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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7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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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给我住手!你们干什么?”
刘国良看看躺在地上奄奄一息的老人,衣服破烂,遍体鳞伤。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再看看这一伙打手,有的凶如恶鬼,有的满脸狞笑,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愤怒地说:“你们把一个老人打成这样,还有人心吗?什么革命行动,简直是反革命!”
“喂!我们可是按上级布置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正在审讯反革命。”马永昌不慌不忙地说,“你把话说清楚,谁是反革命?”刘国良说:“按上级布置?哪个文件让你们这么审了?!”马永昌轻轻松松地说:“县里呀!公社呀!”然后把脸一变,指着刘国良的鼻子说,“告诉你,姓刘的,别给脸不要脸。你要胆敢反对‘一打三反’运动,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毛主席,你就是反革命!”
“好啊?!”刘国良年轻气盛,不服气地说:“你们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官报私仇,随便抓人打人,还说别人是反革命。说我是反革命,你把我也抓起来?”马永昌仍然不慌不忙地说:“你别忙,等着,你要不回头,有你知道的时候。我早就知道你想给你刘家报仇。”刘国良说:“你别往家族关系上胡连连,你做的坏事还少吗?你也等着,有说理的地方,我上县里告你去!”说完扭头就走了。
刘国良一走,一屋子人全愣了,不知如何是好。治保主任说:“哥!你怎么让他走了,他要上县里告状去!”马永昌胸有成竹,仍然不慌不忙:“告就告呗!县里会听他的?他上县里,明天一早我就上公社,反革命帽给他一戴,他还告个屁。”治保主任着急地说:“哥!这小子可是说到做到,今天黑夜他就可能跑到县里去,他县里有熟人,先揭了咱的老底,公社也许挡不住啊!”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2(3)
马永昌深知刘国良这小子有主见,别看年轻,心里道道多,主意真着呢!跑出去可真是村里一个祸害。可是仍然觉得随便抓一个村里主要干部不合适,心中有些犹犹豫豫:要不先把他看起来?还没等马永昌拿定主意,他兄弟治保主任便说:“走!把这小子弄来!”几个打手跟着走了。
刘国良还真是想着连夜上县里告状。穿好了一身整齐的旧军装,还准备了几件衣服,带上了干粮,正准备上路,几个人破门而入,不容分说上去就把刘国良捆了起来,刘国良的老娘、媳妇、孩子哭成一团,一个劲地求情也无济于事。刘国良对老娘说:“娘!不用求他们,儿子问心无愧,他们才是反革命,是土匪,求他们也没用。”
刘国良被带走了,他知道这伙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不甘心被他们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秘密地关押起来,所以一出门便高声大喊:“乡亲们听着:我是刘国良,马永昌一伙把我抓走了,刘家老族长要被他们打死了,我们要死了,你们可要为我们报仇啊!村里再也不能让马永昌一伙儿糟害百姓了。”
刘国良的喊叫,惊动了乡亲们,许多人都在夜梦中被惊醒,各处陆续传来了吱吱呀呀的开门声,人们披衣到街上侧耳细听,交头接耳地议论。街上也有不少人在走动,原来不只是刘国良挨打的喊叫惊动了人,打老族长时的响动也让许多人知道了,不少人早就睡不着了,偷偷奔走相告。刘国良的妻子,也找到刘家的人设法搭救,大队的院子只是不到一人高的土墙头,正房里是玻璃窗户,屋里灯火通明,不少人趴在墙头上偷看,不仅喊声听得十分真切,就是里边打人的情况也看得清清楚楚。
马永昌知道刘国良这小子犟性,但还不清楚他是这样刚强。不论如何严刑拷打,他就是不屈服,而且大声喊叫。马永昌怕全村人都听见,便慌忙地把墙上挂的一件棉军大衣扔过去:“堵上他的嘴,不许他出声。”有人怕他咬手,有人不忍心下毒手,都在愣着,最后有个愣小子把棉大衣往刘国良头上一蒙,用一只腿跪着压住他的胸脯,双手紧紧按住刘国良的脑袋。
这愣小子有点缺魂儿,长得又秃又麻,眼睛还有点不得劲儿,快三十岁的人了,也说不上个媳妇,是个媳妇迷。谁要说我给你说个媳妇吧,你让他干啥就干啥,是村里有名的二百五。这小子有个愣劲儿,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他又有个不要命的二百五劲儿,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所以平时谁也不敢惹他,就是这样一个二百五,马永昌却让他在大队部工作,每天记十分工,还答应干好了将来给他说个媳妇。大队里平时没多少活,马永昌让他上大队的目的,还是看上了他打人敢下黑手,需要的时候可以替你玩命,像今天这情况,正是用得着他的时候。
傻小子紧紧按着,刘国良的身子却不住地扭动,两腿也使劲踢蹬,他越踢蹬,傻小子按得越使劲。刘国良嘴里虽然还喔噜喔噜地想喊叫,但是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人们不住地乱打,正在打的劲头上,谁也没注意刘国良的变化。等了一会儿,有人才发现他一动不动了,吓得住了手。见有人住手,人们这才发现了问题,也都不打了。那个傻小子还在紧紧地按着刘国良的嘴,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傻小子,你还不撒手。”有人抻开了棉大衣,把手伸到刘国良的鼻子嘴跟前,已经没气了。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马永昌,马永昌一时也愣神了,可是又一想一个年轻人,不会这么不禁折腾吧?看到人们有些惊慌,便又若无其事地吩咐说:“愣着干什么?傻小子,端盆凉水来,让他清醒清醒。”
几盆水泼在了刘国良的头上,不见一点活动气儿,人们都知道这人完了。马永昌板着脸没有说话,只是倒背着手慢慢围着刘国良转圈儿。一边转游一边不时地踢踢他的脑袋,踢踢他的屁股,踢踢他的脚,还是没有一点儿活动气儿。最后他确定刘国良是真的死了,便又安安稳稳地坐在了椅子上命令说:“傻小子,去,给我把马翠花叫来!”
马翠花惊惊慌慌地来了,不知这深更半夜的发生了什么事情,叫她干什么。她进屋以后,马永昌仍然安详地坐在椅子上,皮笑肉不笑地笑了笑:“没想到这小子这么不禁折腾,捅了他几拳几脚就这个样了,主要是这小子气性太大,自己又喊又叫闹腾的。你看什么病能来得这么快?”马翠花吃惊地看了看众人,她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哪是几拳几脚的事儿?可是她敢说什么?她定了定神儿:“心脏病,猝死!”马永昌乐了:“对!对!就是这个病,心脏病。”他说不上那个猝死来,便说:“还有个啥死。给她拿张纸写个证明:就说经检查刘国良死于心脏病,还有那个啥死。写上你的名字,按上手印。”
马翠花去了以后,马永昌又叫人拿来几张纸,和他二兄弟说:“咱得给他留下个口供啊!”治保主任说:“那好办。就写他反对‘一打三反’,反对抓了刘家的老族长,还说点什么‘一打三反’是狗屁!文化大革命是瞎折腾,我就是反对‘文革’,反对毛主席。对!最后还得按上他一个手印。”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3(1)
刘大娘说完以后,倒是吴玉萍感到疑惑了:“大娘!你没在现场,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是村里人的传说吧!靠得住吗?”没有证据的事,她不敢轻易相信。大娘说:“闺女,别担心,大娘说的都是实情,我没见,有人见了,他们里头的人也有好人哪!因为气愤,和仨亲的俩好的说了,慢慢传出来了。老族长被关到县看守所了,家里托了人给他送衣服送烟去,老族长也偷偷和家人说了,他昏过去以后又缓过来了,打刘国良的事他看得一清二楚,只是大气也不敢出,在一旁装死。”大娘又凑到吴玉萍跟前小声说:“有人还试探过傻小子:愣小儿,你是使那么大劲儿干啥?人家都说你把国良捂死了。他把脖子一歪:那怨我?我咋知道捂了那么一会儿人就死了。你看这不是真的?”吴玉萍说:“大娘!我得找一些人,让他们出个证,你看能行吗?”大娘说:“傻小子你可不能找,你们要找他准得告诉马永昌。有的人我说说能行,我儿媳妇有个拐弯的亲戚,就是他们那里头的人。也看不惯,我们托外村他的亲戚问过他,他都说了。还说将来要真有人管,他就敢作证,可是在本村他不敢说。”
吴玉萍这回心里有底了,便说:“大娘!事不宜迟,晚了就可能坏事。这样吧,你老做做他们的工作,谁能说,明天晚上我来,你把人叫你家来,我找他们谈谈。”大娘说:“在我家可不行,这样吧,我有个侄媳妇在村西头村边上,你们吃完饭装着到村外溜弯儿,天一黑瞅着没人上她家去。让我侄媳妇给你叫人。我就不去了。”吴玉萍高兴地说:“这样好。我叫上黎娟一块去,她听着将来也算多一个证人。”
吴玉萍有过做地下工作的经验,想不到现在当了响当当的斗批改工作组,还得偷偷摸摸地利用过去的那些经验。不过她也很高兴,觉得这一切大娘想得很周到,不会出什么差错的。她哪里知道,这种秘密工作只进行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晚上就被村里盯上了。
她和黎娟了解完情况已经夜里十一点了,她们觉得农村睡得早,街里不会再有人了。即便如此,在回住处的路上,两人还是不敢说话,尽管天黑路不平,也不打手电,只悄悄摸索着走路。回到家门,心里才舒了一口气,觉得这一天算是又平安度过了。开开栅栏门以后,见她们屋里点着灯,心里才有点发惊!这么晚了,谁还在我们屋里?干什么?
马翠花从屋里出来了,又是惊喜又是埋怨地说:“你们可回来了!我等了你们一晚上,可揪心了。这是上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只是怕惊醒房东大娘,说话的声音很低,是凑到她们跟前才说的。吴玉萍一边往屋里走着,一边漫不经心地说:“上一个老乡家里聊天,聊晚了。”马翠花仍然小声说:“以后可别这么晚回来,让人不放心啊!”黎娟说:“没事吧!这么晚,街里也没人了。”
黎娟的话刚落音,外面就有人朝她们扔开了石子,满把的碎石子飞过来,像下雨一样打在她们身上。黎娟急了,喊叫说:“你们干什么?”然后推了吴玉萍一把,意思是让她快进屋,自己却迎着栅栏门走去,继续喊道,“什么兔崽子王八蛋,上这儿捣蛋来了?有种的你们等着”话还没说完,几个大石块又向她砸来,有一块带尖的石子,正砸在她的额头上,顿时鲜血直流,她用手按住伤口追了出去,大声喊叫着;“狗崽子们你们等着!”马翠花也帮着喊叫:“你们干什么?”但并不去追。
吴玉萍见黎娟用手捂着头追了出去,知道她是被砸伤了,便也气愤地返身追了出去。等她们到了街上,早已不见人影了。进屋一看,血流基本止住了,不过伤口不小。吴玉萍赶紧从自己挎包里找出纱布红药水,给黎娟包扎。马翠花说:“吴大姐带的还真全,包扎的也够麻利的。你过去学过?”吴玉萍说:“咳!下乡劳动经常伤了手脚,碰了这儿那儿的,都是自己包扎,练出来了。”
马翠花含着眼泪说:“大姐!是我们对不起你们呀!你看这伙王八蛋,竟想对你们下黑手。”吴玉萍知道马翠花是负责监视她们的,但看得出来,她的心肠并不坏,是善良农民,是自己的姐妹。觉得借这个机会,应该做做她的工作。当然一下不能往深里说,但总应该让她明白个是非:“咳!也怨不得他们。我们和他们一无仇二无冤,深更半夜的害我们干啥?他们也是身不由己,是有人不愿意让我们在村里呆呀!”
话说得很含糊,不过马翠花心里明白这话指的是谁,可是她觉得承认不是,不承认也不是。这个吴大姐可真不好惹,啥事都让人家看透了,说话又在情在理,让人不好反驳。一时没话可说,只是惊异地看着吴玉萍。愣了一会儿才说:“不管有人愿意不愿意,你们是上级派下来的,谁也咋着不了。你们尽管在这儿住着,有啥难处和我说,我看不会出啥事儿。大姐!有句实话和你说,这村复杂,过去的事儿,都是县里、公社定下的,你们就别打听了。”
马翠花把话挑明了,这回是吴玉萍承认也不好不承认也不好了。她想了想才十分沉着地说:“谢谢你给我们提个醒儿,原来是为这个呀!我们来搞斗批改,任务本来就很多,现在又加了一个‘一打三反’”一提到“一打三反”,没等吴玉萍说完,马翠花便赶紧接了过去:“这村‘一打三反’已经搞完了,是公社的试点,搞得早,搞出的反革命一个被县里抓走了,有一个没等县里抓得急病死了。这一切都结束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3(2)
“打击反革命的工作结束了,还发生今天这种事,这能让人放心吗?翠花同志,你是个明白人,这要上上纲,往高里一强调,不就是反革命活动吗?”吴玉萍觉得不能不给马永昌这些人提个醒儿,可是也不能吓着他们,那样他们可能更疯狂,惹起更多麻烦,便又把话往回收了收:“当然,不是说这些人就是反革命,我们不会无限上纲,有些人可能是对我们有啥误会。斗批改任务很多,就是不搞‘一打三反’了,最后还要整党,整顿健全领导班子,哪样工作我们都必须接触群众,听取群众意见。现在我们到群众家串串门,都遭人暗害,就算是对我们有误会,你看,这些人是不是也太过分了?连工作组的安全都不能保证,能说‘一打三反’搞好了吗?能说班子整顿好了吗?我们对县委还要有个交待呀!”
吴玉萍把马翠花说得脸上一红一白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她早就觉得村里有些事是做得太过分了,可是自己不敢说。马翠花回去,当夜就找到马永昌家里,把这一夜发生的一切全说了。她事先不知道村里采取这些威胁的手段,但她知道这一定是村里搞的,村里不布置,没人敢这么干。所以最后就大着胆子说:“我觉着不能让这些人这么干了,得保证工作组的安全。”马永昌把脸一板,不高兴地说:“让你看住她们,你看不住才闹成这样。不给她们点颜色看看,能治住她们吗?”
吴玉萍见村里对工作组采取了措施,便和黎娟商量赶快转移证据,让黎娟回家,把血衣和调查取来的证词都交给她母亲保管。郝组长和成强回来了。吴玉萍向郝组长汇报了查证刘国良一案的情况,说从调查的情况和取得的证据看,刘国良一案确是冤案,而且现在已到手的证据,基本可以定案。
老郝先是一惊,看看吴玉萍,又看看黎娟,怀疑的眼睛,不断在她俩身上逡巡。觉得我才走了几天啊!这个村情况这么复杂,你们就把情况搞清了?还拿到了重要证据?捅了这个蚂蜂窝,我们在村里还怎么工作?老郝过去说话还是比较痛快的,今天却有些犹犹豫豫,很长时间没说话。他慢慢腾腾地卷了棵烟,又低着头抽了几口,才抬起头来,看看她俩说:“这几天你们做了很多工作,为今后搞清这件事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可是我走的时候不是说顺便了解点情况可以,先别动这个案子吗?我看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以后再说。不能让这事把咱们陷住,闹得咱们拔不出腿来,先了解了解面上的情况。”
吴玉萍对老郝的反对并不感到意外。知道老郝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可是现在已经搞到这个程度,停下来只会坏事。便说:“我看现在是事不宜迟,迟则生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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