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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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眼看出了是便衣警察。这种便衣警察在日本又称作“刑士”。着“便衣”而又服饰一律，这本身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一样令人可笑。郭沫若鼻子里“嗤嗤”冷笑了两声。
　　　　其中一个警察看见郭沫若睡在地铺上，就粗暴地问道：“哦，生了病吧？”
　　　　另一个警察则做出一副办公事的样儿，板着面孔说：“我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有事情要你到东京去谈话。”
　　　　郭沫若知道事情不妙，又觉得应该到来的一个瞬刻毕竟是到来了。从上海来到日本，犹如从狼群掉进了虎口，他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于是便起了床，没有多说话，只答应道：“我去。”
　　　　“不，你不能跟他们去！”安娜抢过来阻止道。她和便衣警察争辩，抗议他们无理逮捕：“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呀？他犯了什么法？”
　　　　“哼哼！哼哼！”这一批警察是在市川的警察局打了招呼来的，有恃无恐，蛮横至极。有几个留下来搜查住宅，有两三个人便把郭沫若强行押到东京警视厅：“走！——”
　　　　安娜顿时急红了脸。拦又拦不住，她便要同郭沫若一起去警察局。“要走，我们一起走！”她说，回头便叫和儿关照好弟弟妹妹。四个孩子见此情景，哇哇哭开了。安娜又禁不住，心如刀绞。
　　　　郭沫若劝止了妻子。他对安娜说：“即使有问题，也断不会枪毙我的。安娜，你还是和孩子留在家里的好。”安娜勉强忍住了眼泪，目怔怔地看着丈夫被蓄察强行带走了，对亲人的爱和对自己同胞的憎恨交织在她心里，像着了一把火。
　　　　到了东京，郭沫若被引到日本桥区的蓄察局。一位绅土模样的外事课长，详细询问了他的履历和来日本的经过，还问到安娜的履历，郭沫若都一一告诉了。外事课长最后又问道：“为什么要用假名吴诚？这不是证明你有什么秘密的使命，企图瞒过日本的警察吗？”
　　　　郭沫若微微一笑，坦然地回答道：“我要用假名是备上船时瞒过上海的警察，并不是对日本有所企图。我住在市川，虽然没有公开用我的本名，但都是经过了检事和警察局的同意。到了日本快半年，我也没有做过对于日本不利的丝毫的活动。”
　　　　“那你每天都做些什么事呢？”
　　　　“我在打算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甲骨文”
　　　　虽然审问不出一点名堂来，但警察局仍不释放郭沫若。他们把他关进了第三号监房，为了防止自杀，还解下了郭沫若腰间的皮带。
　　　　郭沫若被警察带走以后，安娜多方奔走营救。她先去市川的边区找到了击剑名人横田兵左卫门。这位横田兵左卫门是仙台藩的土族，交友很广，东京的思想检事的首席平田薰是横田的同学。安娜和横田一起路到东京请平田薰检事帮忙斡旋。日本的警察是要受检事的指挥的。普通要逮捕人或搜查人家，没有检事的传票，警察一般是不敢专擅的。经了检事亲自出马奔走说项，警察局长当然是奉命唯谨。因此郭沫若在东京警察局被拘留三天后，终于释放了出来。
　　　　已经是傍晚时分，他急急地往家走。家中的一切和往常一样。郭沫若见到安娜由于连日奔波劳顿，丰腴的容颜一下子消瘦了好些儿，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他把妻子紧紧搂在了怀里，这一对患难夫妻久久偎依着，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最小的女儿淑子照样欢呼着跑来拥抱爸爸，稚气地问道：“爹爹，你带回土产来了吗？”“土产？”“我没有告诉她。”安娜笑着解释道：“她以为爸爸是出外旅行了呢！”
　　　　郭沫若明白了，安娜就像基督耶稣，宁肯自己担惊受怕，奔走辛劳，承受一切的苦难，也绝不让孩子们纯洁的心灵受到一点点的压抑，蒙上一点点的阴影。
　　　　郭沫若这次被东京警视厅无理拘留，给安娜带来了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日本是强国，中国是弱国，日本人本来就瞧不起中国人，郭沫若又是一个亡命之徒，左翼分子，那些邻居们便都闪着戒备而又轻视的眼光。有的人甚至说安娜的坏话。
　　　　郭沫若的行动是受到双重的监视的，一重是刑士，一重是宪兵。他的相片，乃至全家的相片，都曾经在日本的报纸上登载过。郭沫若被视为“左派的要人”，搬到新居来没几天，刑士便像甩不掉的警犬猎狗一样跟踪而至。他们每隔一、两天便要来打扰一次，还美其名“保护”。
　　　　郭沫若在北伐时期曾被授予过中将的军衔。有一天，一位刑士问郭沫若：“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啊？”
　　　　郭沫若知道这位刑士是把他视同如中国的一般军阀了：自己虽然亡命在外，国内却还有残留的部队存在。“真可笑！”他想。身旁站着安娜生的四个儿女，他本意是想说他只有四个儿女，这就是他的“部下”，所以就开玩笑似地伸出四个手指头。
　　　　那位刑士一点也不懂得幽默，反而吃惊地伸出了舌头，说：“噢，了不得！四万人，那可要很大一笔数目来办给养啦！”“哈哈哈”郭沫若禁不住哑然失笑了。安娜也忍俊不禁。
　　　　市川驻有一个宪兵营，宪兵经常来纠缠不休。这些家伙穿着马裤，脚穿黑皮的长统马靴，一个个凶神恶煞，孩子们见到他们就赶紧躲到父母身后去。
　　　　为了丈夫的安全，安娜巧妙地和宪兵、刑士周旋应付着。
　　　　郭沫若来日本后，创造社的朋友们每月给他一百元的生活费。1929年2月7日创造社被封闭，这每月百元的生活费便断绝了。幸亏安娜处家俭约，她一个人操持家政，炊食洒扫，洗衣浆裳，乃至对外的应付等等，几乎一切全都靠她。1928年成仿吾去欧洲时路过东京，曾经给郭沫若留下了一千元作为生活费。这笔钱安娜一直舍不得用。一直到1930年9月，郭沫若和安娜才用成仿吾送的一千元钱在千叶县国分村须和田弁才天买了一幢坐北向南的曲尺形平房，共有五六间，有书斋、客厅、茶室、厨房以及儿女们做功课用的房间。房子前面有一带凉棚，上面爬着朱藤。再前面是菜园花圃。从此他们就定居在这里了。
　　　　大的两个儿子在东京上中学。安娜每天要为他们准备早饭和中午的“便当”；为了让孩子们搭乘电车不至迟到，安娜早上五点钟前后便须起床。她又有养鸡的癖好，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了好花木以及蕃茄、朝天椒。总之，在这个家庭里处处都凝聚着安娜的心血和汗水，屋里屋外整天忙碌的是她的身影。郭沫若在致力于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研究之外，又写了不少自传性的作品并从事翻译。有了稿费收入，也就免除了一家人饿死的危险。除了卖文以外，他们是没有任何固定的收入的。
　　　　庄子曰：“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xu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在那些困苦的日子里，郭沫若和安娜就像两条泉水干涸之后挣扎在陆上的鱼，彼此用口水沾湿对方，相濡以沫，共度难关
　（八）别妇抛雏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以后，郭沫若决计回国参加神圣的抗日战争。国内政界要人张群、邵力子以及老友郁达夫等，或进言，或斡旋，或书信联络，最后经蒋介石同意，表示对郭沫若要“有所借重”。国内进步文化界在鲁迅逝世之后，更是翘首以待，盼望郭沫若早日归来，担当起领导文化界团结抗日的重任。
　　　　祖国召唤着亡命海外的游子共赴国难。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迫切需要像郭沫若这样久经考验的文化战士。
　　　　然而回国就意味着和相依为命的安娜再次分别。在中日全面交战的时刻，这次分别更不比往常，还不知道今生今世能不能够重逢？
　　　　他迟疑着，不敢把要走的真情向安娜讲明。钱瘦铁和金祖同为安排他回国的事继续忙碌着。与此同时，日本的警察和宪兵则进一步加强了对他的监视，唯恐郭沫若乘机潜渡回国。
　　　　时局在不断地变化。郭沫若心想自己在日本警察和宪兵的严密监视下，恐怕一时是难以脱身的。日本警察当局甚至可能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再次把他投入狱中。他曾经尝过日本式的铁窗的滋味。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他们不仅会把他监禁起来，而且有可能将他秘密杀害；或者盗用他的名义发表拥护日本的声明
　　　　为了以防不测，郭沫若预先写好了一张遗嘱交给金祖同，万一他脱身不得而又遭到了意外的话，就让金祖同在国内发表。
　　　　遗嘱是这样写的：“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他。我们物质上的牺牲当然是很大，不过我们有的是人，我们可以重新建筑起来的，精神上的胜利可说是绝对有把握的，努力吧！祖国的同胞！”
　　　　他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关在书房里写这封遗嘱的。当他饱含着热泪写下最后一句“努力吧，祖国的同胞”时，心里分明同时在对自己说道：“努力吧，郭沫若！努力吧，郭开贞！”
　　　　遗嘱写好之后，郭沫若又郑重地署上了自己的名字，盖了一颗“沫若”的二字阴文底印。
　　　　7月14日。吃罢早饭，邮差给郭沫若送来了一张明信片。他急忙接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石沱先生：
　　　　青年会已经去看过，现有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二十四号等
　　　　间空室，俱西式，空气甚好。叔崖君愿为君在室中布置一切。合意那间
　　　　请来信告知，俾预先通知收拾
　　　　生殷尘上×月×日
　　　　安娜问他道：“谁写来的呀？”
　　　　“横滨的一位友人。”
　　　　“你要去横滨？”
　　　　“是啊，我想去海滨避避暑。”
　　　　其实这张明信片所写乃是隐语。“青年会”指神户，西式房间指外国轮船，几个房间号码指开船的日期。叔崖即钱瘦铁，殷尘即金祖同。原来钱瘦铁打听到了本月内由神户开出的外国船只，金祖同随即给郭沫若写了这张明信片，征求郭沫若的意见。
　　　　究竟定在哪一天走呢？郭沫若既想回国抗战，又不忍和妻儿们生离。此时安娜在缝衣，大儿子和夫在看书，另外三个小一些的孩子在庭园中玩耍。郭沫若内心里泛起一种难言的苦衷，犹豫再三，他才选了最后一天——24日。
　　　　啊，啊，他还是想尽可能和妻儿们多呆一些时候！
　　　　他想亲眼看到安娜整天忙进忙出，他想见到两个大一些儿子埋头书案，他想看到小儿女们在园子里玩耍，掘小池喂金鱼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多么亲切而又多么难分难舍啊！
　　　　他有一颗做丈夫的爱心，他有一颗做父亲的爱心，他更有一颗对祖国的爱心。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郭沫若在明信片上写了一首五言诗：
　　　　廿四传死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岱岳，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剧可怜。
　　　　钱瘦铁和金祖同为了郭沫若回去时在轮船上不被日本警察注意，本来预备购买三等舱的，这样可以让郭沫若混杂在众多的旅客之中而不致被发现。无奈二三等票都卖完了，只得改买头等舱位。花了一百六十多元的日元买了两张，一张给郭沫若用，化名是“杨伯勉”，另一张金祖同用，化名是“殷祖桐”。经过朋友们的周密安排，郭沫若决定7月24日离家，25日从神户上船回国。
　　　　这个事情一直是瞒着安娜秘密进行的。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寓内很沉静。郭沫若和妻儿们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享受着最后一个晚上的天伦之乐。他手执剪刀修指甲——心里突然像针刺一样疼痛起来，手一抖索，差一点剪破了手指。明天一早就要悄悄地离开妻儿们，他心里实在太难过了呀！
　　　　安娜在一旁说：“电灯光太微弱了么？”
　　　　“晤晤，”郭沫若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他的两眼在不很明亮的电灯光下闪着挣扎和彷徨的光，他的心在剧烈地颤抖。
　　　　睡前，郭沫若踌躇再三，终于用试探的口吻，向安娜暗示道：“我不久想离开此地了。”
　　　　他不敢向安娜透露回国的确切日期，因为他不忍见到妻子和他诀别时难过伤心。那种催人泪下的场面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其实安娜早就觉察了他要走的意思。这些日子，空气异常的紧张，完完全全是一种战时的气氛。到他们偏僻的寓所里来访的客人骤然间多起来了，刑士和宪兵也加强了对他们的监视。安娜是有心人，她对这一切异常的现象怎么会熟视无睹呢？
　　　　有一天，安娜一个人走到市镇上去，看见有好些妇女拿着布匹和针线巡行街头，请求过路的人缝上一针。她们之中，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儿子，或者是兄弟，被军部派遣到一衣带水的邻国（中国）去，名义上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际上是去屠杀那里的人民，去掠夺那里的财富，去占领那里的城市，去烧毁那里的村庄。总之一句话：是去制造死亡和仇恨。制造死亡必然种下仇恨，死亡和仇恨从来都是一对孪生体。安娜不明白这些缝千人针的本国妇女竟何以这么愚蠢，难道她们不明白战争对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吗？这时，一位年青的女子拦住了她，央求道：“请缝上一针吧！”
　　　　安娜迟疑着未肯接手。那女人于是又向她解释道：“这密密缝就了的布送到军部去，可以作为前敌将士避弹的护身符哪。”
　　　　安娜苦笑了一下，问道：“那东西真正能够避弹吗？怕是迷信吧。”
　　　　那女人瞪了她一眼：“什么话？难道你不是日本人吗？”
　　　　安娜心里明白，发动战争的是日本——自己的国家；被侵略的是中国——丈夫的祖国。中国实际上又是她的第二祖国。这是一个矛盾，只有深明大义的人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严酷的现实。安娜每天都读报纸，她对日本军部发动侵华战争不时加以抨击：“实在说来，我虽是日本的女儿，但我对于本国的人民竟有由衷嫌恶的时候。”所以，听了郭沫若暗示的话语以后，她虽然还不知道第二天一早郭沫若就要别她而去，仍然像妻子送丈夫重上战场一样，略为沉思了一会儿，叮嘱郭沫若道：“走是可以的，不过不能像从前那样胡闹才是。你的性格不定，最足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宁静的夜，一颗无论怎样也不能宁静下来的心。盛夏的夜晚是短促的。时钟滴答滴答的响着，像是不可见的神灵在念着催征的符咒。
　　　　“最好还是再等一等看，”郭沫若低低地自语道。“因为国内的情形还不够明朗，我今后的出路仍然是毫无把握的。我走后安娜母子的生计与安全也是大问题”
　　　　转念又一想，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他觉得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正是唯一的路！
　　　　心潮起伏，夜不能寐。郭沫若在枕上吟成七律一首：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理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首七律用的是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的原韵。尽管郭沫若和鲁迅末见一面，甚至曾以笔墨相讥过，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郭沫若这次回国是有鲁迅精神笼罩着的，可以说他是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毅然回国，献身于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
　　　　凌晨四点半，郭沫若便悄悄起床了，换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他给安娜及四儿一女分别写好了留白，打算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
　　　　然后，他又蹑手蹑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