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灵修真者-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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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也有许多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受过的人，不妨害其成为名作家。可见学校教育对于一个作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了。
　　　　不过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或几个欧美硕博士头衔，对于作家虽不重要，书却非读不可。不但要读，而且还要多读，不但要多读名家文艺作品，而且还要博览群书。与文学有关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哲学、宗教一类书固宜钻研，即看来与文学风马牛不相涉的各部门科学，也该有个起码的常识。要知埃及金字塔之所以达到那样的高，全在它先立下了一个广阔的基础。
　　　　我们既系中国人，对于这份丰富的中国文化遗产，万不可不加接受。文学方面：自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六朝的五言诗，唐代的近体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均须略知大概，以明其逐步变迁演化的痕迹。若有余力，再取名家作品精读之，譬如屈原的骚（屈原所有作品，一概名骚），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的赋，陶渊明、李太白、杜工部、白居易、李贺、温飞卿、李商隐、苏东坡的诗，李清照、辛稼轩诸人之词，元人之曲不过平民作品，可以粗粗涉猎，但孔云亭的桃花扇、洪癙思的长生殿，则须多费点心力。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的学说，宜知大概，作为中国正统思想的五经、四书，更不可不择其重要者
　　　　圈点熟读。我们若能读完一百部以上的中国书，国学便算奠了基础，才可以称得起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文化人。
　　　　今日已不是孤陋寡闻，闭关自守的时代，而是各种文化汇流一起，回旋、荡激、吸收、融化，而产生世界文化的时代。所以作为一个文化人决不能以读中国书为满足，一定要到世界文化宝库里去探索一番，择其珍品，充实自己的橐囊。这个打开世界文化宝库的钥匙，无非是语文的问题，我们若能读通一二种外国语，譬如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固然便利，若无机会读，或读而不精，则惟有读翻译作品。我国接受西洋文化为时不为不早，可惜翻译事业不甚讲求，各人随意迻译，缺少系统，不像日本，大凡西洋名著均整套翻译过来，甚至西洋朝出一书，日本暮已有译本出版。不过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们亦不妨作退一步想，在现
　　　　有译本中择其佳者聊慰饥渴。我们应该先读一种西洋文学史之类的书，自希腊神话，文艺复兴，到十八世纪以后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新古典、新写实、新浪漫及最近问世的什么存在主义等等都粗知崖略了，乃进而搜求各时代的代表作来读。譬如荷马两大史诗，我们已有奥德赛的译本，希腊神话也有不少的介绍，读了以后，西洋文学已建筑下一个根基了。我们以后读西洋文学，逢着神话掌故，不惟不致茫无所解，即进了西洋博物馆、美术院，看见了那些价值连城的古代雕像，或看见那些以希罗神话为题材
　　　　的绘画，也能叫出它们的名字，知道它们的故事了。即看个电影如所谓《木马屠城记》、《霸王艳后》之类，或报纸上关于飞弹、卫星的命名，读过希腊神话的人更觉兴味盎然，这不是很痛快的事吗？
　　　　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品，我们宁可不读鲍卡西奥（ＧｉｏｖａｎｉＢｏ－ｃｏａｃｃｉｏ）的《十日谭》（Ｄｅｃａｍｅｒｏｎ），而但丁（Ｄａｎｔｅ）《神曲》，则不可不读。以后该读的便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若不能全读，则哈姆雷特、罗蜜欧与朱丽叶，总该尝鼎一脔的。像这样再介绍下去，未免太费篇幅，我以为应该有个人出来，编个文学青年应读书目，中外名著各以百部为限，对于青年定有益处。所以我现在只有打住了。
　　　　第二条件是收集人生经验：
　　　　我们想做作家，读有字的书是不够的，还该多读无字的书。所谓无字的书，是要到大自然里去读；到千变万化，云楼雾阁似的社会里去读；到炎凉瞬易，覆手雨云的人情里去读。我们把人生认识得仔细了，分析得透彻了，写出来的文章，不求工而自工。收集人生经验有“间接”与“直接”二种，两者必须交替而用，缺一不可。
　　　　先论间接经验，从前外国有个作家，曾说我们若不尝试人生各种悲欢离合的滋味，经验人生各种惊险、震动、恐怖痛苦的刺激，不足成为作家。他所举痛苦，列有妇人分娩一条，这未免太可笑了。所有男作家都不能有生产的经验，这将怎么办？即说女作家吧，有不婚者，有婚而从不生育者，这又将怎么办？再者任何事都要亲自阅历而后始能写，则世间可写之事岂不太少？我们写强盗杀人劫掠，难道定要亲自上山落草一次，写妓女生活，难道定要自己去阅历风尘？我们不知道的事固可以设法避免不写，若非写不可，则亦未尝不可利用调查的方法，或就当事人亲口谈话，加以熔铸功夫，使读者读来，宛若作家躬自体验其事——不过特殊生活我以为总以避免为是。
　　　　再论直接经验，那就真的要作家自己到生活的大海去游泳，去翻滚了。从前写文章的人，仅限于文人阶级，文人的生活圈子总比较仄狭，他们的视野总不能广阔，他们生活幅员，总不能开展，写出的东西，每单调而少变化。现代则公教人员、军人、家庭主妇都可成为作家，社会上任何阶层的人都有执笔的权利，这些人生活经验各不相同，而且甚有奇奇怪怪，令人意想不到者，若能透彻地、周到地、深刻地表达出来，那真是多彩多姿，趣味异常浓郁。西洋绘画界以前都是艺术学校出身的艺人主其事，现在也将尺度放宽，拳师呀，赛马者呀，打铁的工匠呀、煤矿夫呀，也来作画，画出的成绩，别有风味，得到普遍的欣赏。最近台湾的报上有两位艺人所写回忆录，传诵一时，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吗？又如某伶人写出“坐科”生活及其“出师”后的生活，兼及旧剧界各种情况，不是也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感觉吗？以笔者个人论，叫我去读那些彼此蹈袭，层层相因的高文典册，我宁可读近人所写的文章。盖近人文章除却一些骗稿费的浮词滥调外，颇多亲切动人之作，犹如同朋友谈话一般，而那些假古董呢，则如庙中偶像，外貌虽极庄严，无奈泥塑木雕，寂无生气，仅是以供瞻拜，不足以共周旋。
　　　　人生经验若十分特殊，则其为文动人力量也出奇的大。笔者在另一文中曾谈到中国历史之长，历代战争之繁，何以能记录此种血腥痕迹者，仅有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张茂滋《劫后余生录》等寥寥数篇。是盖宛转烽火兵刃之间者，多非文人，偶有文人，事后亦不愿记录之故。近代则一般教育程度提高，能写文章者不限文人，遇见特殊经验，每能忠实记录出来。如二次大战时，美国某舰遭遇日本飞机的袭击，全体船员均落海中，沉浮数日，渴死者大半，未死者精神亦发生异态，其事异常悲惨，某军医身在局中，将其曲折记出，遂成一篇价值极巨的文学作品。又如探险南极者所遇风饕雪虐之气候，或行军缅越野人山者所经绝
　　　　粮缺水之苦；或如法国某犯人被锢某绝岛，度二十余年之非人生活；或如英国十八世纪某船员以某种罪行被同船者掷置荒岛，终于饥渴而死……此种文章，均系作者用宝贵的生命换来，当然与向壁虚造的故事，大异其趣，对读者每能发生莫大的吸引力。
　　　　第三条件是该培养丰富的情感：
　　　　文学与其他艺术不同，乃以情感为其生命。好的文章虽历千百年，感动读者的力量始终不为减损。司马迁的史记，与其谓之为历史，无宁谓之为文学，因为史记写人物传记，每有极深厚的情感，渗入人物生命之中，故其所写人物，个个有血有肉，有精气灵魂，千载以下读之尚觉那些古人像与我们面对面站着，我们听见他们的说话与笑声，看见他们的各种行动，因而受其感染，心理上引起极大的反应。明茅坤评史记说：“今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君传，即欲养士，若是者何哉？盖具物之情，而肆之于心故也，非区区字句之激射也。”归有光史记总评云：“太史公但至热闹处，就露出精神来了，如今人说平（评）话者然，一拍只管任意说去。”又云：“如说平话者，有兴头处，就歌唱起来。”又云“史记如水平平流去，忽遇石激起来。”二氏之所言，都可以证明史记写到得意处，感情即随之兴奋、喷溢，是以其文字亦精采焕发，不可迫视。
　　　　西洋某文艺批评家论文艺的永久性，引荷马史诗《伊利亚特》（Ｉｌｉａｄ）为例，也说史诗里某人的悲哀，某人的愤怒，某人的欣喜，某人的沮丧失望，虽历万古，仍可引起我们心弦的共鸣，这便是文学永久性的证据。
　　　　不过文化进步，人类思想，由单纯而复杂，由粗糙而细腻，由浮浅而深沉，感情的本质虽不变，程度上亦不免发生若干变化。笔者在另一篇文章里曾说：现代人的情感，有无穷无尽的“细致”（Ｄｅｌｉｃａｔｅ）和“敏感”（Ｓｅ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一个野蛮人和一个文明人，一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和一个受过高深教育的都市人，一个粗心浮气的男士和一个多情善感的小姐，情感都有很大的差别，你想描写时，若用同一手法去写，则决不能完成文学的任务。又说前人谓读李密《陈情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读诸葛亮《出师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读韩愈《祭十二郎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慈。但叫今日的我
　　　　去读这些文章感动有之，流涕则未必，何也？因我们表现情感的文章比前人已有进步，读了那些粗枝大叶的描写，已不能感动满足故也。
　　　　中国以前文人表现情感又有最大之病，即易流于程式主义。譬如喜则“大喜欲狂”，怒则“怒发冲冠”，“目眦欲裂”，哀则“哀哀欲绝”，“哀痛如丧考妣”，乐得“心花怒放”，“乐不可支”，这类套子，随处可见，好像旧剧的动作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习惯及过于刻板的规律所拘，不敢有丝毫更动。无论抱残守缺者流，恭维旧剧艺术如何如何超卓，笔者则认为旧剧的这种可厌的程式主义若不打破，它是难免于遭受淘汰之命运的。
　　　　我们现在写文章，在情感的表现上，应该采取心理小说家的技巧，写得愈曲折，愈细微，愈足餍足现代读者的心理。但连篇累牍的心理描写，易于使人厌倦，所以西洋心理小说过去虽风行一时，已为现代文坛所摒弃了。听说旧式说书的人，写小姐下绣楼，自楼门口第一级跨下，到得双足踏上平地那一段过程，可以接连讲上半个月，笔者自愧阅历不广，没有听过说书，不知那些说书先生是怎样讲法，竟能将半分钟的过程，拖延到这么长久？叫我去听，或要患上神经衰弱症呢。我想这种讲法，究竟无聊，其弊更胜于现代的心理小说。
　　　　一方面避免旧时代的程式主义，一方面酌取现代心理小说的写法，而避免其几长繁琐，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表现感情的手段。
　　　　情感深厚的文学，其足以鼓舞人心有如音乐。据说古代希腊某次与敌人交战，屡战屡北，求救于某邻国，盟国仅遣一老而且废的音乐师来，希腊人大为失望。但当临阵之际，那个音乐师，举起金铙，吹出一种发扬蹈厉的前进曲，希军闻之，热血沸腾，拼命前冲，卒将敌人打败。法兰西大革命时将皇帝和皇后都送上了断头台，激怒英奥诸国，组织联军，要声讨法人大逆不道之罪，法人虽奋起抵抗，众寡不敌，情势危殆。有一青年军官，编了几支军歌，激励士气，居然在马赛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几支曲子遂定名为马赛曲，后来又被采为法国国歌，歌唱至今。音乐如此，文学又何独不然？具有深厚热烈情感的作品，不但能感动读者，鼓舞读者，进而尚能引导读者，随意指挥读者，好像神话里吹笛的魔术家，能够教全城小孩，应和着他笛声的节拍，在大街上狂舞，终则跟随着他迤逶出城，纷纷投入“死谷”，义无返顾。不过具有这么伟大神通的文学，世间究不多见，我所举的，也不过“充类至尽”的例子罢了。
　　　　要想你作品里的情感能感染别人，必须十分真实，十分挚恳，十分热情，这就是你要读者哭，你必先自己哭，你要读者笑，你必先自己笑。曹雪芹的《红楼梦》何以能使千万读者为书中男女主角，唏嘘感喟，不能自已，这就作家在开端时四句自白诗的力量。那诗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法国福楼拜，费无穷心血，写他的《鲍梵丽夫人》，写到夫人服毒自杀时，他自己突觉口中有毒药之味，几于中毒，这都是情感到白热化时影响生理的现象，试想文章写到这步田地，还能不感人吗？
　　　　第四条件是创造完美的人格：
　　　　我说这话知道有人要冷笑了，你究竟是在上修身课？还是在讲文学写作的方法？你提出这样迂阔的问题究竟是为什么？不知真正伟大的文学，除了忠实地反映人生之外，还须含蕴崇高的理想，超卓的见解，纯正的主义，才可以纠正人类生活，指导世界思潮，创造新的社会和明日的黄金世界。完美的人格是伟大文学的根本，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我国人说“言为心声”，西洋学者则说“作品即人”，作家人格若不完美，则其人必龌龊卑琐，自私自利，写出的文章纵极其美丽，究竟没有灵魂，不能感动读者，且引读者反感。作家人格若有相当的完美，则其人必光明磊落，有正义感，有真理爱，写出来的文章，虽技巧稍欠熟练，字里行间，自喷溢着一种充沛的生命力。若他的文章手段高强，则他便成为时代的信号和灯塔，他将跻身于伟大作家之列。人格与作品关系其密切重要如此。
　　　　但是，我们处身目前这个时代，谈文学与人格有两层绝大的障碍。其一，是五四以来文以载道观念之破坏。西洋有“艺术为人生之目标”及“艺术为艺术之目标”两派说法，我国旧时论文学也有“载道”、“缘情”两种主张。载道之说起于宋之周敦颐（见《通书》），后儒论文学殆无不赞成其说。虽然中国儒家之所谓道，只是周公孔子一家之道，不过实际上还是指整个的人生。换言之，就是做文章必对于人生有益，否则宁可不为。这里可以顾炎武的话作为代表。顾氏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日知录》）。至于缘情则始见于陆机《文赋》，所谓“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与魏文帝典论“词赋欲其丽，”是相同的。梁元帝《金楼子&；；#8226；立言》篇：“至于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简文帝训其子当阳王大心至谓：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必须谨严，文章不妨放荡。这都主张文学与道德毫无关系，而以歌咏情感，描写自然为主，而其外表，则必华丽。是合于所谓美文标准者。与西洋艺术为艺术的宗旨不合而合。
　　　　五四运动以解放礼教的桎梏，发展个性的自由，为文学之唯一鹄的，见旧式载道之论，认为那正是妨碍个性自由的东西，非打倒不可，这个观念流传至今，一直支配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