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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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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萍深知在农村戴帽不戴帽大不一样，这么大的事儿，他本想和白刚商量商量看看有啥解救的办法，但看到白刚好像满不在乎的样子，真是又气又急，两眼的热泪簌簌地流下来了：“爱戴就戴！你说得轻巧。戴上地主帽子，你知道在人前是什么滋味？”吴玉萍想到白刚为摘右派帽经过多少曲折磨难，好容易摘掉了，再戴上个地主帽子，何年何月才能摘掉？越想越伤心，不觉哭出声来。
看到妻子为自己的事这么伤悲，这么受折磨，便觉得这事不能这么就罢休，气呼呼地说：“我告他去！”吴玉萍急得喊了起来：“你找死啊！你还嫌折腾得不够啊？告县委书记？信转到县里来，你还受得了吗？”说着哭得更厉害了。
老太太耳背没听见白刚说戴了地主帽子的事情，只看着两个人吵嘴，媳妇又哭又闹，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直想劝说又插不上嘴，现在看见媳妇哭厉害了，实在忍不住了：“你们这是为啥呀！刚见面就吵嘴，都少说几句吧，有啥过不去的事，慢慢说，别吵架呀！”白刚大声说：“妈！你别管，我们没吵架。”老太太也伤心地流起泪来。抻起棉袄襟擦着眼泪小声叨叨说：“还想糊弄我，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又哭又闹的，还说没吵架。”
“噗！噗！”大喇叭又响了。大炮严厉地命令说：“五类分子们听着：立即到大队来开会！来了以后不许进会场，在门口排好队，听县委书记训话。”白刚家里的几个人都安静了下来。吴玉萍停止了哭泣，对白刚由埋怨又变成了担心：“怎么又叫五类分子开会？是不是为你的事？”白刚觉得刚把他赶回来，还能马上开他的会吗？便说：“不会。他爱喊喊吧！反正我不是五类分子。”意思是说我不去。大喇叭里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然后说：“县委书记已经到会场了，你们要快！马上来，谁来晚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吴玉萍说：“刚才已经宣布你是地主分子，你还是去吧！”白刚说：“我去了不等于自投罗网，承认自己是地主分子吗？我不去！”吴玉萍担心地说：“不去行吗？”白刚气愤地说：“他说一句我是地主分子就是地主分子？我不能承认，不去！”
夫妻俩正在争论，大喇叭噗噗又响了：“白刚听着：就差你了！为啥不来？啊？快来！快！”听到指名道姓地呼叫白刚，吴玉萍的心又紧紧地揪在了一起，唉地长叹一声：“你看不去行吗？别惹祸了，走吧！”白刚别无选择，绷着脸咬紧牙关，一句话没说走了。吴玉萍看到他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犟劲儿又上来了。过去几次运动中，关键时刻他都是认死理不低头，结果每次都吃大亏。不知此去会有什么结果。和造反上来的县委书记顶撞还会有好结果吗？吴玉萍心里翻江倒海，坐也不是，立也不是，急得在屋里乱转。
婆婆始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着媳妇满脸的不高兴，焦躁不安，便猜想是不是俩人早就闹了别扭？是不是嫌白刚配不上她？嫌我们成分不好连累了她？她不知道媳妇也是摘帽的右派。想劝劝媳妇又不知从哪里插嘴。只好劝解说：“你坐了半天的车，又走了几十里地，还不累，上炕歇歇吧！”吴玉萍说：“妈！我不累。你歇着吧，别管我。”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0（2）
老太太以为是和儿子闹了气，不敢再说什么，唉了一声，拄着拐棍出去了。她是去搬救兵找孙子媳妇赵玉兰。吴玉萍急得在屋里走了一会子，便坐在炕沿上休息。正愁眉苦脸地发呆，见赵玉兰和老太太进来了，便着急地和赵玉兰说：“你叔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他们是开的啥会？”赵玉兰一看不是和她叔生气，而是为她叔担心，便放心了。她又不知道给他叔戴地主帽子的事儿，刚才大喇叭喊叫白刚的名字，她以为他叔没去开会，根本想不到成了五类分子。便痛快地说：“农村开个会，哪有那么快的。啰里啰唆的没个完。你着急我给你瞅瞅去，把我叔叫回来。”
赵玉兰说得很轻快，好像她一去，他叔立刻就可以回来。她的步子和她的话一样轻轻地转眼就飘走了，可是很快又风风火火地回来了，喘息未定，便急着地说：“婶啊！你可得沉住气”吴玉萍看见赵玉兰这种惊慌的样子，没等得她说完，已经慌了神儿：“怎么啦？”赵玉兰迟疑了一下，觉得是不是应该照实说，想了想瞒是瞒不住的，便说：“婶啊！你别着急。我没敢叫我叔。我到大队院里一看，大炮正对我叔喊叫呢！我没敢靠前，听那意思是质问我叔为啥不去开会。没听见我叔说啥，只见大炮一拍桌子吼叫说：县委书记说你是地主就是地主。没听见我叔说了一句啥，大炮又一拍桌子说：‘政策？县委书记的话就是政策。你不是爱告状吗？告诉你郎书记已调省里当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你告吧！’我一听吓得没敢多呆就跑回来了。村里老地主都没帽了，怎么又给我叔戴了地主帽子呢！你说这上哪儿讲理去？人家还升了省里的大官，这更没法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1（1）
想到丈夫的命运，吴玉萍的眼前马上幻化出白刚挨批斗的画面，她心急如焚，坐卧不宁。突然又联想起昨天干校的那个斗争会，她打完早饭正端着往宿舍里去，也是大喇叭噗噗了两声，宣布吃完饭开全体大会。会上一群黑帮、三反分子、走资派、叛徒、特务，原来的县委书记、县长、副县长、公安局长、财政局长等个个脖子上用粗铁丝勒着个大木牌子，黑色棉袄的袖子上绷着块白布，写着三反分子或是叛徒、特务×××，作为标记。
吴玉萍在“文革”中虽被“揭发”参加了“反革命集团”、“偷听敌台”等等，但没有定案，没编入“黑帮队”，可也不算学员。不黑不白，使她时刻不得安宁。何况她还是个摘帽右派，丈夫又被劳改过，所以每次开大会她都是忐忑不安。批斗完几个不老实的黑帮分子以后好像会要完了，吴玉萍以为又躲过了一劫，心里刚刚松快一些，谁想到干校负责人大胡子几步跨到扩音器前，声嘶力竭地说：“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完结的，树欲静而风不止。老的阶级敌人不死心，现在又出现了新生的反革命。她本应站稳阶级立场，监督黑帮家属们劳动，她不但不监督，反而为黑帮家属们出谋划策，企图谋反。”听到这里，吴玉萍心中一惊：“这又是说谁呢？”这几天她一直就是和黑帮家属们在一起劳动，没发现有什么事情啊？
这时只听得台上一声吼：“把反革命押上来！”几个妇女便被红卫兵们连推带搡地押上了主席台。走在最前面的是女工王洁，后面那几个女干部都是走资派家属，上台后低着头在自己的丈夫面前站成一排。独有王洁被推到台前，脖子下面挂着个大木牌子，两手反绑在背后。从批判中吴玉萍知道是因为她们在菜窖打落白菜的事。当时她也在场，因为她考虑自己是摘帽右派没有和她们一起闲扯。好险！幸亏自己躲在一边，要不也一定捆在台上了。
那天刚下过大雪，组长传令让妇女去菜窖劳动，她们都挺高兴以为不用下地挨冻了，可是到菜窖一看就都傻了眼，白菜从地面垛到房顶，最上面的菜要搬梯子才能摸到。菜是头场雪以后才砍下来的，全冻成实心了，在窖里一捂又伤热，结果外边叶子烂了，里边还是冰疙瘩。拿在手里冰凉，一抓一把烂菜，手套很快湿透了，黏腻腻地没法往下掰烂菜帮子，只好不戴手套，一会儿手就冻麻木了。
王洁起初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自愿登高爬梯子往下给人们递菜。她一个人供那么多人打落菜，别人冷了还可以歇一会儿走动走动，她站在梯子上一棵棵抓冻白菜，一会儿手脚就冻得不听使唤了，便噌噌地从梯子上爬下来说：“这真不是人干的活，别干了歇会儿！”
她是工人，又有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虽不是组长，倒指挥起这些干部来了。大家也乐得有这样一个人出头说话早点歇歇。可是歇也没处歇，一地烂菜帮子，只能站在原地说话。这个捶腰那个砸腿地说这疼那疼，是作下了什么病。王洁说：“年岁不大哪来那么多病？那是累的，你看咱家！”她学着古戏中英雄的架式腔调，说完用手拍了拍胸脯，来了个李玉和式的亮相，然后喊一句：“你们靠边站！”把手一指让人们靠一边，她把烂菜叶子踢开，在那么小的一个窄道上，一下来了一个很麻利的倒空翻，接着又是一个非常英武的骑马蹲裆式，立起来以后双手抱拳向大家敬了个礼，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她接着说：“你们都是官太太，哪受得了这个？这一点你们可比不上咱这工人阶级了。”
这一句官太太引起了无数人的伤感。李菊说：“唉！什么官太太，我现在是走资派家属。”然后又愁苦地说，“现在连个老百姓都不如了，家里还扔着十二三岁十来岁的三个孩子，看起来过年也回不去，孩子们这年可咋过呀！”她是公安局长夫人，什么问题也没有，又是一般干部，就因为丈夫打成走资派便强制她来改造。夫妻虽在一个院里，却不允许见面说话。
“唉！你是走资派家属比我强。我是叛徒家属比你罪过大。”财政局长夫人说，“回家？县城那个家我是回不去了，你想想定成叛徒还能让你工作吗？我早想好了将来跟我们老李回农村去。刚一斗争我就嘱咐老李，不管怎么斗你可别走绝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有人就有法活。回老家有房子有锅有炕，买上几个碗就能过日子。官太太？早不想了，下辈子当吧！”
接着几个女人也都叹息起来，说起了自己的悲哀，有人还唏嘘抽泣起来。王洁一看自己一句话惹起了人们的满腹愁肠，她后悔了，解铃还需系铃人，为挽回自己的过失，便故意嘻嘻哈哈满不在乎地劝解大家：“得了得了，我这一句话倒勾起了你们的心事。不要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狼走遍天下吃肉，狗走遍天下吃屎。过不了几年你们还是官太太，我这样的还是卖苦力。你们没看过旧戏吗？王宝钏坐了十八年寒窑，到时候又是凤冠霞帔。封建社会被贬的官多着呢，不是皇帝一纸诏书，马上‘千里江陵一日还’吗？何况现在呢！等着吧！准有那一天。都别发愁了我给你们扭个东北大秧歌，给大家解解闷儿，咱们也乐和乐和。”说着真的一边唱一边扭了起来，这里一唱，别的组的人也来看热闹，逗得人们一阵阵哈哈大笑，愁全忘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1（2）
王洁就是个不知愁的人，前年刚来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来的人没有一个没问题，罪名都很大，又不知什么时候能够解脱，所以都是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只有王洁好像无忧无虑，总想引逗大家说说笑笑。可是人们各怀心事又互不了解，哪有心思聊天说笑？
有一天王洁看着大家实在憋得难受，自己也闷得慌。便说：“我说老姐妹们哪！你们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啥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可别想不开，愁个好歹的可没人心疼咱。别管他们那一套，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乐咱也乐乐，来，我给演段戏。”说着嘴里打着锣鼓点又唱又演地闹了起来。李菊胆小赶紧制止说：“小王啊！可别喊叫，人家别的屋里都安安静静的，咱屋里又唱又闹，人家还不说咱故意对抗改造要造反哪！”
“咳！”虽然是叹气王洁也和别人不同，仍然是乐呵呵的，“现在这穷说道就是多。”她停止了演唱，立在屋子当中想了想乐了，“哎，不让喊叫咱来个不出声儿的，表演个脱衣舞吧！”她真地表演起来，先是嘴里轻轻地哼着乐曲，算是伴奏，扭着轻盈的狐步舞，在屋里转两圈儿，然后脱掉了外套，走一两圈又脱掉一件，毛衣、裤子、毛裤、衬衣、衬裤，都脱了，脱一件往她那床上掷一件，最后只剩下裤衩了。人们说：“快穿上吧，别冻着。”她一拍胸脯说：“咱这身子骨没事啦！”扭得更欢了，扭几步突然把小裤衩往下一褪，突又提起来，走几步，又突然一褪，突一下又提起来。直到大家压抑着笑声乐得前仰后合，她才停止了这奇特的表演。
这也许太粗俗了一点儿，但在当时一群患难与共的女人当中，为了大家寻个穷开心，进行这样的表演，却透露了她的乐观、善良。其实她的问题也不小，放在别人身上，也得整天愁得唉呀呼叫的。
她妈妈结过两次婚，头一个是个读书人，结婚时间不长无影无踪。第二个结婚不久被派到市里作地下工作被捕牺牲。所以她一直说是烈士子弟。初中没毕业到剧团当了小演员学过武术。因为身子越来越粗壮不适合演戏，便当了工人干统计。
“文革”中有人说她第一个爸爸是去了台湾，第二个爸爸是叛徒不是烈士，说她隐瞒罪恶历史。她妈早死了这些事儿她说不清，让她交待是哪个爸爸生的，她也不知道，便把她作为特务、叛徒的子女送到干校来了。她男人没问题，但工厂停了工，正想减人便让她们两口一起来了。
干校里急需审查的人很多，像她这样的问题一时轮不上。谁知她这个人事事不在乎天不怕地不怕，整天像没事人一样。别人是没事儿也装得老老实实，以免被人猜疑对抗运动。尤其是对待干校革委会领导都是毕恭毕敬，以表示自己真心改造。她本来有事儿却一点也没放在心上，尤其是不该当众给干校领导难堪，惹起了对方的嫉恨。
有一天干校革委会副主任大胡子领着工人摘葡萄，准备送给县革委领导们尝尝鲜。因为是给领导送礼，大胡子提高了阶级警惕，不让被改造的三反分子家属参加，怕有人破坏，干活的全是工人阶级大胡子亲自督阵。干校原来是县林业局的园艺场，有很多果树。大胡子是这里的工人，园艺场改干校因造反积极他一跃成了革委会副主任。管着原来的县长、局长等许多干部，自己觉得身价百倍，对学员们很厉害听不得半个不字。
他文化不高又没领导能力，总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这天摘葡萄休息时，许多人虽和大胡子很熟，现在人家当领导了，又知道这人翻脸不认人，所以人们也只是蔫蔫地坐着。大胡子觉得自己是个领导谁也不理睬自己，这么闷坐着不够意思，想活跃活跃气氛，也显得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又仗着自己个子大有把子力气，也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便笑嘻嘻地和大家说：“都这么傻坐着多没意思？来！咱们比比掰腕子，谁敢跟我比？”
这一着还真灵，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许多人都乐了：“好啊！和主任比试比试。”但人们知道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人们都撺掇别人出马，自己却不动手。这样大胡子更来劲了便一个个点名。人们只好一个个来比试，自然是一个个败下阵来。有人本来可以和他较量一番，但知道他的脾气不好也不想使真劲。最后男人中只有王洁的丈夫刘云无动于衷，在一旁坐着抽闷烟对这事不理不睬。大胡子很不高兴指指刘云说：“你叫什么？新来的吧！就剩你了。”
“比那个干啥？没意思。”刘云的脾气和王洁正相反，平时不说不道蔫蔫乎乎，地头休息时只知道看书，有时还写写诗词，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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