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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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聊天的去处。我听知识分子们聊天，他们抱怨延安穷山恶水，一个人说上不了天了，另一个人说下不了海了，原来他们是制造飞机和舰船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还有间谍卫星和宇宙飞船；而且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的总产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有从延安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功劳。　
　　在延河大桥上，我实地讲解当年驾驶吉普车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断壁残墙，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弹坑阻绝了行人交通，吉普车离开东关机场，一渡延河绕过清凉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绕过河岸的卵石滩；再从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军观察组。随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滩上的炸弹坑里救人的事儿　
　　延安北门至“边区司令部”之间的延河漫滩地上，散布三块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军重磅炸弹的杰作。秋日的一天，一位农妇在水塘边收割豆子，无意中带起的土坷拉滚落水坑中，从水塘里惊起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草鱼落在农妇的脚下，拼命扑腾。拾豆妇女大惧，一个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卫战士看个满眼，急忙跑去救人，从水塘里把农妇捞了上来。积水弹坑的鱼儿最后被捉得一干二净。　
　　如今，在延安吃鱼已不是新鲜事了。沿街的餐厅饭店琳琅满目的海鲜招牌高高悬挂。　　　
　　杨家岭窑洞依旧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市的陪同人员又驱车直奔杨家岭。　
　　在杨家岭沟口下了汽车，缓步前行。一群游人在导游的引导下，瞥一眼七大礼堂，到毛主席旧居里转转身，如蜻蜓点水。　
　　七大礼堂还是旧时模样，门楣上“中央大礼堂”五个字虽说是康生手迹，仍保存完好。　
　　导游小姐问我：“当年没有吊车，大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的？”我告诉她，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渐渐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棚顶，互相镶嵌成礼堂的穹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坡，露出中央大礼堂伟岸的身姿。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华的建筑。中央大礼堂侧厅是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康生、陈伯达唇枪舌箭，气势汹汹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张国焘冒领黄金一事仅仅是一段小插曲，因为涉及到黄金，我还记得清楚。　
　　康生询问一个人（姓名忘记了）：“1938年，你和张国焘在一块工作，他逃跑之前从边区银行带走多少黄金？”　
　　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两吧。”　
　　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为什么边区银行就给张国焘黄金呢？”　
　　这个人解释：“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呀，银行是政府办的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不要说张国焘要四五百两黄金，就是林（伯渠）老、罗迈他们随便写个条子，到银行提取千八百两黄金，银行也得乖乖给呀。”　
　　有人评论：“看来张国焘提前准备好了，弄走几百两黄金做逃跑经费。”　
　　此人讲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问了，只得作罢。　
　　中央大礼堂对面山坡一条长长的斜坡路空无一人，坡路尽端是陈云旧居，双扇门一把铁锁，一块中组部捐款竖立的石碑说明延安时代中央组织部的驻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中宣部图书馆旁是我和黄爱民的窑洞，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壮年汉子迎了出来，热情相邀：“到家了，进家里坐坐。”窑洞内一盘土炕，一些凌乱的家什，确实比延安时代的家富足了许多。　
　　延安中宣部旧址无碑无字，其窑洞基本保存完好，从柯柏年、黄华的窑洞前走上去，是凯丰和赵毅敏的窑洞，徐（特立）老的窑洞却无处寻觅当年开荒种地，欢度中秋，山上山下人来人往，何等的兴旺啊！如今山岭寂静，人迹稀疏。　
　　杨家岭上的故人早早离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缅怀往事，不禁感慨万端。　
　　离开杨家岭直奔枣园。　
　　走入枣园，甬道左侧一幢别墅式样的平房没有挂说明牌牌，我一眼认出是陈云故居。1943年，我在枣园工作的小灶厨房只保留下一间，那棵我曾经浇灌的枣树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脚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延安人不知道美国南瓜的来历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旧址示意图上，未予标示美军观察组旧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国军人居住地怎么能算革命旧址？　
　　我走出宾馆，沿街北行，一路高楼大厦，北门外的变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问路，无人知晓美军观察组的旧址。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是红色中国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端，标志这美国官方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发展到美国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党的领导人亲临驻地慰问。延安各单位传达文件进行“外事教育”，预防琐碎小事怠慢了美国盟友。我作为一名中方管理员，参与美军观察组的基建施工。随后又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学习驾驶吉普车，替代美国人往返北门外与东关机场，接送飞行员，运输物资。观察组的几辆吉普车是稀罕物，汽车驶过，惹得延安军民驻足观望。　
　　此次重返延安，看见农妇出售小南瓜，我想起这是美国的南瓜品种！上前询问，农妇说：“什么瓜哟，陕北南瓜嘛！甜得很。”在桥儿沟农贸市场，小贩们异口同声：“陕北南瓜嘛！”我问：“为什么陕北还有一种大南瓜。为什么大南瓜长相端正，滋味清淡；小南瓜长相丑陋，香甜可口？”众人支支吾吾不能回答。　
　　1945年春，一名美国军官来到中方管理员办公室，叽叽咕咕说了一通外国话，将一只信封交给杨管理员。老杨对我说，这是包瑞德上校从美国带来的南瓜籽，嘱咐我们种上。他说延安这个地方没有甘蔗，含糖的食物太少了！人不吃糖，不好。　
　　大家想看看美国的南瓜到底是个啥模样，弄些茅厕的粪土，挑来延河的清水，在气象观测楼旁种下南瓜籽。那名美国军官几乎天天在瓜地周围转一转，碰见中国人就竖起大拇指说OK，OK。秋收时节，瓜秧上结出的南瓜只有海碗那么大小，凸起的瓜瓣疙里疙瘩，活脱脱的一副小丑模样。大灶的厨师说，蒸两个试试看吧，不能吃就丢掉。蒸熟的南瓜香甜可口，一下子在北门外引起轰动。同美军观察组一个院子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近水楼台先得月，抱走了许多“小丑南瓜”，延河对面王家坪中央军委有人闻风而至，也来讨要。杨管理员和我们商量，决定给枣园的中央首长每家送一只美国南瓜，仅仅是出于爱戴领袖的朴素感情而已。　
　　依照习惯说法，美国人传播了友谊的南瓜种子，可惜延安人不知其来源，只是知道宴席上的“蜜汁南瓜”。　
　　在延安市委的同志的引导下，终于在延安中学的校园里找到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山坡下，还剩下七孔美国人居住的窑洞。以前美军仓库的位置上建起了逸夫科学楼　　　
　　经过大砭沟想起贺龙　　　
　　今日的延河，左岸拓展出十公里长的枣园路，右岸有延师路接北关街。延师路上的陡坡还是先前的大致轮廓。陕北人称高高的陡坡为“大砭”，西山山麓的一道沟壑故名“大砭沟”。抗战时期，这道陡坡仅能通行一挂马车，路面上磨出两条深深的车辙。我曾经多次驾驶吉普车，翻上“大砭”接送美国人去枣园，也曾送过贺龙将军　
　　1945年9月的一天，贺老总带着一名警卫员急匆匆地走进美军观察组的院子，说要借辆吉普车去枣园。翻译跟美军技师讲了几句英语，又对我说：“你去送贺老总，这几辆车你随便开。”我从车库里开出一辆小吉普，驱车停在贺老总面前。　
　　贺老总见是我开车，不太放心，他说：“咳哟，小李，你开车行吗？”　
　　我说：“不行？我敢给你开车！”　
　　“我还当是美国人开车送我去哪。”　
　　“让外国人去，他要捣个鬼怎么办？”　
　　贺老总说：“哟，小李呀，你的警惕还够高哇！好，好，快走。”贺老总一边挥手，一边跳上吉普车。　
　　我说：“急个啥子，汽车说啥也比你那洋马快。”　
　　贺老总说：“我要不急，就不到这儿来要汽车啦！”　
　　从北门外去枣园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出门过延河，经王家坪、杨家岭，从马列学院再回涉延河，从兰家坪山脚下经过，直抵枣园，这条路较平坦宽阔，但须两渡延河，虽说河水不深，万一吉普车在河里熄了火，可就耽误贺老总的大事。我选择沿西山山麓，经石佛沟、小砭沟从候家沟过西河到枣园，虽说这条路路况不好，但不用涉渡延河，西河几乎干涸，不足为虑。　
　　吉普车驶出观察组的大门，我招呼了一声：“坐好了！”加快了车速。吉普车掉头，转入左侧的山道，山路直直而上。吉普车在土路上猛烈的颠簸起来，陡峭的山坡下延河的流水白花花的一片。　
　　贺老总紧张地喊：“咳呀！小李，这还不得摔死我们仨啦！”　
　　我说：“怕啥，不拿金刚钻，敢揽瓷器活？”　
　　贺老总说：“嗨，小伙子，你还真有一套哇！”吉普车翻过山梁，道路平坦了，我脚踩到最大油门，车后卷起冲天的黄色烟尘。　
　　贺老总拍一下我的肩膀：“你倒满不在乎的，我都快出汗了！”　
　　我说：“天又不热，你出的什么汗呀？”　
　　贺老总说：“吓的呀！”　
　　我说：“这点事儿你就吓着？你还当司令哪！要来几十万国民党兵，你怎么办？”　
　　贺老总说：“那我可不怕。打不了，我还可以跑，在你这车上我往哪跑呀？”说话间，吉普车驶进枣园的大门。贺老总示意停车，我说：“往前，开到主席的窑洞那坡坡上”　
　　贺老总说：“不啦，汽车声太响了，我们走上去。”　
　　我把吉普车掉转车头，去找周西林聊天，让他品尝美国骆驼牌香烟。　
　　忽然，吉普车的喇叭嘀嘀的鸣响，原来，贺老总座在吉普车上用喇叭声寻呼我呢。他高兴地向我大手一挥：“得啦，我们回家喽！”　　　
　　奔赴延长县城寻访线索　　　
　　去延长县必经甘谷驿和黑家堡。　
　　“桑塔纳”轻盈地行驶在柏油公路上，市委司机汪成清师傅说，从延安到延长140华里，小车只需一个多小时　
　　我问汪师傅，甘谷驿的教堂还有没有？他说，没看见过甘谷驿的教堂呀！说话间，小车从甘谷驿街中穿行，教堂尖顶和十字架兀立在路基下的高墙后面。熟悉的景象，又使我回忆60年前第一次去延长县的情景　
　　1937年春节前，我和马夫护送朝玉英回娘家生娃娃，走到后半晌时，到了甘谷驿。马夫说话了：“明天，走不了，赶快给牲口治病吧，不治就得死，今天晚上也过不去！”　
　　原来这马儿走了一天路，不尿尿也不拉屎蛋蛋，在延河里淌水它也不喝水。　
　　我把朝玉英扶下马，她吩咐马夫：“你赶快去找村长，让他给我们找人，给牲畜治病，马好了我们再走。”　
　　马夫慌慌张张地走了。我暗暗叫苦，玉英姐快生娃娃啦！我可怎么办呀？　
　　马夫领来两位陕北老汉，一位是村长，一位是乡村兽医。　
　　兽医从一只方铁桶里掏出牛角、药捣杵、各种中草药。村长安慰朝玉英：“婆姨同志，不急不急，这老汉治牲畜有手段呢，不论百姓、红军、白军，他硬要一块现洋呢”　
　　兽医老汉把一根烟骨杆儿捣碎，混上药汤，灌入马嘴。那牲口知道病了，老实听话。兽医老汉又用牛角舀水，喂了几角清水。他对马夫说：“你把这些牲口牵出去溜一溜。”　
　　黄昏时分，马夫喜滋滋地牵马儿回来了：“真绝了！牲口也放屁了，屎蛋蛋也出来了，也尿了。”　
　　　
　　汽车驶过甘谷驿，公路旁、延河畔、农田里陆续出现一些抽油机，在电动机的拖动下“磕头虫”缓慢地从地下抽吸石油，遗憾地是单井产量太低，每天产油百八十公斤，一吨原油可卖一千多元，已经是陕北的摇钱树啦！　
　　延河滩上还有几个农民用水泵抽水，冲洗一堆堆泥土，他们正在泥里淘沙！千辛万苦地洗出一立方米河沙，换来二十几元人民币，很是可怜。　
　　汽车驶进延长县城，果然像我预料的一样，古城墙和城门楼子拆除得干干净净。石油厂只剩下一截“采油树”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