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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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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许多人都有白刚这种想法，只要一解除教养马上回家。看到一批批解教以后，人们才知道，你认为回到了人民队伍？摘帽了你还是摘帽右派呀！还是不能和右派脱离关系，你必须留场就业不许回家，继续改造。
后来回家问题虽然有些松动，不少人倒不想回家了。因为听说在公社生产队干活，一天只能收入两三毛钱，不少生产队一个壮劳力一天分红还是“一大一小”（指硬币一角一分），劳改回去的农活干不好还分不了一毛钱。收入这么少还要自己忙活三顿饭，想到这些，思想又矛盾起来了。
白刚没有想到，自己解决不了的矛盾，迅猛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他解决了。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九次代表大会，把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作为党的“基本路线”，而且夸大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强调要准备打仗，提出用打仗落实一切。
林彪发出了“一号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按说要准备打仗，主要是大中城市的人要疏散，已经处于穷乡僻壤，而且又在劳改单位严厉看管之下的右派们，“一号令”和他们不会有多大关系吧？不！早已被遗忘受到最严厉惩处的右派和社会渣滓们，又忽然被最高层领导重视起来。林彪指示，怎么能让这些坏人吃商品粮，给国家造成很大负担，把他们遣送到农村去，交群众专政，就地改造。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2）
十年劳改对这些右派倒成了过分的仁慈，让这些人在劳改队吃商品粮竟突然变成了一种奢侈。从古代历史上这里就是流放罪犯的海边荒滩，被人们视为畏途的不毛之地，也突然变成了宝地。一个大城市要在这里建大专院校的“五七干校”，而且立等进驻。所以劳教所便迅速处理已解除劳教的就业职工，只要是原籍在农村的不管你老家还有没有亲人，一律遣送回原籍。
原来一些人把这里看做地狱，现在又突然变成了天堂。因为不少人老家已没有一个亲人，没有房子没有任何生活生产用具，也强制他们回原籍，回去怎么维持生活？所以不少人赖着不走，但是绝对不允许。
农村生产队也不愿意收留，因为去了也是个累赘。农村本来就那么一点地，僧多粥少，添一个人又得从很少的粥里再分出一份去，没家的还得给他找房子安家，干部、群众都是不情愿的。所以劳教所便想出办法，说这些人是“清理阶级队伍”中“清理”出的阶级敌人，押送回村交你贫下中农对他们专政，在阶级斗争高于一切的年代，让你专政你总不能拒绝吧？就这样很多人便迅速遣送回农村了。
人还没有处理完，便来了一批眼镜队，几乎人人一架高度近视镜，那些大学教授、老师们便来接这些右派、反革命、坏分子的班，在这里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就是在这个时候，白刚被队长看押着回了农村老家。
白刚那时虽然也不愿意回农村，但是当通知他回老家时，他没有向领导要求留下。因为那次除夕之夜，一群造反派破门而入，一个女造反派把他从被窝里赤条条地抻出来当众凌辱，还说第二天还要找他算账。从那以后，他就觉得这里决不是久留之地。既然领导决心让走，又何必强求？
那天夜里的遭遇，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当时真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灾难。多亏第二天场里“文革”形势发生了巨变。
“文革”初期场党委郝书记，是因为对劳改系统还让造反派胡闹不满，才称病不出。但当时上级明确劳改系统不能乱，劳教、劳改人员仍必须由党委负全责严加看管，不许出任何问题。许多管教干部对除夕夜造反派脱离开各队管理干部，乱打人抓人非法另行关押，非常不满，这样下去，非把劳教所搞乱不可，几千名劳教人员和职工乱了，后果不堪设想。纷纷找郝书记反映。郝书记根本没想到会搞成这个样子，知道这一切还是他的责任，他也不忍心把个教养所搞成这个样子，所以决心挺身而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收拾局面。造反的贾副书记又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女儿黑丫头，也从造反派“一号”头头的宝座上跌落下来成了黑帮子女，白刚才逃脱了大年初一还将被凌辱的一劫。
既然平反无望，这里哪能是安身立命之地？白刚觉得农村收入虽少，但那么多人都能生活，自己一个壮劳力，回家也不至于没法生活吧？所以决心回家。
他们一起被押送的是三个人，其中一个竟是“小可怜”甄有福，他俩曾在一个班，这几年一直没见过，想不到他还活着。白刚清清楚楚地记得，1960年的大饥荒中，他已饿得奄奄一息了，幸好百里挑一得了营养饭才活了下来。
另一个白刚不认识。他很奇怪，谁呢？在农场他没见过的人不少，不知姓名，也会面熟，这人却好像从来没见过，但既然成了同伴就想和他聊聊，白刚说：“你在哪个队？咱好像没见过。”对方淡淡地说：“见过。全场我没见过的人很多，可没有人没见过我。”
“那是怎么回事儿？”白刚更奇怪了。对方看白刚迷惑不解便说：“开过我的大会，我叫陆永安。”
“啊！我知道。”白刚不知是惊讶还是高兴，兴奋地说。可是说完两人又戛然而止，都不说话了。陆永安觉得你应该知道的，不必多说了。白刚却陷入了更大的迷惑。几年前场里开大会，作为反革命集团头目第一个就逮捕了他呀！怎么还在场里？因为有队长在场，白刚也不好再问了。
下了火车又坐汽车，赶到县里已经到了快下班的时间，队长带他们赶紧去县公安局。负责接待的冷股长说：“已经下班了，我们没法安排，你们明天再来吧！”队长说：“我送到县公安局就算到了目的地，你们没法安排我不是更没法安排？”正在僵持不下，一个小个子闯了过来：“这有啥难的，不就这仨货吗？先送他们看守所蹲一宿，没人送我去。”队长说：“是啊！这不就行了吗？”
“什么？送看守所！为什么？”白刚急了。小个子马上声色俱厉地说：“你给我老实点，这里是公安局，没你说话的地方。”白刚说：“关系我们本身的大事，为什么不能说话？看守所不能去。”小个子往前凑了凑，瞪大了眼睛看了看白刚：“嗬！反了你了，去不去由得了你？”
“去不去也由不得你，看守所是关犯人的地方，我们不是犯人，为什么送看守所？”陆永安抢过去说。队长一看两个人吵起来急了：“吵什么吵什么？这不是正在研究吗？”白刚说：“我们是农场职工遣散回家该给路费，场里说路费你们不用管有人送。要送就得把我们送到家，既然一天到不了家，你住旅馆，我们也跟着住旅馆，还研究什么？”
“你们住旅馆吧，明天再来。”看来冷股长也觉得把这样的人送看守所不合适，他这句话也就一锤定音了。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1（3）
到旅馆以后，队长为挽回面子还一板正经地辩解说本来可以送看守所，为照顾你们安排在旅馆。你们要老老实实呆在旅馆里，不许上街。甄有福对住上旅馆很满意，便干笑着连连说：“谢谢队长，谢谢队长。”陆永安听到这话气得鼓鼓的，瞪着甄有福要争吵，白刚马上拉了陆永安一把说赶紧搬行李，他不想节外生枝地争吵，免得让队长训斥。
三人刚进屋，陆永安把行李往地上一摔，便对甄有福发起火来：“我们不是犯人，也摘了帽，按他们说法是回到了人民的队伍，我们已经出了那个地狱，回到了人间。告诉你甄有福，回到人间了，他凭什么送咱去看守所？你谢什么谢什么！纯粹一副奴才相。”被陆永安这一阵连珠炮似的轰击，甄有福的脸抽搐着，显出了一副畏畏缩缩的可怜相，委屈得都要哭了，但还是哆哆嗦嗦地为自己分辩：“人家是队长，照顾咱们和队长住一样的好房子，咱就没一点表示？说个谢谢又怎么咧？”陆永安说：“什么照顾？他说送看守所是对咱的侮辱，还谢谢他，一身软骨头！”
白刚对甄有福说谢谢也很不满，不过不同意陆永安那样对待甄有福，觉得甄有福长期被欺凌、被禁锢，在班里时就被人瞧不起，谁说他什么，都得忍气吞声地听着，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便对陆永安说：“算了，他也够可怜的，还训他干啥？大家好好歇会吧！”陆永安所以发这么大火，一是气甄有福没有一点骨气，再有也是心气不顺拿他撒气。
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地下党员。北平解放前夕家中给他办好了去德国留学的一切手续，但他放弃了，留下搞地下工作。北平被解放军围困时全家迁往国外他也不走。傅作义准备起义北平即将和平解放，国民党军长、蒋介石亲信石觉反对起义，傅作义说：“各走各的路，你不愿起义我放你走。”那时南苑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只有东单砍伐了多年古树，修了一个临时广场，可以起降小飞机。陆永安的哥哥当时在国民党军队工作，随石觉离开北平，让他一起走，他也拒绝了。
解放后他在部队搞科技工作，由于他外语好，又是机械专业高材生，很快成为骨干，领导很重视，但遭到了一些人的嫉妒，几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人诬告他有问题，都被领导保护了。但反右运动中，却由于他海外关系复杂，又加上必须完成上级分配的右派指标，领导也没法保护了。说他有那样好的条件不跟家里走，一个人留下来是另有背景，由此不仅成了右派还背上了“特嫌”的罪名。陆永安说到这里，十分气愤地说：“你怀疑我，不让我在部队工作可以，退一步讲，不让我工作也可以，可是为什么非把我关起来，一关就是十几年，现在又强制遣回老家？”
白刚对他的遭遇非常同情，可是想想自己，想想许多人还不是一样？便说：“唉！许多人都一样啊！算了，最困难的日子可能过去了，总算离开了那个鬼地方，又回到了人间，以后的日子总会好些吧？”
“你这样看？太幼稚了。”没等白刚说完，陆永安惊奇地说，“哼！回到了人间！话是这么说，遇事也应该这样据理力争，可是也不能给你个棒槌就当针（真）。你等着吧！谁会把你当人？只是我们自己觉得是个人罢了。”说得大家心灰意冷。是啊！今后究竟是什么样的日子在等待着他们呢？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荒村2（1）
他的心情糟透了。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农村能有什么活气呢？虽然农田是平整的，庄稼也是整齐的，并且还能看到插着红旗干活的人群，但这些景象和颜色不足以抹去他心头的恐惧和悲凉。在这样贫困的农村，自己又是以特殊身份而来，会有什么好！
白刚从小参加革命，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在外边混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个结果，虽然是回了家，但哪里会感到家的温馨，又怎能不困惑，不羞愧？
好在他家里还有亲人，不必一开始就低三下四地去找队里给以照顾。他和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住在一起。最初的一段日子里，确实也享受了回到人间的一些自由。由于早年有些积蓄，有时便改善一下生活。家在海边可以买到新鲜的海货，这是多少年也没吃过的了。母亲虽然年迈，但是还能做饭。虽然儿子没有衣锦还乡，但看来手里还有点钱。自己多年只有过年过节才能吃上点好饭，现在平时也可以吃点鱼、包顿饺子了。
最让白刚担心的是村里人对他怎么看，是不是会受歧视。他当然知道在“文革”中他这种身份的人受歧视是不可避免的，但究竟人们会是一种什么态度，仍然是难以捉摸。所以自己尽量小心谨慎，知道自己在队里最多只能是三等社员。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农村阶级阵线是十分分明的。
一等社员自然是贫下中农，这些人在队里说话做事，无拘无束，大队（村）小队的干部都是这些人担当。二等社员是老中农和地富子女们，这些人在队里不当家不主事，可是多是劳动骨干和技术能手。三等社员便是摘帽的地富反坏右和各种政治上有污点的人，像刑满释放人员或是从机关中被清理回来的人等等。戴帽的地富反坏右则是第四等人，他们已不能叫社员，是不折不扣的专政对象。三等社员虽然名义上不属于专政对象，但实际上却常常被当做专政对象看待。
白刚这个三等社员，又是身兼数“职”的：地主出身，摘帽右派，再加上刚从劳改队清理回来，阶级敌人的色彩就更浓了，只能勉勉强强算个三等社员。虽然是三等社员，但终究是和一二等社员在一起干活，他觉得比劳改队松快多了。
吃完饭在队里等着出工派活，已经歇了很长时间，去地里走个十分二十分钟，到地头又都在地上盘腿打坐歇一阵叫“地头歇”。白刚起初还真有些不习惯，觉得这不是磨洋工吗？干上一个多小时又是“二一歇”。歇多长时间可没准了，这要看什么人领着，队长领着，或是年岁大又积极的人领着，歇的时间还少一些，要是队长不在，多是年轻人，歇起来至少也得三四十分钟。
在这样的环境里劳动，白刚自然觉得舒心多了。地里活干快干慢，还都能将就，最让他发怵的是家务活挑水。这本来是个极简单的劳动，倒把他难住了。吃水要到村头的井里去挑。人站在井口上，用扁担钩住水桶送入井中，桶到水面上手一晃动扁担，水桶猛一倒桶口便扎到水里把桶提上来就行了。这活在农村人人都会，可是白刚却觉得难上加难，他摆不倒那个水桶。井口很小，只能同时站两三个人打水。一般人多是早上出工前挑水，时间很集中，井台上人很多，白刚动作太慢怕影响别人，总是等晚上收工回来去挑水，有一次正巧井台上没人，他便练习摆水桶，一次次摆动，摆倒了他也不提水，把桶放正再摆，以捉摸那个巧劲儿。
可是怎么也摸不到这个巧劲儿，一阵急躁噔的一下水桶脱钩沉底了。这需要拿“捞钩”——一个拴着长绳子铁锚似的大铁钩去捞。可是天黑了已经没法打捞水桶，明天早上挑水的人多也不能打捞。经过许多人打水把井底的淤泥翻腾起来，桶便会埋在泥里那就很难捞上来了。他这水桶还是借人家的，明天不仅自己挑不了水，还影响人家挑水，就是去买也没那么方便，要等到赶集才行，这可怎么办？他又气又恨，别人不费吹灰之力的事，自己为什么就不会？他呆呆地立在井台上，欲哭无泪，欲喊不能。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一个年轻人走了过来：“是三叔吧！”
一个“三叔”，立即使白刚转悲为喜。多少年来，除了家里人，再也没人这么称呼他了。只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便使他心中暖洋洋的。可是他根本不认识这个青年，所以便以问作答：“啊？你是”
“我叫二正，是郭庆红家的老二。人们都叫我二愣，以后您也就叫我二愣吧！”年轻人说。白刚看他说话很爽快，和他没有丝毫隔阂，心里很高兴，便也主动攀谈起来：“你爸爸是郭庆红？我们哥俩从小同学可好了。我记得他以前教书，现在在哪儿？”二愣说：“早不教了，在家呢！身体不大好。你一回来他就念叨老想看你去。”白刚急忙说：“不！不！还是我看我大哥去吧！你知道我这情况不愿往人前走动，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嫌弃。”二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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