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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毛泽-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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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瑞金浮沉赣州之败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言
为了打不打赣州这事，曾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引起一番近乎白热化的争论事情是由来自上海的指令引起的。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自从王明去莫斯科、周恩来去中央苏区后，不得不建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洛甫）、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六人组成，以博古为负总责。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博古执行王明的指令，实行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使中共临时中央颇受鼓舞，头脑热了起来，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作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认为，“国民党的破产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因此，决议对苏区工作作出了指示：“为扩大苏区，为将几个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而斗争，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这么一来，又重弹李立三的进攻中心城市、实行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老调。决议特别提及，毛泽东所主张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过去是正确的，而“现在是不同了”。那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过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现在是不同了；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
决议还具体规定了“占取”的几个中心城市，即南昌、抚州、吉安，然后造成“威胁武汉”。周恩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凭借这几年跟蒋介石多次交锋的经验，深知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远比红军强大，攻打这几个中心城市，势必会失败。
周恩来觉得毛泽东言之有理，复电中共临时中央，告知进攻中心城市有困难。
中共临时中央当即复电，删去了原先提出的南昌，要求至少在抚州、吉安、赣州三城之中，择一而攻！中共临时中央已经算是退了一步，因为南昌属大城市，而抚州、吉安、赣州属中等城市。周恩来再度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的答复很干脆：“不行！一打准输！”周恩来毕竟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必须执行临时中央的命令。于是召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上，经过对抚州、吉安、赣州三城反复比较，多数人赞成进攻赣州。赣州，是当时江西省仅次于南昌的第二大城市、赣南的中心。提出打赣州会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是因为赣州有着特殊的“诱惑力”，赣州的四周，已是一片红区，赣州成了嵌在红区中的一颗顽固的钉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建立了，却把瑞金作为首都，瑞金是座小县城，未免太没有气派。倘若打下赣州，把那里作为首都，那就像样得多。还有，听说赣州的守卫部队只有马昆的一个旅，以为容易“吃”掉。彭德怀在其自述中，便忆及：还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中央局某负责同志曾问过我，可不可以打下赣州？我说，赣州守军马旅（即马昆旅——引者注）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彭德怀自述》，第一百七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连彭德怀的估计都这么乐观，“打赣州”的呼声理所当然在中共苏区中央局占了上风。毛泽东坚决反对打赣州。可是，他处于少数，他的意见被否定了。何况，赣南会议上已经批判他右倾。他反对打赣州似乎又是一种右倾的表现。毛泽东的意见被否定之后，他闷闷地带着警卫员上东华山去了。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二年一月十日发布了《关于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训令指出：“应该站在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势力向外发展，以争取一省数省胜利的首要任务上，趁着目前有利革命发展的时机，坚决的取得苏区临近较大城市——赣州。”于是，彭德怀被任命为攻打赣州的前敌总指挥。“打赣州”便轰轰烈烈开始了。“夺取赣州，完成江西革命首先胜利！”到处刷上了这样的大字标语，到处喊起了这样的口号。二月四日，红军进逼赣州城下。彭德怀的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城下。他指挥红军，把赣州围个水泄不通：红三师攻北门，红七军攻东门，红二师攻南门，红一师攻西门。红军总兵力为一万四千人。彭德怀原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而攻下赣州，不料，一打才知赣州是块硬骨头，“啃”不动赣州乃历史名城，早在晋朝已设郡，处于赣江上游的章水、贡水两江汇合之处，三面临水，山丘环抱，筑有很高的城墙，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号称“铁赣州”。毛泽东极力反对打赣州，不仅因为他吃过打长沙、攻南昌的“苦头”，而且他在两年前的一九三○年三月中旬，也打过赣州，当时他一看赣州易守难攻，迅即下令红军撤围。因为他有过这一系列亲身经历，所以认定打赣州非输不可。
赣州城池坚固，不炸城墙，难以攻克。彭德怀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东门。城墙内外，出现了有趣的斗争场面：城外，红军日夜不停地挖坑道，延伸到城墙下方。然后往坑道里安放“棺材炮”——在一口棺材里，装满了土制炸药，用以炸城墙。那时的红军没有重炮，只能用这样的土办法攻城。
城内，马昆组织了一支特殊的“瞎子听音队”，谛听着发自地下的声响，以便弄清红军究竟在哪里挖坑道，以便早作准备。“棺材炮”和“瞎子听音队”，构成了奇妙的对抗！红军虽说要炸城墙，指挥部却又规定不可炸得太厉害，因为已在那里设想把赣州定为“首都”，保持城墙的完整，有利于未来“首都”的防御。一回回爆破城墙开始了：
头一回，二月十三日，太保守，城墙的缺口炸得太小，不顶用；
第二回，二月十五日，计算不准确，城墙炸坍时向外倒，把隐蔽在城下的红军压死一大批；
第三回，二月二十三日，炸开了不小的缺口，可是遭到守军的强烈抵抗，激战四小时，未能
攻进；
第四回，三月四日，已经顾不得为未来的“首都”保护城墙了，一下子在东门下的坑道里塞进三口“棺材”。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之后，掀翻了东门城楼和左右侧墙各二十余丈。冲锋号在满天烟尘中吹响。本以为这一次总可得手，谁知城内事先得到密报——一个本是马昆手下的兵士参加了红军，此时叛逃，报告重要情报，马昆在城里预作准备，挡住了红军的进攻。正在这时，蒋介石派出的援军来到赣州。于是，赣州守敌力量大增。红军攻打赣州失败已成局。毛泽东的预言，被一个多月冷酷的现实所完全证明。红军在攻城中损失惨重，其中红一师师长侯中英、三十七师师政委欧阳健阵亡。此时，周恩来派出项英，风风火火赶往东华山，请毛泽东下山，共商大计毛泽东冒着寒风冷雨，步行下山，到了瑞金已是傍晚。他找到郭化若，往前线发了份电报，连夜赶路，来到于都梓山澄江渡口。在那里，他总算坐上小船。一路上，小船摇摇晃晃地朝赣州方向驶去。这时，红军久攻赣州不克，不得不于三月七日撤围。攻打赣州，以失败告终。
一九六五年，当彭德怀读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时，见到马昆所写的一篇回忆录，方知当年的军事情报的不准确：当时驻守赣州的马昆部队是八千人，加上地方团队经过改编、整训的一万人，守敌共计一万八千人，并非当时情报所说的“马旅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
第四部分：瑞金浮沉毛泽东改“北上”为“东征”取得大胜
毛泽东坐的小船，经过两天三夜的航行，在赣州东北的赣县江口靠岸。这时，从赣州撤退的红军，正集结江口。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首脑们，亦集中那里。在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主持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即“江口会议”。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委员有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朱德、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周以栗、陈毅。王稼祥和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亦参加苏区中央局会议。“江口会议”面临的第一道议题，便是要不要再打赣州。仍有人主张再打。毛泽东发话了。他说：“对于赣州，进则攻坚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实；胜则不易固守，敌军卷土重来，我军无回旋之地。赣州是座只有骨头没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这包袱让蒋介石背去吧！”毛泽东一席言，说得主张再打赣州的人哑口了。
接着，会议进入第二道议题，即下一步棋怎么走。来自上海中共临时中央的指令，理所当然地占上风，“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又一次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主张“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在蒋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毛泽东再一次陷于少数，陷于孤立。三月十七日，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政治部训令》（以下简称《训令》），透露了“江口会议”的最终结果。
《训令》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
如果认为这次攻赣州是立三路线，那便不了解夺取中心城市的意义，和对中心城市之夺取的过分恐惧。那便是反立三路线为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应给这个右倾机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尤其是在撤围赣州后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和失败情绪便成为红军及党内的主要斗争。这么一来，毛泽东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他要受到“致命的打击”！《训令》写及“江口会议”作出的战略部署：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工农红军应当发展革命战争，争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和数省的首先胜利。在江西红军应当扩大苏区，贯通赣江两岸的苏区，以赣江流域为中心，向北发展创造苏区来包围赣江流域的几个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樟树，以便利于我们迅速地夺取这些城市，这样来争取江西的首先胜利
按照“江口会议”的这一部署，以朱德为主席的“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把红军重新编为三个军团，即一、三、五军团，分为三路进发。红三军团，由彭德怀为总指挥、滕代远为政委，向赣江西岸出击，然后向北发展，称“西路军”。中路军为红一军团，任命林彪为总指挥，任命进入苏区不久的聂荣臻为政委，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
红五军团由季振同为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萧劲光为政委，由朱德坐镇，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毛泽东被分配在中路军，名曰“随军行动”。这时的毛泽东是政府主席，并无军职，但红一军团实际上就是原红一方面军，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随军行动”，实际上成了总指挥——虽说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挥军队有点“名不正、言不顺”，但毛泽东不顾这些。他在“江口会议”结束之后，便来到了红一军团。
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走到半路，他便说服了林彪和聂荣臻，改变了行军的方向：放弃原定北进计划，改为向东，朝闽西、闽南进军。据聂荣臻回忆，毛泽东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今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向南发展则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有利。向东则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尚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一百四十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泽东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东的有利，林彪和聂荣臻拥护他的主张，觉得应该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于是，经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军改成了东路军，向东进军了。这么一来，东路军便掌握在毛泽东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又“导演”出一出不亚于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新戏”来。这时，驻守闽西、闽南一带的是福建军阀、号称“闽西王”的张贞。
张贞是福建最南端的诏安县人。一九一八年，三十五岁的张贞趁着军阀混战，在闽南拉起一支“民军”，曰“福建靖国军”。由此起家。后来，他到北京陆军大学“镀金”，回到福建后便成了“福建自治军前敌司令”。名声虽好听，手下其实只有几支收编的土匪民军而已。北伐时，张贞成了“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那时，陈伯达成了他的秘书，佩少校军衔。一九二九年，蒋介石任命张贞为“福建省剿匪司令部司令”。
张贞的部队，其实是一支杂牌军，有一雅号曰“战无不败的‘豆腐军’”。可是，这位张贞“将军”偏又爱摆派头，曾规定漳州各商户每月必须缴“飞机捐”，凑齐七十万银元，向国外购了旧式油布练习机和侦察机各两架，运输机一架，开辟了机场。那飞机在漳州上空飞来飞去，十分神气。其实那飞机堪称“饭桶飞机”。一天，该师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吴光星搭乘侦察机，那飞机在半途中飞越龙门岭时，竟挂在松树上！书记长先生受伤不用说，那架飞机用了几十人拉、抬，才运上公路，最后用大卡车载回漳州修理。还有一次，张贞坐飞机由永定回漳州，家属早早在漳州机场迎候，却久久不见空中有飞机的影子。事后才知，“饭桶驾驶员”弄错方向，把飞机飞到广东潮州去了！
毛泽东选择了东进，选择了张贞的“豆腐军”为攻击目标，充分显示了他的聪明——专拣“豆腐”欺！果真，红一军团跟张贞部队在福建龙岩县一接触，首战便告捷，歼敌六百八十五名，一下子就攻占了龙岩县城。接着，毛泽东确定下一步目标：攻取闽南重镇、张贞老窝漳州。漳州的屏障是天宝山，张贞派了两个旅固守。在毛泽东指挥下，林彪、聂荣臻率部两天赶了一百五十多里。四月十九日，红军突袭天宝山，痛歼敌军。张贞闻讯，吓得赶紧点燃城中弹药库，然后抱头鼠窜，逃往厦门。这样，翌日漳州便落入红军之手，这一仗俘一千六百多人，缴枪两千三百多支。最为新奇的收获，要算是那两架不及飞走的侦察机，落入了红军手中。这样，红军算是有了空军——虽然那飞机非常蹩脚。毛泽东特地去参观了这两架双翅膀、机翼是油布做成的飞机。林彪和聂荣臻分别在飞机前拍照留念。其中的一架，后来由一个红军驾驶员驾驶，飞到瑞金，曾使红都为之轰动。
毛泽东住进漳州发电厂附近一所天主教堂的“洋房”里。他的警卫员拿起脸盆去打水，到处找不着水井，不由得埋怨“洋房”的主人怎么平常不洗脸。直至毛泽东领着警卫员到自来水龙头前，拧开了龙头，水哗哗流出，使警卫员大为惊讶，以至当脸盆里的水满了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关上龙头——这些来自农村的红军战士们，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阔气”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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