长便质问起来：“说清楚，什么历史问题。”和对王显能的态度显然不同。吕南说：“我在国民党空军干过。”高队长说：“干过什么反革命活动？”吕南说：“给国民党飞机装过炸弹，轰炸人民解放军。”高队长说：“你知罪吗？”吕南犹犹豫豫地说：“知罪。”
“你当时担任什么职务？”高队长直奔要害。吕南说：“上士！”高队长不慌不忙地说：“上士？上士几个杠几个花？我就知道你不会老实。告诉你吧！你的时候是一个杠，三个金豆儿，上尉军官，有你的照片为证。还想抵赖吗？”
“那照片不是真的。”提起那照片吕南就难以控制内心的激动，着急地说。高队长发起火来：“照片还能是假的吗？你朋友的妻子交出来的，能是别人给你伪造？”吕南心情越激动越慌乱：“不是说照片是假的，是照片上衣服是假的，不，不，”他冷静了一下，然后又更正说，“不是衣服是假的，我是说那衣服不是我的，是我借来的”
“你们看看，他心慌意乱了。”高队长说，“正说明他心中有鬼，阶级敌人就是阶级敌人，真是狡猾透顶了，证据确凿还想抵赖。”高队长冲大家说完以后，又对吕南说，“我问你，你借那衣服干什么？”吕南说：“地下党让我送一个紧急情报，那时机场控制很紧，不允许随便出入，机场里地下党领导便叫我穿了他的军官服跟一辆吉普车出去了。送到情报以后，接情报的地下党领导人——我大学的同学，他说这倒挺有意思，你就穿这身衣服咱照个相吧，这就是后来他老婆交出的那张照片。”吕南这时情绪稳定下来，总算把问题说清了。
“给地下党送情报？谁的地下党？”队长带着讥笑和讽刺轻轻地说。吕南说：“共产党的地下党。”高队长慢悠悠地说：“你编得多好！写小说行了。”然后突然大声说，“你放明白点，现在不是让你编故事，是让你交心，交待你的罪行。你给共产党送情报？错了，你是国民党特务。隐瞒历史钻入了革命队伍。你说你的衣服是借的，证明人呢？以后都没有消息。巧啊！都失掉联系？解放前大学生那么少，一个大学生，到国民党军队里当一名小兵子，谁相信？你骗谁？交待你怎么当了国民党特务，怎么混入了革命队伍。”
吕南心里痛苦极了。想不到他服从革命需要，打入国民党机场去做首长的勤务员，倒成了今天说不清的问题。可是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承认是特务，一承认就会追个没完，更说不清了。便说：“我不是特务，就是给共产党做地下工作。”花班长看准了这是立功的机会：“够了，他不老实大家说怎么办？”有人喊了起来：“老实交待！”更多的人喊了起来：“老实交待！交待！”
吕南一直没有说话。他觉得这些事在这里是说不清的。高队长显然不满意人们坐着喊：“他不说话行不行？”看到有人连喊也没喊，便说：“这也是对你们的考验，看你们对国民党特务是什么态度。”王显能突然站起来，接着有些人也站起来，喊道：“交待！不交待过不去！”有些人左看看右看看，又看看队长目光炯炯地正在瞧着每一个人，便也站了起来，围了上去。白刚最后也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大家紧紧地围住吕南以后，他也没有往前凑，只是孤零零地一个人站在后面。
他和其他人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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