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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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上。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据王稼祥夫人朱仲丽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对本书作者口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王明毕竟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因而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九月十五日前来延安。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九月二十九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十一月六日才结束。　　　　
　　　　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须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的。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才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连王明也高呼“学习毛泽东”

　　　　一个特殊、显眼的信号从莫斯科发出：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清楚表明了莫斯科对毛泽东的支持。　　　　
　　　　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卸任回国的王稼祥及其继任者任弼时，嘱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②朱仲丽：《黎明与晚霞》，第二百八十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还特别强调了季米特洛夫以下的话：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②这下子，王明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了！本来，他处处借共产国际这张“王牌”压人。如今，他失去了“后台”，再也神气不了了。　　　　
　　　　毛泽东没有在会上公开开展对王明的批判，因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足以制服王明的挑战。毛泽东只是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提醒中央委员们，不要上“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不言而喻，“张国焘一类人”也就是王明的代名词。王明一看苗头不对，赶紧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发表《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一文，表示要“如北辰而众星拱之”那样“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这般的话，从王明的嘴里讲出来，何等的不容易！到了一九四○年五月三日，王明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尤为“精彩”。王明操着大舌头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来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王明以他“富有逻辑性”的“理论家”的特长，概括了从五个方面“学习毛泽东”：　　　　
　　　　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从中共“一大”以来，“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的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没有进过马列主义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很多新的创造”，“如《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革命政权问题的指针，同时也就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他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他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　　　　
　　　　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全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王明最后加以总结说：“我的总的意见，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四天之后——一九四○年五月七日，王明在《新中华报》全文发表了他的《学习毛泽东》。虽说是言不由衷，但王明毕竟还是公开表示了对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承认和拥戴。　　　　
　　　　《学习毛泽东》这样的文章，竟出自毛泽东的政敌之手，这也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在战胜了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挑战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非常稳固了。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张闻天辞去中共负总责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听了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张闻天当即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没有同意张闻天的意见，仍坚持由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　　　　
　　　　张闻天是个明白人。此后张闻天便逐渐交权，把负总责的工作，移交给毛泽东。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也移往毛泽东住处。一九三九年初，张闻天实际上已经不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在一九三九年七月至八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张闻天实际上只分管宣传、教育工作。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作了著名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从此开始了“延安整风运动”。张闻天认为自己“过去没有做实际工作，缺乏实际经验，现在要补课”。于是他出任“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团长，带队到晋西北去进行农村调查，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这一年多，他离开了延安，在农村蹲点调查。　　　　
　　　　一九四三年三月三日，张闻天接到通知，赶回延安，出席政治局会议。三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一决定，“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政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决定》指出，“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从而结束了张闻天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务。从此，毛泽东正式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尽管此前毛泽东早已是中共最高领袖，但名义上的“负总责”仍是张闻天。从遵义会议起，至此时，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达八年之久。过去中共党史几乎不提这一史实，总是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话虽不错，但是也就用这句话遮盖了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八年的史实。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因为张闻天在一九五九年夏的庐山会议上蒙尘，也就抹去了他的历史贡献。难怪王震在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得知中共中央有关部门着手编辑张闻天选集时，在所写的批示中说道：“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同志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正实。”《文献与研究》，一九八五年汇编本，第二百五十一页。　　　　
　　　　王震在这里还只是说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实际是“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八年”。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的《决定》还指出：“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决定》中有一极为重要的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样，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设“主席”——在此之前，称“中央局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一回设“主席”，据云是因为人们对毛泽东已叫惯了“毛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决定》中指出，“刘少奇同志参加军委并为军委副主席”，表明刘少奇此时在党内地位大为提高，因为他同时又被提升为中央书记处三位书记中的一个。从此，张闻天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只是担任“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不久，张闻天参加了中共中央高级干部的整风运动和关于党内历史上路线是非的学习讨论。张闻天是一个律己甚严的人，他对自己过去的“左”倾错误作了检查，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写下总结自己思想历程的整风笔记。　　　　
　　　　张闻天在整风笔记中，有一段写及自己取代博古成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客观背景，写得那么富有自知之明，那样深刻自我解剖，是很不容易的：对于我个人说来，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但因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使我当时对于我自己过去的一套错误，还很少反省。这在毛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会成为不可能，因而遵义会议不能取得胜利。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这个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做了原则上的让步，承认一个不正确的路线为正确，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这个例子，可以作为党内斗争一个示范来看。　　　　
　　　　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这个特殊的顺利环境，使我在长久时期内不能彻底了解到自己的严重错误。如此坦诚，如此冷静，张闻天自以为是“被抬出来”的，也就主动地从“负总责”的地位上退了下来。张闻天写好整风笔记后，即送毛泽东过目。毛泽东看罢，到张闻天的窑洞里来，对他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程中原：《张闻天论稿》，第三十九页，河海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凯丰制定宣传毛泽东的计划

　　　　就在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主席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其原因是“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中共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提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的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由于共产国际所属三十一个支部和组织均同意解散共产国际，主席团正式决议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