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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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呢？

　　　　新民学会内部就有些分歧。从做人这一点来讲，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共产党人还要不要讲究做人？我觉得还很有意义。这个做人的问题（以及人性、人道等等问题）

　　　　，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是不好谈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很大一个方面是从人出发，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开始也是从人（人类的总体到个体）

　　　　出发。

　　　　恩格斯讲劳动创造人。

　　　　我们从这个理论发展到最后，似乎只有体力劳动对人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只有农民最原始的体力劳动才能改造人，而忘记了恩格斯还讲过社会作用的关键性，从社会猿进化到社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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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７６３

　　　　依靠日渐发达的社会组织，决非仅仅依靠体力劳动这一局部作用。特别强调体力劳动的作用，自然就要轻视知识，乃至打击知识分子（我把话题又岔开了）。从做人这方面来讲，我们过去确确实实走了歪道。

　　　　新民学会是从讲究做人开始的，我以为今天还是很有意义的。

　　　　讲这么一个例子。巴金不是共产党员，从１９７８年开始，他写的一部《随想录》，很多人喜欢，特别是年轻人喜欢，他讲了许多真话，他忏悔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怎么乱七八糟跟着跑，参加批判别人，也把自己骂得一塌糊涂。他的忏悔表明了他是一个真诚的人，可见做人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曲折，几十年的磨难，其实人人都不会没有一点自我感觉的，即你自己到底这几十年是怎么走过来的？所得所受何在？有什么内疚与安慰？因此做人的问题还值得我们大家注意，因为很难说今后就不会有什么大风大浪了。

　　　　“文化大革命”时不是有一些震派人物、风派人物吗？这种风派人物现在我看还有，有的还很典型。最近几年就发生了一些“左”的情况嘛，也有一些人跟风转嘛。我们今天纪念新民学会，向毛泽东、蔡和森这些前辈学习，首先要学习他们的做人，从做人出发，然后改造中国、改造世界。再讲个例子。张治中，是我们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听人说过他的一件事，他曾经对蒋介石上过两次万言书，第一次国共分裂的时候，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第二次日本投降后打内战，他又上万言书，不同意分裂。可见他同蒋介石是有分歧的。

　　　　可是张治中从来不讲蒋介石，有关蒋介石的坏话也好，好话也好，他都不讲。

　　　　这个事情恐怕有个做人的原则在里面。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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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中做人这一点是不是可取呢？是不是他过到共产党一边以后，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他的功劳就更大一点？蒋介石这个人物的历史作用，并不会因为有个张治中说好说坏而有稍许的改变。从做人来讲，张治中这一点不无可取之处。作为谈判代表，他希望和谈成功，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也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和谈破裂，他倒过来，就完全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了。由于蒋介石很信任他，他在和谈中倒过来，就有很大的价值，对整个国民党人士、中间阶层、知识分子有很好的影响。这个同他的做人也是分不开的。张治中于１９６９年逝世。

　　　　“文化大革命”初期，对“种种过激和形而上学现象，张治中极为反感。他曾对家属说过：‘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

　　　　‘“

　　　　“１９６７年国庆节，张治中又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观礼，此时，他已是久病在家，体力不支，但他坚持由手推车把他送上天安门城楼。他想对毛泽东说句话。果然毛泽东又来到他的身边。张治中直言不讳地对毛说：‘你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

　　　　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

　　　　‘这是张治中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

　　　　①我们党里面也好，社会上也好，不要说那些风派人物，许多领导干部同张治中比，就差得远了。这是我的一点感想，对不对，请同志们批评。

　　　　另外，我刚才讲了，新民学会确确实实为我们党的建立做了准备。

　　　　５０年代初，萧三同志同我闲谈时就谈到过。在我的书里面也写到了这一点。毛主席在延安同萧三谈话时，曾

　　　　①转引自《文摘报》１９２年７月９日，第９４５期，《张治中在“文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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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９６３

　　　　讲到新民学会是党的前身。现在大家研究的结果，以为新民学会确实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尤其是湖南党的组建，起了打基础的作用，而且从整个党来讲，新民学会培育了一批杰出的领导人物，杰出的骨干，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还有罗章龙，大家不要忘记这个人，他９０多岁了，全国政协委员。

　　　　不久前我请他谈过一次。当年他在长郡中学，后来考取了北大。

　　　　１９１５年就同毛泽东结交，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中唯一不是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他与蔡元培的关系始终很好，他被捕是蔡元培保出来的，出来后就一直在大学教书。

　　　　“六大”

　　　　时他是党中央核心人物之一，他的问题是发生在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这个野心家当时采取了很多不正当手法。四中全会只开了一天，讨论的时候，王明、米夫他们有时讲俄语，中国同志没法听懂，完全由他们操纵。罗章龙说：“我们那个时候，是全总党团的，我是中央委员，还有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我们都是中央的，你王明算什么。”他们反王明反得很厉害。但是问题就出在组织了一个“非常委员会”

　　　　，“分裂党的中央。”罗章龙对此可能有他的看法。三联书店出了他的《椿园载记》，写他前期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等活动。

　　　　１９２７年，毛泽东同他一起回湖南搞秋收起义，以后这两位朋友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湖南出了他的《椿园诗草》，里面有纪念何孟雄的诗，显然是另有看法的。

　　　　罗章龙这个问题是做了结论的。

　　　　据罗本人谈，是在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之后，才组织非常委员会的。对此事赞同的也好，不赞同的也好，现在还有些人活着，可以把情况搞得更清楚一点，最好留一个较完整的资料下来，包括罗章龙本人的资料。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讲过，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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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７３〔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

　　　　龙反对四中全会，反对王明，在政治上是对的，但是组织上是错的。

　　　　我这里附带讲到罗章龙，因为，在新民学会里面，对建党，对党初期的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他曾起过很大作用。

　　　　这次参观新民学会成立纪念馆，似不见罗章龙的名字。

　　　　还有易礼容，现在也过９０岁了，他当时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他们在早年曾一起活动十年之久。

　　　　新民学会的历史资料、人物情况非常值得研究。蔡博同志决心将他父亲蔡和森情况进一步研究清楚，以期写出更好的蔡和森传记①。

　　　　蔡和森确实是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的人物。他到法国勤工俭学，用“猛看猛译”的办法学习，他法文不好，就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他是党内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人之一，比毛泽东接触得早一些，也多一些，后来他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编《向导》。还有一个张昆弟，益阳人，后来在洪湖牺牲了，那时湘鄂西的负责人是夏曦。夏曦也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学会里面，夏曦、郭亮是比较年轻的一代，比毛、蔡他们年轻。夏曦受王明路线影响，到湘鄂西以后大搞“肃反”

　　　　，错杀了许多人，张昆弟、柳直荀、段德昌大批领导人都被错杀了，总之，新民学会成员的情况，关系重要的人，要注意研究。

　　　　在法国蒙达尔尼那次会议的争论，１９２１年１月新民学会在湖南开会的争论，基本上是两种人、两种意见：一种是坚决革命的，以毛泽东、蔡和森为首：一种是主张教育救国的，认为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世界，要从教育着手，代表人

　　　　①非常不幸，此文编入本书时，得知蔡博同志已于今年（１９１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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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就是萧子升。他比毛泽东高三个班级。那个时候在第一师范学生里面，在杨昌济这些老师的眼中，萧子升是第一个人才，毛、蔡可能还稍次一点。

　　　　萧学曾国藩，经常正襟危坐，古书也读得很好，左手也能写字，本事很大，人也很聪明，所以学会成立时推他当了总干事。到了法国以后，他把“革命”与个人前途结合起来，要走所谓温和的道路。后来当了国民党的官僚，长期寄居国外，据说是７０年代中在乌拉圭死的。他晚年还写了一本书，《我同毛泽东一道行乞》，谈他们游学的经历（这本书里面有许多不实之处）。

　　　　湖南人熟悉的还有周世钊、陈书农、蒋竹如等，这些人没有参加革命，后来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这里附带讲讲教育救国、改良主义问题。

　　　　对这些，我们过去批判、否定得过分了一些，因为从事教育，培育人才，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其延续性，总是要有人做的，社会要发展下去，不能中断，同工农业生产一样，同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一样，教育也不能一日中断，社会生活必须有教育。教师传授知识，教怎样做人，对于革命也是有益的。但是过去我们习惯于认为天下就只有两家，像小孩看电影一样，不是好人就是坏人；不是红脸，就是白脸；革命的最好，不革命统统不好。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之极端。新民学会７０多人，有３０多人参加了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余的就是走教育救国或以教书为生的道路，这当然同杨昌济的教导有关。里面最坏的不过熊梦飞、易阅灰两个人。所以这个团体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值得大家来研究。建党前，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听说有争论。

　　　　我看这一次的纪念文章，对当时湖南有过共产主义小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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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７３〔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

　　　　题只能相对地搞清楚，不可能绝对地搞清楚。几个人经常交谈，互相绝对信任，经常商量事情。

　　　　即使原来没有叫小组，后来也可以加上个小组的名称。把这个情况讲清楚就行了。至于建党之后，党与团的区别那是严格的，当时叫做“大学”

　　　　与“中学”。

　　　　再讲一点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意见，据毛泽东自己回忆，在新民学会成立前后，到共产主义小组正式组织前，他的思想是非常驳杂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主义、新村主义等等都有。也谈到他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他早期最佩服的是那个时候影响最大的梁启超。王夫之、谭嗣同对他也有影响。杨昌济学贯中西，讲究实践，是一位非常难得的以身作则的好教育家，一生实践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去世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告学生》，情文并茂，表达了他对青年的热切期望，以及对新思潮的态度，今天读来，仍有教益。文章说：“士不通今，终鲜实用。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广游历，多读外人所著之书，多阅新出之报章杂志，务求有世界之智识，与日新之世界同时并进，庶于此大世界之生存竞争不至以懵于时势，自居劣败。“

　　　　“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

　　　　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当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

　　　　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

　　　　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

　　　　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而已矣。且博学与深思亦力行之一事也。非真能力行者，学必不能博，思必不能深，故学者尤不可不置重于实行也。“

　　　　这样辩证的知行观，是他毕生的宝贵经验。杨昌济的教学精神非常值得研究、值得学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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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学会这批人都受杨昌济的影响，受杨昌济的求学、问难、做人、立身、处事和爱国的影响极大。还有曾国藩，那时湖南人（当然不止湖南人，陈独秀也如此）谁不佩服曾国藩？毛泽东在当年的通信中，就表白过他对曾国藩由衷的敬仰。曾国藩是效忠清廷的打手，集儒法权变于一身的角色，他用思想、用学术（所谓大本大源）征服人，他把太平军消灭，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太平天国讲上帝教，毁孔庙，曾国藩就用保卫中国传统文化做动员口号。我们大革命时也很“左”

　　　　，也是砸孔、砸庙的，搬菩萨的，厉害得很，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的思想里面也有“左”的东西，（长沙街上贴满“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大标语）现在看到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经过了修改的，当然，对一个革命者来说，尤其在初期（马克思、恩格斯也不例外）

　　　　，不“左”是不可能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来受“左”之害，这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于革命奋斗之中不无关系。革命人物又多急功近利，总想超越历史，实现自己的理想。问题在于毛泽东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为什么晚年搞了“大跃进”不算，还要搞一个“文化大革命”

　　　　，演成党和国家的历史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呢？

　　　　追溯一下思想来源，在新民学会的时候，毛泽东总有不少先入为主的东西，使他早年的思想和思想的初恋，到晚年还起作用，这也是一种“返祖现象”吧。在他早期的思想里面，吸收的不仅有那个时代西方的东西，更多的是中国的东西，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也包括中国历史上的东西。中国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从孔孟到颜习斋、王夫之等书本上的东西，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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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传统意识习俗上来的，以及从广大群众意识，特别是农民意识、农民战争那里来的很庞杂的东西。

　　　　这些东西在新民学会成员毛泽东这些人身上都有反映。

　　　　一直到他的晚年，这些早年接受的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清除掉。这些是题外的话了。我们研究早期这些人物思想的时候，还需要把人物的中期和晚期结合起来，不然的话，不能完全说明问题。５０年代我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时，如关于曾国藩的影响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等，我有意识地回避了；１９８０年修订再版，才涉及了这一点及其他有关的思想资料。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有有形的影响，有无形的影响；有些影响是文字上的，有些影响存在于社会习俗之中。这些都值得我们研究。

　　　　最后我想讲一点今天研究新民学会的现实意义，他们那一代人当时从讲究做人出发，到立志救国救民，他们所做所想的，他们的言行等等，对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状况呢？

　　　　最近看到２月１５日的《世界经济导报》，上面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今天仍处于一种危机的情况。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