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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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每为友人言：“缘吾读《眉山集》而致也。”及至苏轼文字遭禁，片纸只字皆宝，一纸轻万钱，密而藏之。野史记载：宣和年间，“隐相”梁师成以三百千钱购得苏轼一幅《英州石桥铭》；谭稹以五万钱从沈元粥手里购得苏轼亲笔“月林堂”三字榜名；有一士人携苏轼诗集出城，为门役查获，执送有司勘审，京尹见其诗集后士人题有一诗：“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才力谩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人间便觉无清气，海内何曾识古风。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京尹抚苏轼诗集而神情怆然，誉士人为人之义，执酒以敬，暗纵之。
　　苏轼逝去了，人们怀念他，思之不得，化之为神。野史记载：京都学子莫蒙正，夜梦行湖上，见一老者，野眼髻发，颀然而长，参从者甚众，轩轩然常在人前，路人皆雀跃欢呼：“此苏翰林也。”莫蒙正趋前拜见，执礼甚恭：“蒙正为儿时，诵先生文，愿执巾侍，不可复得，不知先生厌世仙去。今何所领，而参从者若是啊？”苏轼熟视曰：“是京都太学生莫蒙正否？”对曰：“是。”苏轼颔首作答：“我今为紫府押衙了。”莫蒙正梦醒，遍传“苏子瞻今为天上紫府押衙”于京都。更为甚者，苏轼成神之说，起于皇宫：一日，宫醮，皇帝赵佶亲临之，道士拜章，忽如睡梦，久之乃起。皇帝赵佶诘问其故，道士答曰：“贫道甫伏于地，即恍惚面魂灵升入天帝灵霄官，见奎星长正在奏事，视之，乃本朝苏轼也。”皇帝赵佶惧而惶恐，遂访求搜集苏轼之文，归之秘府，南宋文学家刘克庄有诗记其事：
　　岭外瘴魂多不返，
　　家中枯骨亦加刑。
　　稍宽末后因奎宿，
　　暂仆中间为彗星。
　　早日大程如反覆，
　　暮年小范要调停。
　　书生几点残碑泪，
　　一吊诸贤地下灵。
　　苏轼和他的文字，终是不朽的。

　　篇二十二
　　汴京·端礼门·宣德门·繁塔寺
　　晨钟暮鼓，苍凉凄绝。北宋王朝灭亡了·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十五年。苏轼病逝一年。
　　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十七日清晨，雾漫泞京，掩没了皇宫里的殿宇亭台和街巷里的酒肆楼阁。京都十大禅寺的晨钟声几乎是同时响起，雄浑苍凉，猛烈地驱散着灰蒙蒙的浓雾，强烈地摇落着御路两侧桃、李、梨、杏湿淋淋的枯叶，焦躁地唤醒了京都习惯于晚睡晚起的人们，撞击着皇宫端礼门前连夜矗起的一座石碑。这座石碑是大宋建国一百四十二年来不曾有过的。石碑前已滞留着早朝散去后的朝廷百官，京都闻讯的文人、学子、艺伎、黎庶也从各条街巷陆续赶来观看，至雾散日出已时，已聚众数千，嘈杂、议论、喧闹声代替了十大禅寺的晨钟声，端礼门前呈现出一片混乱。
　　这座石碑，高一丈五尺，宽五尺，黑底白字，石工刻镌而成，额以“元祐奸党碑”五字，乃皇帝赵佶御笔，碑文乃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京所书。其文曰：
　　皇帝即位，旌别淑匿，明信赏刑，黜元祐害政之臣，摩有佚罪，乃命
　　有司夷列罪状，第其首恶与其附丽者以闻，得一百二十人。皇帝命书而刻
　　之石，置端礼门前，永为万世之臣戒。又诏京书之，将颁之天下。臣窃惟
　　陛下圣神英武，遵制扬功，彰善瘅恶，以绍先烈，臣敢不扬休命仰承陛下
　　孝悌继述之志。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臣蔡京谨书记。
　　下列元祐奸党名单一百二十人。等其罪状，刻石而定。
　　文臣执政官二十三人：
　　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吕大防、韩忠彦、范纯仁、曾布、刘
　　挚、王岩叟、范纯礼、蒋之奇、韩维、孙固、李清臣、苏辙等。
　　待制以上官三十五人：
　　苏轼、范祖禹、赵君锡、朱光庭、吴安持、孙觉、鲜于亻先、贾
　　易、曾巩、范纯粹、杨畏、吕陶等。
　　馀官四十八人：
　　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刘攽、司马康、刘安世、吴安诗、
　　欧阳棐、王巩、郑侠、程颐等。
　　内臣八人：
　　张士良、鲁焘、赵约、谭囗、杨囗、陈询、张琳、裴彦臣
　　武臣四人。
　　王献可、张逊、李备、胡田。
　　曾任宰臣二人：
　　王珪、章惇。
　　这座“元祐奸党碑”的出现，群臣黎庶都迷们而恐慌。这个杀气腾腾的举措，明面上是皇帝赵佶和宰相蔡京“崇尚熙宁之政”、恢复“熙宁新法”的宣言，骨子里却是皇帝即位改元后的一次大清洗：定罪为“元祐奸党”的一百二十人中，既有“熙宁”年间“变法”的反对者，也有“变法”的倡导者和支持者；既有“元祐”年间“革故鼎新”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又有“革故鼎新”的反对者；而且这一百二十人中，一半是当代著名的学者和文人。钦定“奸党”失去了明确的界线，只能是一种滥行权力、为欲所为的暴政。于是，群臣在这个“奸党”名单中所关注的，主要不是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而是自己所亲近过的朋友，政坛纷争可伸可缩、株连之累可大可小，如若朝廷纷争再有发展、株连的圈子稍有放大，自己不也进入“奸党”中了吗？京都学子、文人、黎庶，早已对朝廷近三十年来不停的政争烦透了心，此时之所见所思，主要不是这些“奸党”的罪行，而是近三十年来这些人物留下的“遗产”，拥护“变法”者，在思念章惇、曾布、李清臣、韩维等人在“熙宁”年间的功绩和不凡表现；反对“变法”的人们，在思念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苏轼、苏辙等人在“熙宁”、“元丰”年间坎坷的遭遇；大学的学人学子们，在思念司马光、范祖禹、司马康、刘攽等人十五年冷室著作的清苦艰辛和《资治通鉴》的辉煌成就；文坛瓦肆的文人艺伎们，在思念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人的才情诗篇。人们对权力滥用者的传统厌恶和对是非不分中弱者遭难的传统同情，迅速升腾为对这座“元祐奸党碑”的怀疑和反感，心中长久淤积的对朝廷不满的愤怒喷发了，变成了骚乱的狂呼嚎叫：
　　“章惇何罪？”
　　“曾布何辜？”
　　“苏轼连年颠沛流离，何党何奸？是非不分！”
　　“司马光，朝臣典范，何罪而遭此劫难，人心不服！”
　　“崇宁，崇宁，崇尚‘熙宁’‘熙宁之政’何在？欺天欺人！王安石地下有知，当嚎啕痛哭”
　　骚乱的狂呼嚎叫声，震动了皇宫，震动了京都，人群不断地向端礼门前涌来，朝廷惶恐了，大内禁卫甲戈涌出，立即控制了端礼门，皇城司的巡逻铁骑也狂飚似地赶来，控制着通向端礼门的各条巷口，人们在铁甲铁骑的包围中沉默了。
　　在大内禁卫涌出，皇城司铁骑狂飚而至的同时，一队黄甲禁卫拥着宦官头子童贯乘马而出端礼门。
　　童贯，字道夫，汴京人，时年四十八岁，因善于迎合皇帝赵佶之意图而获宠。其人外和而内狡，笑面而习心，现时虽为宦官，实际上权同右相，与蔡京相倚相援，已成为皇帝赵佶的左右手，“元祐奸党碑”之立，乃出于童贯与蔡京的“合谋共奏”。
　　童贯立马于端礼门前，望着含怒沉默的人群，微微一笑，手持圣旨，高声喊道：
　　“圣上诏谕百官黎庶！”
　　百官急忙跪倒领旨。
　　黎庶、文人、学子亦随而跪倒。童贯高声宣旨：
　　奸党之罪，为害社稷，实不可寡，刻石贬罚，以戒不忠不信之臣。
　　今再谕四事：
　　一、诏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备立“元祐奸党碑”以示天下黎庶共知，使奸人司马光、苏轼、章惇、曾布之辈，遗臭千古；
　　二、诏令焚毁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景灵东官绘像；
　　三、诏令焚毁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所有诗文。范祖离所著《唐鉴》、范镇所著《东窗纪事》、刘攽所著《诗话》、僧文莹所著《湘山野录》亦悉行焚毁。私存匿藏者，以律严惩；
　　四、诏令宗室不得与元祐奸党子孙为婚姻，其奸党子孙亦不得入京为官
　　焚书坑儒，暴秦之所为啊！童贯宣旨声停，端礼门前死寂沉静，人群默然禁口，既无欢呼皇帝英明天纵的套话，也无愤懑激烈反对之声，端礼门前似乎成了一座苍凉阴森的墓地。人们胆怯了？哑巴了？麻木了？童贯立马而视，突然感到这种死寂沉静的可怕恐怖。这时从黎庶群中站起一位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年近八十岁的老人，长发散乱，神情颓废，步履踉跄地走向“元祐奸党碑”，深深一躬，稽首为哀，怆然悲呼，声恸云天：
　　“人无贤否，官无大小，悉列其中，屏而弃之，国运将尽，国脉将绝。上苍啊，大宋社稷，真是不可救药了吗”
　　苍凉悲怆的呼号声在端礼门前的上空回荡着，如雷声轰鸣。跪地的人们仰首而视，眼睛里含着泪水和火焰。
　　人群四周的铁甲铁骑，在苍凉悲怆的呼号声中，人伏鞍闭目，马垂首落鬃。
　　童贯立马端礼门前，眺望着如癫如疯的老人，脸上浮现出几丝阴笑。
　　老者突然仰天大笑，随即放声而歌，步履踉跄而去：
　　苏黄不作文章客，
　　童蔡翻作社稷臣。
　　三十年来无定论，
　　不知奸党是何人？
　　老人吟唱远去了，跪地不起的人们眺望着、垂泪着、沉默着、思索着。识者早已认出老人，心中默默地叨念着：他是云游和尚“无知”大师啊！
　　童贯立马端礼门，眺望着踉跄离去的老人，脸色铁青，低语身边的禁卫：
　　“奸党余孽未绝”
　　王安石、司马光病逝四十年。苏轼病逝二十五年。
　　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四日日落时分，汴京城城北城西号角急吹，战鼓急擂，战马的嘶鸣声萧萧不绝，马蹄腾起的烟尘，这暗了落日，淹没了城堞。三个月来兵临城下的金兵，又以攻城之势恫吓威逼着龟缩于皇宫内的大宋太上皇、教主道君皇帝赵佶、二十六岁新即皇位的皇帝赵桓和朝廷中枢重臣太师蔡京、太傅玉黼太尉梁师成、领枢密事、广阳郡王童贯、宰相李邦彦。他们此刻都聚集在“教主道君皇帝”赵佶辉煌的延福宫，在守城将校不停禀报的金兵动态中颤抖着。
　　去年（宣和七年）十一月，金兵分东西两路南下入侵，东路由完颜宗望率领，攻取燕山府；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攻取太原府。宋军主帅童贯、蔡攸（蔡京长子）不战而逃，各地守将竞相降金，并作向导。金兵东西两路长驱南下，渡过黄河，于十二月中旬会师汴京城下。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据城抗击，数挫金兵锐气，并号令天下兵马勤工。陕西边塞致仕老将种师道，以七十四岁高龄率师驰援汴京，任京畿、河北制置使之职，与金兵周旋于京都城外。而崇奉道教的太上皇赵佶，在占据皇位二十六年中，穷奢极欲、专事靡费，大建宫观，大兴土木，狎妓寻乐，微行觅春，腐败透顶，早被金兵吓破了胆子，年仅四十四岁，便把皇位传给了二十五岁的儿子赵桓，自己躲进延福宫自娱嫔妃去了。新即位的皇帝赵桓也是香风中长大的一个软胎，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挟持恫吓下，便派朝廷重臣李邦彦、张邦昌、白时中、赵野等至金兵大营，乞盟于城下，订立了屈辱的条款：
　　一、贡输金五百万两，银五百万两，牛马骡各一万头，驼一千匹，杂色缎一百万匹，绢帛一百万匹。
　　二、割让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三、尊金国皇帝为伯父，宋国皇帝为亲王。四、宋朝以宰相及亲王各一人为质。
　　条款已订，金银绢帛已纳，金兵仍围城不解，战马肆虐于城下，威逼朝廷罢免主战将领，遣散勤王兵马。金兵的号角声、战鼓声，终于使昏庸的大宋朝廷再次屈膝。今日傍晚，皇帝赵桓在蔡京、梁师成、童贯、李邦彦的催促下，借种师道部将耿南仲夜袭金兵大营失败之机，下诏罢免了兵部侍郎、尚书右丞李纲和京畿、河北制置使种师道的职务和兵权。
　　罢免李纲、种师道的诏令传出，立即激怒了京都的人们，在太学生陈东和进士欧阳澈的领导下，数百名学子冲出太学大门，沿街呼号，慷慨激昂，京都黎庶起而响应，聚众数万人，群情激愤地涌向皇宫宣德门。
　　陈东，字少阳，润州丹阳人，时年四十岁，登高挥臂情愤泪流，声情动人：
　　“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贼于内，李邦彦敛怨于西北，朱囗聚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辽金，创开边隙，使天下之势，危如发丝。此六贼者，异名同罪，当擒此六贼肆清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欧阳澈，字德明，抚州崇仁人，时年三十五岁，亦登高而演说，揭露朝廷茺淫靡费于人群之前：
　　“朝廷昏庸，奸佞当国，几十年来，王公卿相，几乎皆出于蔡京门下，误君蔽主，罪恶滔天。元祐奸党碑遍布全国，致使人才凋敝，谏言堵塞，谄媚之论，充斥谏院；投主所好，弄权取宠，极奢极欲，鱼肉黎庶。大家抬头看一看延福宫、民岳园，雕梁画栋、奇花异石、馆舍台阁，华丽奇绝。良岳园周长十五里，高峰九十尺，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啊！再看一看蔡京、蔡攸父子的府邸吧，金碧相照，形若天上宫阙，花石为墙，珠王饰屋，极天下木石之最。若不是贪赃枉法，窃国盗库，他能有那么多的银两吗？童贯公开鬻卖官爵，人所共知，京都早有“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之民谣，可有谁敢管啊！王黼荒淫无耻，坏事做绝，侍妾成群，其中有官封者达十八人之多，朝廷的官爵还有尊严吗？李邦彦，市井浪子，以讴谚得宠，凭蹴鞠当上了宰相，懂得什么朝政！此等奸佞执权，国家能不灭亡吗？现时，金兵威逼城下，李邦彦、梁师成对外屈服，与金兵订了城下之盟，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贡以金银千万两，以食饲虎，简直是卖国！对内残害忠耿之士，罢免李纲大人和种师道大人的兵权，简直是投敌所好！蔡京、童贯不除，社稷难保！梁师成、李邦彦不死，大宋必亡”
　　这是大宋王朝建国一百六十年来从未有过的京都大骚乱，也是孤城日落哀境中民心愤怒的大爆发。人群震怒，高呼“除此六贼”。陈东破指滴血成书，其书曰：
　　李纲奋勇不顾，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谓社稷之臣也。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之徒，庸谬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陛下拔李纲为执政，中外相庆，而李邦彦等疾如仇雠，恐其成功，因缘沮败，归罪于李纲。夫一胜一负，兵家常势，岂可遽以此倾动任事之臣。且李邦彦等人必欲割地，曾不思河北实朝廷根本，无三关四镇，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后，李邦彦等人能保金人不复改盟否也？李邦彦等人不为国家长久计，又欲沮李纲成谋以快私情，罢命一传，兵民骚动，至于流涕，咸谓不日为敌擒矣！罢李纲非特堕李邦彦等人计中，又堕敌计中也。乞复用李纲而斥李邦彦，且以阃外付种师道。宗社存亡，在此一举。
　　陈东的“血书”交宣德门禁卫呈入，人群秩序尚肃，伏阙高呼：“请见李右丞！请见种宣抚！”适李邦彦带随从护卫趾高气扬由宣德门出，人群拥前论理，李邦彦以势压之，众怒而数其罪状，且欲殴之，李邦彦捷足逃免。时皇帝赵桓遣内侍吴敏出而传宣：“李纲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