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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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国电影占欧洲票房收益的约85％，整个全球市场的80％以上。最近在22个国家进行的一项十部最佳影片调查表明，在可能上榜的220部片子中，美国片占了191部。　



　　这样的优势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末，大不列颠在帝国顶峰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都赶不上美国，它的国防开支比俄罗斯和法国的都少。在文化方面，英国的优势也接近不了同等比例。法国人就不把鱼和油炸土豆条当正餐，也没有对英国娱乐趋之若鹜。相比之下，就连罗马帝国也相形见绌。罗马帝国虽然强大，但只是在地区范围内活动。若要与历史对比，当年的波斯帝国倒可以与今日的美国相比。中国在历史上的国民生产总值或许比美国更高，它的技术大概也更先进。　



　　然而，大而强且具有影响力，未必就是帝国主义，即便是，帝国主义也许是个魅力问题，不是个高压统治问题。实际上，美国的力量至少以三种方式让人明确感觉到了，即：压力、魅力和说服力。　



　　压力当然是最直接的方式。最近，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它引起了怨恨。2002年6月13日，两名美国陆军军官从美军在汉城市中心的基地开着装甲扫雷车去市郊的教练场。他们走的那条路很窄，而且是通往目的地最不可取的一条路线。在高速驱车转过一个看不见另一头的拐弯时，他们撞上了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两个女孩在人行道上正走着，就被碾到了车轮底下。按照与韩国达成的驻军地位协定，美国军人不能由韩国当局调查，而要由美国军事法庭审判。11月底，两人双双被判无罪，调离了韩国。　



　　这一事件在驻韩美军军事存在史上称不上绝无仅有，但发生的时机却很引人注目。这两名军官被无罪开释时，正值韩国总统选举前两周。判决一公布，5万名抗议者立即走上了汉城街头。他们的怒火为卢武铉的竞选运动大助了声威。卢武铉是一位自学成材的民权律师，当时正在讲台上发表竞选演说，反对美国对北朝鲜的政策，主张修改与美国的不平等结盟条款。卢武铉的对手李会昌则主张坚持结盟传统，坚定地走美国路线。近60％的二三十岁的韩国人都投了卢武铉的票，使他得以胜出，同时也使华盛顿对韩国的反美主义产生了担忧。卢武铉之所以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韩国的年轻人对于当美国的附属国感到愤慨。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尽管大多数美国人认为韩国是一个勇气十足、勤奋、独立的盟国，但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都是美国的一个附庸国，而且不是惟一的一个。跨过朝鲜海峡，90英里以外就是日本。几年前，日本一名主要的政治家小泽一郎就发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号召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大多数美国人肯定没有意识到日本是个非正常国家，但小泽恰恰认为，日本也是美国的附庸国。它和韩国一样有不少美军基地，也和韩国一样不断出事——人被车撞，居民和美国兵打架，当地妇女遭奸污等等。然而，日本地方当局调查与审判美国军人的能力却受到限制。关于此中的关系，我了解的最确切的实际例子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陪时任副总统的布什去东京之时。副总统的座机需要一个零件，这个零件须从境外运进日本。有人问，我们飞这段航程是否需要征得日本人的同意，负责的军官马上回答没必要报批，因为“那是我们的空域。”　



　　经美国人起草的日本宪法禁止日本进行战争，它的“自卫队”也只能在极为有限的范围内活动。日本和韩国与美国的安全条约都是单向安排。美国答应在这两个国家遭到进攻时保卫它们，对方却没有保卫美国的相应义务。万一发生战争，韩国的军队可以由美国指挥，日本军队实际上和韩国军队处于同样地位。　



　　但是，主权这一问题并非仅限于军事事务。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期间，日本试图独立发起救援东南亚国家的行动，不料却因美国财政部的反对半途而废了。韩国则被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重建经济，而该组织受美国财政部的影响甚深。小泽揭示出来的问题是，世界各国坐下来玩牌时，日本人带来的不是一副全牌。　



　　在这个问题上，惟一令人安慰的是，日本并不孤独。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所说，“哪个欧洲国家都无法拥有——或者说并不真正想拥有——自己的对外政策，这是当前存在的事实，只是在外交上未公开承认而已。它们在当地虽然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但仍属于依赖型国家。”　



　　同时，美国的力量又很有魅力——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说。头一个方面与卓尔不群和企业家的回报有关。美国的教育制度虽然问题成堆，但无疑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这些大学对来者不拒，根本不问原籍是哪个国家。事实上，不少大学都从外国招生。这样做的结果是，任何一个时刻都有约60万外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经过这么些年，毫不夸张地说，已有数百万名外国留学生拿到美国学位。在伯克利或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名牌院校，许多理工科研究生计划又吸引了本院的大多数外国留学生。　



　　美国同样是世界企业家的圣地。在提供资金与培育好的想法方面，硅谷完全不讲国籍。例如，2000年在硅谷所建的公司，40％以上是印度企业家创办的，其中不少人后来都在自己本国创办了大企业。这种办法对企业家本人好，对美国好，对印度也好。如果你向往的不是创办公司，而是打棒球，或者是往篮框里塞篮球，美国依然是你理想的选择。　



　　魅力的第二个方面不大关乎卓尔不群问题，更多的倒是与说服力有关。我们以所有国际公司中最为成功的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以其200亿的销售额和2/3来自国际市场的收益而论，它似乎可以高枕无忧了，可是它不但不能，反而是忧愁多多。为了不断吸引投资者和英才，它只有不断发展。一家公司发展到可口可乐那么大的规模，意味着每年要增加数十亿美元的销售额。待到渗透进世界市场很大一部分之后，你又要开始考虑何处为增长点。所幸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地方仍有好多人在喝茶或是喝水。“口渴虽然没办法制造，口味却可以”所以，可口可乐公司拿出它巨额收入的一部分用于广告（常常利用美国成功的形象），目的是使印度人或印尼人相信，可乐是世界性饮品。喝茶或许对你更有好处，可是茶跟美国成功的形象不沾边，所以世界各地不断有人改喝可乐，可口可乐公司也因此而不断发展。　



　　通过军事实力、不平等条约、卓越的才智、企业家的报偿和容易为人所接受的劝说，美国已对全球建立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共管统治。因此，对于我那位墨西哥商界朋友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管布什以为他自己是什么人，他就是皇帝。　


帝国的生成　

　　美国虽诞生于对帝国的反抗之中，但它从一开始即埋有自身成为帝国的种子。17世纪初，冒险到新大陆来建殖民地的有两种人，他们都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命运而来。与约翰·史密斯船长一同奔赴弗吉尼亚的冒险家和手艺人寻求的是财富，与约翰·温思罗普总督去马萨诸塞的清教徒寻求的是天堂。从那以后，这两股力量就一直在驱使着美国人进行扩张。　


　　首先，在那些开国元勋们的内心深处就存在着一定的两重性。一方面，华盛顿和杰斐逊发出警告，要提防缠人的盟友。大家都知道，约翰·昆西·亚当斯也表示过，“美国到国外不是为了寻找要消灭的怪物她有可能变成世界的独裁者。她将不再是自己灵魂的主人了。”但是，梦想有个“自由帝国”的也正是杰斐逊。他大胆地购置了路易斯安那属地，把国家的版图扩大了一倍，还想象着总有一天“我们要大到即便不能覆盖南美，也要覆盖整个北美。”亚当斯对他的想法表示赞成。他说，“神圣的上天似乎注定要让北美由一个国家的人居住。”实际上，对外国采取的单边主义态度和扩张主义精神，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就叫做“美国例外论”。　


　　从一开始，美国人就认为自己是个例外，不同于普通类型的国家。他们建立了古典时代以来第一个共和国之后，就认为整个人类从此开始了新的历史。因此，它不能再沾染依赖的习惯或采取旧历史中那些民族的方式。同时，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人类的灯塔，并逐步开始认为自己——用本章前面引语中的话来说——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我们这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假如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那么，美国就是希望之乡了。美国人必须创立一个两边都是海的大陆国家，这一说法被命名为“上帝所命论上帝所命论——美国历史名词，广义指美国人是上帝指派去建立模范社会的选民，狭义指１９世纪美国扩张主义者要把美国的疆界从大西洋扩展到太平洋的意图。上帝所命论是美国扩张主义的辩护词。——译者注”。1885年，上帝所命论已成为现实。当然，这一现实是以墨西哥和美洲土著人为代价换来的。前者在美国人挑起的战争中丧失了一半国土，后者几乎被完全灭绝。这一现实当时不知怎么无人注意到，反而披上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所谓的“扩大自由区域”的外衣。　


　　19世纪末，这一地区发生了一次大跃进。上帝所命论实现后，美国的扩张主义精神转向了本国以外的陆地。事实上，美国对国外并不陌生，它在海外已经打过一百多次仗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美国海军一直游弋在中国的长江中。可是，1898年，麦金利总统却要求国会授权动用武力去保护美国的利益，制止对古巴的压迫。麦金利说，“我们进行干涉，不是为了征服。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赢得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人的赞扬。”但是，战争结束后，前西班牙属菲律宾却落入了美国人之手。这时，麦金利经过多方“认真的苦思”（尽管菲律宾人已宣布独立）之后断言，“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全盘接受下来，教育菲律宾人，提升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成为基督徒。”菲律宾在当了四百年西班牙殖民地之后，就这样又成了美国的殖民地。　


　　伍德罗·威尔逊虽然没有领导过对美国所控制的领土进行大规模扩张，却以新的方式诠释了麦金利的使命感，其深刻影响到了我们这个时代都余音袅袅。首先，他一直等到德国潜艇发动袭击，将美国“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有所行动。接着，他把国家引入战争，目的是为了使世界能够“安心地实行民主”。他搞的国际联盟之所以失败，据说是因为美国参议院中的孤立主义分子造成的。但实际上，反对派参议员是美国殖民地扩张的热心支持者。他们拒绝国际联盟，是因为他们是单边主义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例外论对美国例外论之争。威尔逊就算输了第一轮，可还是为该世纪下剩时间的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基调与框架。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策和目标，几乎完全是威尔逊式的。罗斯福总统刚一宣战便说，“我们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本国以及它所代表的一切所处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是安全的。”当然，美国后来在战争中崛起，成了居绝对优势地位的国家。不过，它做了这种超级大国前所未及的事。它摈弃了实行单边政策的老传统，为实行多边政策的新世界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冷战，世界将会怎样？设想一下这个问题会非常有趣。但事实上有冷战存在，杜鲁门总统决定以现在大家已经熟悉的方式做出反应。他说，“如果我们的领导地位发生动摇，将有可能危机世界和平，而且肯定会危及到美国人民的安康。”　


　　美国及其盟国在冷战中借以战胜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主要是以这么几点为基础的：首先，美国是从自己与盟国以及多国机构的关系角度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而联盟和多国机构组成的目的在于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在可能的地方维护与促进民主、全球的法治、互不侵犯及合法程序的实行。其次是要维护一支规模庞大的正规军事力量，并建立强大的巨型军工联合体。这支军队显然属于常备性质，而维持这支军队需要从国民生产总值中拿出3％～10％用在国防上，第三是习惯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尽管美国完全清楚，支持那些独裁分子和专制统治者有损于自己自由斗士的声誉，但只要这些人声称反对共产主义，它还是会频频地去支持他们（现在记忆犹新有伊朗国王，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拉丁美洲、韩国、巴基斯坦和台湾等地一连串的军事独裁者。）最后一点是，自由贸易和开放时常与推进民主不可分割地连为一体，这样做的指导思想是，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实行会导致政治自由化。当然，这些政策对美国的商业利益也不无好处。于是，冷战就这样经过前文提到过的美国人对财富与山巅之城的寻求而取得了胜利。　


　　对美国安全威胁的突然消失，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争先恐后地采用民主政治和市场资本主义，再加上自由贸易，似乎令人感觉几乎没什么可争的问题了。弗朗西斯·福山在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中宣告，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在这个时代，采纳普遍适用的美国价值观和价值体系，或者更广义地说，“西方”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将会在全球确立繁荣与和平。既然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明显取得了胜利，那么，这个国家可以趁机功成身退，大幅度地削减它的军事设施，关掉不少远方基地，修改美国在国外的义务，安安心心地给世界作表率去了。美国可以作为“山巅之城”牢牢地站稳脚跟了，可以像约翰·温思洛普总督几个世纪前设想的那样，高兴地让“所有人都看着我们”了。　


　　然而，前苏联及其它国家的军队解体后，美国的军队和开支虽有所减少，在国外的存在却依然规模很大，在世界军事力量和军费开支中的比例实际上仍在增加。美国在冷战期间运用过的霸权逐渐开始呈登峰造极之势。冷战期间，美国只是在同等国家中坐头把交椅。它虽然是那些五花八门的盟友的领袖，但遇事仍要通过协商才能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致，而今却在朝着完全听凭美国做主迈进。将美国推向这种地位的有惯性和习惯之力，有庞大的专业武装部队带来的好处，有空想社会改良家威尔逊那种美国例外论和单边政策的复活，也有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及经济日程表上项目的增加。　


　　不过，失去了能与之抗衡的强国后，有些矛盾就浮现出来了。如果我们这个样板国果真那么强大，还要这么多军队和枪炮干什么呢？战略家们对这个问题最初的回答是，苏联虽然被消弱了，但它还能制造动乱和地区性冲突，而能制服它的只有美国。另外，要想保障新兴秩序朝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军就必须保持优势状态。海湾战争的发生，更是对这种想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在这种想法的背后，却有着更根本性的原因：历史结束，胜负尽显。在1997年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总统曾责备中国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1998年7月，他在香港发表的一次演说中说，美国已逐渐开始界定“历史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