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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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字上。慢而生懒，懒而生怠，怠而因循苟且，遂成世风。‘操之过急’之论，形似有理，实为谬误。不以急风骤雨，何以洗除积弊？不以霹雳手段，怎显圣上神威？圣上，‘变法’任重道远，人生暂短，臣今年已五十岁，能不与时日相争，以期尽早完成圣上所托吗？”
　　“操之过急”原是苏轼品茶之间脱口而出的，经不得王安石一通雄辩。加之王安石一颗滚烫忠心，赵顼大受感动，他又“变”回去了。“三、五年以成大业”的憧憬又浮在心头。他强忍着情感上的波澜，才没有失态。他神情仍作肃穆状地又问：
　　“吕惠卿为人如何？你了解吗？”
　　吕惠卿，城府深沉而令人难以捉摸，智者共见。但才高而机敏，亦为智者共识。此人是“变法”中唯一可以借重的人物。不仅可以借重其才智和毅力，实践自己的设想，还可以借重其谋略决断，行事果敢，对付“变法”的反对者。王安石心中有数。但此刻他想的是只要自己以强硬和自信，坚定地顶住苏子瞻和司马君实的谏言，皇帝才会完全倒向自己一边。他以不容置疑地口气回答皇帝赵顼：
　　“吕惠卿，当代英才，学贯古今而通晓百家。欧阳修曾誉为‘文学辨慧’，富弼曾誉为‘后进俊彦’。臣与吕惠卿相识于常州，至今十年有余，深信欧阳公与富宰辅之言确非虚论。以臣观之，学先王之道而能用于今世者，当朝唯吕惠卿一人。圣上请览《均输法》文本，此法之成，全赖吕惠卿之力。其思维之锐进，思虑之精密，决不在当代人杰司马光、苏轼之下”
　　赵顼心动而无语，翻开《均输法》借着烛光浏览几页，忽而掩卷厉声询问：
　　“吕惠卿既然如卿所论，何以有人以‘奸巧’、‘阴毒’恶之？”
　　王安石看得明白，此刻皇帝的声色俱厉，不再是因为“操之过急”和“奸巧非佳士”，而是转向这些言论的参奏者了。他及时抓住年轻皇帝的这个变化，抛出了他从吕惠卿、曾布、谢景温等人议论中汲取的精华，向赵顼性格中最敏感的部位出了一招：
　　“圣上询问极是。‘变法’之举刚刚开始，新法至今无一项推行，何以有‘变法乃残民之术’、‘变法必有覆舟自焚之祸’之说？臣思之再三，其源在于圣上欲以先王之道变天下流俗，故与天下流俗相为轻重。如果流俗权重，则天下之权归流俗；如果圣上权重，则天下之权归圣上。话说得明白一些，就是朝廷里有些人正在与圣上争权啊”
　　王安石一下子捅到皇上赵顼的疼处，赵顼一跃而起，拍案而语：
　　“若有人以败坏先王之道而诽谤‘变法’，朕决不宽恕！”
　　王安石急忙叩头高呼：
　　“圣上英明。”
　　皇帝赵顼扶起王安石，信任地说：
　　“朕得卿，如得良师，不再迷茫了！来，我们连夜敲定这《均输法》吧！”
　　王安石举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舒了一口气，微微地笑了。

　　篇九
　　皇宫·王府·苏府·
　　　　一个惊人的消息从皇宫传出·家伎、官妓、娼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御史中丞吕诲亮出了反对“变法”的旗帜·一篇离奇的《奸论》哄响京都·罢贬狂潮席卷而来·
　　皇帝赵顼在琼林苑召见苏轼、司马光之后的半个月里，朝廷异常平静。除了王安石每日进入宣德门处理朝政日常事务外，“制置三司条例司”的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苏辙等，都似乎一下子销声匿迹了。御史台、谏院的官员和二府、三司因“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而丧失权力的臣僚们，熬着早至的酷暑沉默着，心烦意乱地注视着皇宫里的一切动静。
　　六月初，一个惊人的消息从大内皇宫传出：皇上焦虑成疾，皇太后、太皇太后深夜驾临福宁殿探视了皇帝的病情，王安石被深夜召见，受到了皇太后的严厉训斥。
　　这则消息明显地意味着“变法”要完了。可靠吗？御史、谏官们没有查实就相信了。二府、三司官员探知了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确有深夜福宁殿探视皇帝“病情”之行，便深信无疑。于是，他们着魔似地欢腾起来。家蓄歌伎者，饮宴歌舞，通宵达旦；家无歌伎者，重金聘请，日以继夜。以致院街、马行街、曲院街、鸡儿巷、麦秸巷、杀猪巷有点名气的酒楼、妓院的歌伎、娼妓供应不敷，甚至曾出现争请之战。京都的文人们兴致极高，但因囊中羞涩，只能携拥野妓、暗娼夜游御街，在路灯荧煌和月色朦胧中狂舞高歌。
　　家伎、官妓、娼妓、暗妓、野妓，大宋京都的晴雨表啊！
　　六月十一日，一声霹雳，“均输法”出台了。“均输法”宣布：为供应京城皇室、百官、军队的消费，朝廷拨给内藏库钱五百万贯，上供米三百万石，以供周转的费用。发运使掌握淮、浙、江、湖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六路每年应该上供和京都每年所需物资的品种、数额以及库存情况，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交易蓄买”，贮存备用，供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试图由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调节供求关系，做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同时，以陕西转运副使、五十三岁的薛向为东南六路发运使的实施机构出现于京都。派往一淮、浙、江、湖推行“均输法”的新进官员，突然从京都一下冒了出来，乘车的乘车，策马的策马，旗帜堂皇，轰轰隆隆，示威般地穿过东西大街，分六路奔驰而去。
　　府邸里的歌舞，哑了，停了。
　　家宅里的酒宴，凉了，散了。
　　御街上的夜游，冷了，垮了。
　　御史、谏官和二府、三司的官员们又一次遭到了嘲弄。他们怒火中烧；从大内皇宫传出的消息原来是假的！一定是王安石故意放出来，用以掩盖“均输法”的出笼。真是欺世骗人的卑鄙伎俩啊！
　　他们骂对了。但放出假消息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吕惠卿。这个“伎俩”，不是出于吕惠卿有意嘲弄，而是出于他性格上的“奸巧”。一种超越众人才智的“奸巧”啊！
　　重臣们恨得咬牙切齿。这个“均输法”的出笼，简直是“制置三司条例司”出笼的重演，完全是故意蔑视二府、三司。而薛向任东南六路发运使的设置属官和六路新进官员车粼粼、马萧萧地游街出京，则完全是“招待新进勇锐之人”的扬威仪仗。王安石啊，骄赛阴贼之徒！
　　他们骂的当然也有理。王安石确实有些“骄蹇阴贼”。如果说“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立是“操之过急”，那么，这个“均输法”的出笼，就是“突然袭击”了。错而不改，变本加厉，还不够“骄蹇阴贼”吗？但，这种“骄蹇阴贼”也是他们反对、弹劾、抗争造成的，不“骄蹇”，“变法”就得煞车；不“阴贼”，新法就不能推行。王安石“用心太急，自信太笃”的执拗性格和刚毅果敢、锐意进取、不待时日、不畏艰险的品质决定了这次“突然袭击”的出现。王安石的本意也许是为了避免激烈的抗争，但却引起更加激烈的争斗。
　　二府、三司失却权力的大臣和谏院、御史台的官员们，开始在沉默中聚集力量，盘算谋略，睁大眼睛注视“均输法”的实施中有何纰缪，准备伺机反扑。
　　王安石和他的支持者，风风火火、轰轰烈烈地在淮、浙、江、湖六路（淮南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两浙路）设置机构、招徕官员、组建官船、招募客舟。开始了朝廷“稍收轻重敛散之权”的均输，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从中盘剥，以图达到“国用可足，民财不匮”的设想。
　　汴河上的漕运船队一日一日地增多，桅杆如林，锦帆蔽空，全国最富庶的东南六路的漕粮百货渠运而来。漕运号子声震动京都，日夜不停，为繁华的京都又增加一景：“汴河锦帆”。
　　在日夜回响的漕运号子声中，闭门不出的司马光，以他特有的沉稳，投入了日以继夜的书局事务，又送走了半个月时日。前天，他的助手刘攽因其哥哥刘敞（字原父）病故将近周年，回江西新余老家扫墓去了。他的另一位助手刘恕，因已调书局供职，也返回翁源县交割事务去了。书局的工作暂停，这就给了他潜心研究《均输法》条款的足够时间和精力。
　　司马光研究“均输法”的初衷，原只是想摸清皇上突然决定加速推行新法的意图，其中也许含有寻找其中谬误的动机。但在一夜半天的研究之后，他竟奇异地萌生了兴趣，认为这部“均输法”若能切实实施，也许真是一部求治有效的妙方之一。他顺手推开儿子司马康送来的午饭，闭目凝神地悉心琢磨。
　　范祖禹走进书局，看见桌案上未动的饭菜和展开的《均输法》文本，以为老头子又在为“变法”生闷气了，不觉微微摇头，迟疑片刻，轻步上前，低声叫了一声：
　　“老师”
　　司马光忽地睁开眼睛，目光闪亮，顺手就把《均输法》文本推给范祖禹、激动地说：
　　“淳甫，这是介甫制定的《均输法》，你看看！”
　　范祖禹以为司马光因气愤所致，急忙宽慰：
　　“老师正在治史，不必为眼下的事情过分操心。”
　　司马光看出范祖禹误解了自己的意思，笑说：
　　“治史为了资今。否则，治史何用！”
　　范祖禹愕然。
　　司马光兴致极好：
　　“这部《均输法》，是介甫才智之所集，很值得一看的。”
　　范祖禹惊讶了。这部“均输法”文本，他已在祖父范镇府邸看过了，结论是“纲”极佳而“目”极缺，缺少预防消极后果的措施。他不敢把这个看法告知祖父，因为祖父根本就没有理睬这样的文本。他此刻来到书局，就是想探知司马光对这部文本的看法的。如果能借重这位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之力，把自己的看法奏知皇上，以弥补此法之缺，不是比御史、谏官们的一味反对强多了吗？他了解司马光这个老头子的为人，在朝廷群臣面前，神情严峻、不苟言笑，语不虚发，令人敬畏，但在与后生学子的交谈中，却慈祥随和、乐于争辩，毫无凌人之气。出于尊敬，他捧过“均输法”文本，坐在司马光对面，请教说：
　　“能为老师赞赏者，必有创见之处。请老师示知。”
　　司马光持须而语：
　　“我朝建都汴京一百零八年来，为供应皇室、百官、军队、市民之需，特在东南六路设置发运使，负责督运粮盐百货。近几十年来，官吏因循，不问丰年灾年，不问需要多少，不问价钱贵贱，一律照章而行，致使运费浩巨，供应不协。物品缺时，高价收购；物品多时，半价抛售。富商大贾囤积居奇，左右市易，上赚国库银两，下敛黎庶之银。此法主张粮盐百货漕运官营，强调‘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之原则，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之资，并提出“从便交易蓄买”，以避免富商大贾之盘剥，也许可解国库匮乏之忧。”
　　范祖禹头点：这就是他认为的“纲”极佳之处。但“目”呢？老头子不会见而不察吧？他再次拱手请教：
　　“老师教诲，我记住了。此法有无偏颇之处？”
　　司马光慈和地望着范祖禹：
　　“历代安业乐富之道，在于农尽力、工尽巧、商贾流通。此法立意于官营，必压抑商贾之交流，乃为偏颇之处。矫枉过正，也许是一时之需，介甫有意为之。我所虑者，此法匆忙而出，实施官吏未加精选，未经教育，新进锐勇之士，又不明宗旨，不解分市深意，如果借法弄权，或假公济私，则此法之害，烈于富商大贾矣！”
　　范祖禹瞠目，自己看到的是“‘目’极缺”，而老头子看到的是“祸所倚”，比自己深刻多了。他情急地说：
　　“老师既看到福之将至，祸之所倚，何不立即奏请圣上，或转告执政，匡正所缺，以完备新法。”
　　司马光神情一震，面色忧郁起来，旋即吁叹一声，闭目摇头。似乎在说：介甫急功，皇上近利，箭已发出，欲停不及。若再烦言相扰，独讨皇上厌烦、介甫怨恨耳！
　　范祖禹看出了司马光的疑虑。
　　他突然想到风华正茂、言无所忌的苏子瞻。此人素来敬重司马光，亦为皇上所赏识，也许能够转呈老头子之所虑于皇上，便站起恭身询问：
　　“老师有意会见苏子瞻否？”
　　司马光蓦地睁开眼睛，惊异地打量着范祖禹，神情肃穆地叮咛说；
　　“淳甫，从今以后，你也少晤苏子瞻吧。你两家有世交之谊啊”
　　范祖禹愣住了。
　　此时的苏轼，正在苏府庭院梨树下，歌舞酒宴，款待他的朋友章惇。
　　章惇今天是骑着他心爱的“秦岭玉”来的，现时就系在庭院内的假山旁。此马不算高大，脚力一般，但体态极为神气：浑身雪白，通体如玉，短鬃秀尾，笋耳亮目，颇具飘逸之韵；其反应灵敏，善解主人之意，为章惇自得而乐道。今天，赤色辔头饰其脑，红色鞍鞯覆其背，玉体飘火，更显神韵。苏府上下人等，围而观赏，啧啧称赞。章惇曾任商州令，政绩颇佳，此马乃商州的一位朋友去年来京时赠与的。
　　章惇今日是为调解苏辙和吕惠卿日益紧张的关系来到苏府的。苏辙担任“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之职后，奉王安石之命与吕惠卿共同制定《青苗法》条款。“青苗法”是“变法”在乡村中的根本措施，用官府贷款之力，发展农业生产，消除富豪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抵制土地兼并和农村贫富日益严重的分化。王安石根据他在浙江鄞县实践的局部经验，提出的具体设想是：从各路仓库拿出一千五百万贯粮钱为本，在播种和夏、秋粮未熟的正月和五月，由官府以十分之二的利息，每年分两次贷款给农民，以发展生产。夏收、秋收之后，连本带利还纳，使农民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官府亦能有所收益。颁法之后先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试行。但在制定具体条款和实施方案时，苏辙与吕惠卿发生了争执，而且越闹越僵，近日竟形同水火。昨天夜里，苏辙在灯下写了一封长信给王安石，陈述自己的意见，并在“贷款作保”、“还纳方法”、“坚持自愿”等具体政策上，斥责吕惠卿的“专横武断”和“不恤民情”，希望王安石出面制止吕惠卿的乱闹。今天午饭后，苏辙就持信匆匆奔向王安石府邸。如果章惇能早来一个时辰，正好堵住，因而苏氏兄弟今后的命运也许完全不同。谁知道呢？
　　苏辙去了王安石府邸，苏轼十分感谢章惇的情谊，忙设美酒歌舞接待朋友。
　　酒是醇香的，歌是美妙的。苏府的歌伎，现在已是十人班子了。由于苏轼的声望和歌伎琵琶的张罗，京都艺坛上稍有名气的角色，如丽玉、倩楚、胡琴等都慕名来到苏府。弹奏、演唱、舞蹈，行当齐全。角色才貌俱佳。加之琵琶于管教、习艺上规矩甚严，这个班子的声情音律之美，在朝廷重臣的家伎里比较堪为上等。
　　春兰秋菊，璨烂纷呈。琵琶从容弹奏，韵味清雅；胡琴洞箫横吹，意境缠绵；倩楚巧弄丝弦，筝声幽远；丽玉舒袖歌吟，歌舞戏云。章惇举杯痛饮，高声赞誉：
　　“绝妙无比，果然不凡！子瞻识人，京都绝色奇才都聚于苏府了！”
　　苏轼得意非凡，连杯狂饮。
　　子瞻以歌伎迎客，素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一般客人或入京的学子造访，出歌伎欢宴以礼迎，弹奏歌舞，均随客意，自己独坐一旁，以笑作陪，从不插言播语、指歌点曲。一种是朋友来访，出歌伎欢宴以共娱，他或击节唱和，或赋词入曲；或弄弦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