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选择了毛泽-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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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大量减员，弹药又不够，打得非常艰难。　　　　
　　　　如此激烈地争夺了五天，甘竹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红军被迫退守广昌城北的长生桥。那里是一片不太宽的开阔地。双方僵持了十天。红军终于守不住，只得朝广昌县城退去。广昌县城没有城墙，难以坚守。　　　　
　　　　四月二十七日，是战斗惨烈的一天。国民党军队夹攻广昌县城。彭德怀这样描述当时的激战：从上午八时至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在李德所谓永久工事里担任守备的营，全部壮烈牺牲，一个也未出来当日约八时以后，战斗停止时，博古来电话，说李德、博古约我和杨尚昆去谈谈，他们明天回瑞金去。　　　　
　　　　《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九十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彭德怀去的时候，把一套旧军装放在包里，作了一去不复返的准备。他预料可能他会被带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因为他有一肚子的气，再也无法忍下去了。　　　　
　　　　三军团的政委，本来一直是滕代远，此时患病，由杨尚昆代政委。杨尚昆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一月，他和张闻天结伴回国。他们经西伯利亚，回到上海。一九三三年二月杨尚昆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此刻，他作为政委，跟彭德怀一起来到前方总司令部。　　　　
　　　　李德、博古找彭德怀、杨尚昆，本想安排他们明天走后的工作。没谈几句，直性子的彭德怀便开始“放炮”！他历数李德的指挥错误，斥责他是“主观主义”、“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伍修权把他的话一句句译成俄语给李德听。李德绷紧了脸。　　　　
　　　　彭德怀越讲，火气越大，他骂起李德来，用一句湖南的土话：“崽卖爷田心不痛！”可是，李德竟没有反应！彭德怀估计是伍修权没有翻译那句话（据伍修权说当时他听不懂这句土话），就请在场的杨尚昆翻译。杨尚昆照实译了：“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心不痛！”这下子李德火了，咆哮着说：“封建！封建！”李德挖苦彭德怀，说中革军委改选时，没有继续选他当副主席，他不满意！彭德怀反正豁出去了，他骂李德是“下流无耻”。　　　　
　　　　李德进入中央苏区以来，还是头一回受到这样的当面顶撞。他是个火暴脾气的人。照理，他会像对待萧劲光一样对待彭德怀。但大抵由于他自己在广昌吃了败仗，不敢那么傲慢神气了；也可能是由于他考虑到彭德怀是举足轻重的红军将领。他居然只是骂了一通彭德怀“右倾”了事。在广昌已经败得一塌糊涂，博古和李德不得不同意彭德怀的意见，第二天撤出战斗。就这样，从四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广昌战役历时十七天，红军伤亡五千五百多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仍以广昌失守告终。国民党军队这次借助于碉堡，借助于飞机、大炮，伤亡大为减少，只死六百余人、伤一千八百余人，不及红军的一半。　　　　
　　　　广昌之败，红军上上下下对博古、李德怨声载道。那时，流传最广的一句话说：“毛主席从来不是这么打的！”有些红军战士干脆说：“毛大帅从来不是这么打的！”他们怀念在“毛大帅”指挥下，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那些“笑谈凯歌还”的日子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毛泽东“病休”在会昌

　　　　在广昌炮火连天的那些日子里，失去军权的毛泽东，是在瑞金南面会昌县的文武坝度过的。那时的文武坝，是粤赣省的省政府、省委所在地，是离县城五六里远的镇子。所谓“粤赣省”，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建立的。虽说是一个“省”，其实只包括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七县，只相当于今日的一个专区。这七个县的总人口，当时不过五十五万。那时的中共粤赣省委书记是刘晓。据刘晓回忆：“当时，毛泽东同志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挤，是以养病的名义来会昌的。”刘晓：《给会昌县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回信》，《回忆中央苏区》，第四百六十六页，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那是开了“二苏全会”之后，虽说毛泽东已成了空架子的政府主席，但博古仍觉得他碍事，建议他去上海休养。李德则提议他去莫斯科休养。毛泽东当然明白博古和李德的用意，便说：“我不去，我不离开苏区，不离开中国。我身体还可以，就到粤赣省去休息吧！”毛泽东愿去粤赣省，除了跟刘晓挺讲得来之外，那里的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更是老朋友。　　　　
　　　　毛泽东带了三个巡视员，一起前往会昌文武坝。这三个巡视员是王首道、周月麟和朱开铨。　　　　
　　　　就这样，“毛大帅”来到小小的镇子文武坝。博古支开了毛泽东，就与李德一起去广昌前线。当广昌大败的消息传来，毛泽东曾大为震怒。可是，指挥大权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他已奈何不得。他只能耐心地等待着时机。七月二十三日清晨，毛泽东在粤赣省的几位干部的陪同之下，登上会昌城西北的高峰会昌山（又名岚山岭）。毛泽东望着逶迤的山峦，触发了诗兴，写下《清平乐·会昌》一首。他曾为这首词写下一段自注：“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毛泽东所提及的《菩萨蛮》，即《菩萨蛮·大柏地》，是他一九三三年夏过大柏地时写的。毛泽东的《清平乐·会昌》如下：　　　　
　　　　东方欲晓，　　　　
　　　　莫道君行早。　　　　
　　　　踏遍青山人未老，　　　　
　　　　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　　　　
　　　　颠连直接东溟。　　　　
　　　　战士指看南粤，　　　　
　　　　更加郁郁葱葱。　　　　
　　　　心情郁闷的毛泽东在写罢这首词之后，背起红纸雨伞，走向文武坝渡口。因为他接到来自瑞金的急信，要他赶回红都。他望着田野，深情地说：“好快啊！来的时候早稻才有一尺来高，转眼已经抽穗，再过些天就要割禾了！”他告别了会昌，在酷暑中，先是坐了一段小船，然后步行。七八十里的路程，走得他衣衫尽湿。　　　　
　　　　毛泽东到了瑞金，才知在他登上会昌山那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已作出了重要决定，即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这一训令要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向湖南西南方向突围西征。为什么忽地派出三千多人的红六军团西征？那是因为在广昌大败之后，蒋介石军队步步进逼，博古、李德要红军节节抵抗。三个月来，蒋介石的包围圈越收越小，“池塘”里的水渐渐被抽干。看样子，中央苏区已经保不住。这样，博古、李德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以求和贺龙、关向应的红三军会合。如果此举成功，红军主力在无法守住中央苏区时，可以西征　　　　
　　　　沙洲坝突然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有一颗巨大的炸弹的脑袋钻进土里，尾巴高翘着，居然没有爆炸。红军赶紧在炸弹四周插了一排竹子，拴上稻草绳，树起“不许靠近”的木牌。沙洲坝目标的暴露，是因为蒋介石得到了准确的情报　　　　
　　　　红十六军的军长孔荷宠，兼任湘鄂赣军区司令员。一九三四年春，他被调往瑞金红军大学学习。这本是要提高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化水平，他却因此大为不满。他暗中勾画了沙洲坝的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分布图，然后借口到兴国前线了解情况，偷偷投奔国民党部队。当蒋介石获知红军军长前来投诚，大喜，立即发去电报，要把孔荷宠押来南昌。　　　　
　　　　孔荷宠向蒋介石当面献上那草图。　　　　
　　　　蒋介石正为空军找不到中共“心脏”而骂他们草包，得到此图，乃是意外的收获。　　　　
　　　　于是，国民党空军紧急出动，接连三天对沙洲坝狂轰滥炸。　　　　
　　　　这次空中突袭，本来是可以取得“辉煌战果”的，因为红军的那些防空壕、防空洞，怎经得起重磅炸弹的猛烈气浪？只是国民党空军太不中用，炸来炸去，竟然只把那新建的中央大礼堂炸去一角，此外无一命中目标。　　　　
　　　　经过这番狂轰滥炸，中央苏区党政军机关不得不第三次搬迁。这一回，由沙洲坝迁往瑞金城西十九公里的云石山。至于那个孔荷宠，解放后被捕，饮弹而毙。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张闻天跟毛泽东在大樟树下倾心而谈

　　　　云石山是座小山，高不足百米。小山掩映在茂密的绿树丛中。沿着石阶而上，如登高楼，两三分钟便可到山顶。顶部平坦，建着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寺门口有一对联：“云山日永常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取这对联开头四字。横匾上写着“云山古寺”。这座云山古寺，建于一八五七年，占地三百多平方米。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及中央政府各部机关，分别驻扎在云石山下的村庄里，以求交通方便。这山顶古寺，分配给政府主席毛泽东和“总理”张闻天居住。当毛泽东和贺子珍带着小毛迁进云山古寺时，张闻天正在“闽赣省”巡视。古寺里，正住着一位法号为“乐能”的和尚和两个小和尚。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警卫人员要和尚搬走。毛泽东知道了，连忙制止道：“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于是，他留下了和尚们同住。　　　　
　　　　毛泽东搬进了左厢房，和尚们住在右厢房，彼此相安而居。中堂为会议室，有一对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开头两字合起来即“云石”。　　　　
　　　　毛泽东跟“乐能”和尚聊天，知道他本名“骆能和”。此寺闻名于方圆数十里，只是山沟沟里农民赤贫，寺里的香火不盛，和尚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他们见毛泽东这样的“大官”住进寺里，伙食竟跟他们相差无几，不由得感叹万分。　　　　
　　　　古寺幽雅，芳草满院。寺后，有一棵大樟树，树粗叶茂，树下有两只青石圆凳。毛泽东常坐在青石凳上读书。有时，贺子珍带着三岁的小毛跟他在树下对坐。　　　　
　　　　八月下旬，张闻天结束了在闽赣省的巡视工作，搬入云山古寺，独自住在侧屋。空闲时，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圆凳，成了毛泽东和张闻天对坐之处。这样极其偶然的机会，使毛泽东和张闻天朝夕相处，彼此间的坚冰消融，日益亲近起来。　　　　
　　　　毛泽东和张闻天，一个出自山沟沟，一个曾留日、留美、留苏，阅历、文化结构多有不同，虽说一个是政府主席，一个是“总理”，却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尤其是张闻天作为王明、博古的“坚定的战友”，曾几度批判过毛泽东，批判过“罗明路线”，批判过邓、毛、谢、古，何况让他当“总理”，就是为了从毛泽东手中夺得政府实权。两人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此时却奇妙地走在一条道上。　　　　
　　　　那是张闻天向毛泽东靠拢。　　　　
　　　　最初，他俩只是谈政府工作。渐渐地，谈起了两人都喜爱的文学。毛泽东对文学有着浓厚兴趣，张闻天则在二十四岁就发表了长篇小说《旅途》：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二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张闻天：《旅途》，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五年版。　　　　
　　　　《旅途》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是与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落华生、老舍、顾一樵的小说并列的。　　　　
　　　　张闻天跟毛泽东谈论文学，话就多了。谈着，谈着，这位平素沉默寡言的张闻天，终于向毛泽东倾诉了内心的苦闷，倾诉了对博古的不满。张闻天跟博古，原是“铁哥们”。可是，他继王稼祥之后，跟博古之间也产生裂痕，这裂痕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张闻天本人是这样叙述的：会议上，我同博古同志的公开冲突，是在关于广昌战斗的一次讨论。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批评我，说这是普列汉诺夫反对一九○五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从此时起，我同博古的矛盾加深了，他有一次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似乎说，我们内部不应该闹摩擦。当时，我没有重视这句话，现在想起来，倒是很有意思的。　　　　
　　　　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六届）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张闻天又曾说，“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引者注）后来又把我派到闽赣做巡视工作（项英从闽赣巡视才回来后），实际上要把我从中央政府再排挤出去，而把中央政府的领导交给别人。在我不在中央政府时期，博古等公开批评中央政府的文牍主义，在背后攻击我。直到快要出发长征以前，我才从闽赣回来。当时关于长征前一切准备工作，均由以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所主持的最高“三人团”决定，我只是依照最高“三人团”的通知行事我当时感觉到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②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的笔记（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张闻天面对着毛泽东，“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大抵张闻天跟博古相知相处很久的缘故，他最知博古的特点。他这样谈及博古的“左”：他的拿手好戏，就是把你的反对“左”，曲解为右而加以打击。我平时就怕他这一点，怕他找到我右打击我。所以我的反“左”，常常是胆怯的，在反右倾中附带说及的，或者反一下“左”，赶快转过来说要反右。②怪不得博古动不动就给毛泽东扣上右倾的帽子！其中的奥秘，原来如此——是博古的“拿手好戏”！那小山上的古寺，那大樟树下的两只青石凳，为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交心”提供了良机。博古把张闻天派到政府中去，原是想“一箭双雕”，不料这“双雕”却联合起来，共同反“左”。　　　　
　　　　张闻天是中共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又兼政府“总理”，他从“左”的营垒中分化出来，倒向毛泽东，对于博古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第五部分：艰难岁月“红色华佗”星夜兼程为毛泽东急诊

　　　　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载了张闻天在云石山上写成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是一篇非同寻常的社论。　　　　
　　　　一九三五年秋，陈云在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提及此文：九月间在《红色中华》报（红色区域中央政府机关报）登载张闻天（中央政府之人民委员会主席）之文章，微露红军有抛弃江西而到红军区域以外之“围剿”军事力量空虚地区活动之可能。果然，十月中，全部队伍，均行西走矣。《红旗》，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一九三六年，董必武在回忆长征的文章中，称此文是“红军战略的社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则称此文是当时部队“进行公开动员公开准备总的根据”。张闻天写的社论，这样“微露”了“转移”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