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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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③　同上，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②同上，第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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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４３

　　　　长。“

　　　　①

　　　　“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②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

　　　　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

　　　　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

　　　　①见《邓小平文选》，第２９２页。

　　　　②同上，第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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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程度。“

　　　　①

　　　　上面摘录这么多邓小平讲的话，是以其权威性来说明我们过去受封建主义思想影响之深，和肃清其残余影响之难。

　　　　这个问题同上一节“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是一回事，一个是基础，一个是上层建筑。中国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残余影响，恐怕得几代人的努力。

　　　　（四）中国传统文化的负效应在１９２０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以前，早年毛泽东长时间受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包括科举时代的必修课四书、五经、纲鉴等，也包括对他更有吸引力的小说、笔记、野史、杂集等。这两个方面都给了他很深的影响，长期生活在闭塞的农村和内地长沙的毛泽东，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不多，只不过从梁启超、严复、杨昌济的转手中有所涉猎，如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之类。他从这方面受到的影响，就远不如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了。笔者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出国门，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只能凭借仅有的几本马列著作反复研究，独立思考，学以致用。延安时期他才有可能系统读到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而以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的著作为多。

　　　　“大跃进”失败后，他才着意研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自早年到晚年，

　　　　①同上，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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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４３

　　　　观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且巨。新中国成立后，显然对中国古籍更感兴趣，他首倡标点印行的古书第一部是《资治通鉴》，其次是《二十四史》。他对身边人说过，《资治通鉴》读过７遍，这部书是常置案头的。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如在《毛泽东选集》中，除了在《实践论》、《矛盾论》中有几处摘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之外，几乎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直接引文，斯大林的引文稍多一点，而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总不下几百上千条，即此也可见中国旧籍对他浸润之深。不论是“显形”的官修典籍或“隐形”的民间传说，都是铸造毛泽东一生主要的思想原料，这话并不过分。我们说，在毛泽东思想中，继承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遗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往往有时会起消极作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虽然很难直接归咎于他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但若仔细探究，也不无渊源，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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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文化的负效应。

　　　　从本性上看，终其一生老而弥坚的“造反”

　　　　、“斗争”性格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他是反传统的，对于统治中国二千年的儒学，应当说是没有好感的。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对所谓“中体西用”的思想便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的思想”

　　　　、“空虚的思想”

　　　　、“以孔子为中心的思想”

　　　　；认为要在中国进行革命，要打破政治上的强权，也必须打破思想上的强权。

　　　　《湘江评论》上他的文章中还说过：“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两千年的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他也一再提出反对以孔学为中心的儒学。每当要打破陈规，破除旧的秩序时，在思想领域内总是把孔学作为靶子的。

　　　　因孔学核心是维护既成秩序。

　　　　汉儒董仲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就曾多次受到他的抨击。他也不止一次在讲话中调侃孔子，甚至把孔子的书同他所蔑视的蒋介石的书相提并论，认为读一些这种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东西，可以从反面教育人们懂得唯物主义与辩证法。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林批孔”时，他赠诗给郭沫若（批孔批郭）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①

　　　　当然，毛泽东并不完全否定孔子，他认为孔夫子的这一笔遗产还是应当继承的。

　　　　那理由是：“剥削阶级当着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

　　　　①见汪澍白：《艰难的转型》，湖南出版社１９１年版，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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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５４３

　　　　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①因此认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但是，要清楚地讲明他究竟认为孔孟有哪些“真理”

　　　　，这是困难的，特别是晚年他已把孔孟当作没落奴隶阶级的代表。毛对孔孟学说，更多地是依据政治上的需要，随时摘取某些语言，古为今用，或赋予新的解释。比如，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０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讲到孔子提出的知仁勇“三达德”时，这样说：“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

　　　　②１９４２年在《反对党八股》中谈到：“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之，是知也”

　　　　；要“不耻下问”

　　　　；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等等。实际上，毛常常是利用前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涉猎极广，经史子集、笔记小说、诗词歌赋，无不在其视野之内；在当代领导人中，罕有其匹。

　　　　但其基本办法，仍是“六经注我”

　　　　，即利用或改造前人的思想材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种作法就其好的一面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容易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但也有其危险的一面，即在这种利用、类比之中，容易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一起继承了下来。

　　　　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

　　　　①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１年版，第１９５页。

　　　　②参看本书第３２—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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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比如，早年读的《礼记。礼运篇》和康有为的《大同书》，给他晚年的共产主义理想打下最初的基础，而且给予他以怎么样也摆脱不了的简单粗糙的理想主义色彩，这都是无可置疑的儒家的影响。与此类似，前述他引《张鲁传》五斗米道的材料，来说明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等等，以为三国时的农民起义军的纲领就有了社会主义作风；同时也就让小农经济的农民理想乌托邦，进入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又如，毛不止一次地以刘邦、项羽作对比，批评项羽不能像刘邦那样从谏如流，结果最后垮台，闹到演出“别姬”

　　　　一幕。就其本意，是教育干部要有民主作风，但今天社会主义需要的民主政治，远非古代用贤纳谏所能概括。如果领导人仍以居高临下的“纳谏”便是民主，那么，民主不过是恩赐，不过是点缀，也就始终不能使民主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一种决策的程序。毛泽东自己，确实没能摆脱这种“君临”的思想意识，没有在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建设起现代意识的民主生活。

　　　　再如，毛晚年多次谈到秦始皇，谈到焚书坑儒。

　　　　“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他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的角度赞扬秦始皇，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不惜赞扬这位古代暴君的。但是，他又笼统地以此同无产阶级专政相比，认为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

　　　　，甚至说，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

　　　　①这就容易混淆无产阶级专政与秦始皇专政的根本区

　　　　①见陈登才主编《毛泽东的领导艺术》第２８页，军事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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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７４３

　　　　别；也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命题：“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民主”。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兴趣，涉猎最广的是史书。

　　　　他一生酷好读史，到老不衰。

　　　　除常看卷帙浩繁的《资治通鉴》外，即便是专治史学的专家也未必人人通读过的《二十四史》，也基本读遍了。

　　　　至于稗官野史，他更是兴趣极浓，熟悉之至。

　　　　他认为读史可以知兴亡、明事理，“观往者得失之变”。

　　　　《资治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从中可以熟悉历史事件，吸取经验教训。看来，他最关心的还是史书中记录的各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史实，而不会是“臣光曰”所阐述的儒家政治哲学。

　　　　他是要从这些史实中考察斗争的策略，统治的手段。其中固然有智慧的一面，但也有落后的一面。例如，从《明史》中搬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改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以此作为三线建设对付现代核战争的方针（三线曾耗资一千多亿）。他掌握治国大权（常说“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

　　　　，需要研究治国的艺术。不过，在对历史治乱的探究中，如果把封建统治阶级纵横捭阖之术，驾驭臣下之道，也活学活用起来，就未必有利于新的民主政治的建设了。

　　　　毛泽东曾一再自称对佛学有兴趣有研究，并且要求身边的工作人员读《六祖坛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他真的对讲求虚无寂灭的佛学有兴趣。他在《五灯会元》中看到的，是阶级斗争而不是见性成佛。不过“文革”时的“一治一乱”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乃至“文化大革命七八年要来一次”

　　　　，从中似乎可以看到佛教哲学中的“劫”和道家发展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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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４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的“循环论”。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评法批儒”虽锋芒别有所向，却认真提出以儒法斗争为线索，来了解和分析全部中国历史，而且大树特树“崇法贬儒”的观点。这虽未必就给了人们以打开中国历史奥秘的钥匙，却给了人们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钥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毛曾从法家学说中，锻炼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本领。有人可能会认为，毛自己不但承认而且标榜自己“无法无天”的精神，因此而认为毛算不得一个真正的法家。但是，毛之所以主张“无法无天”

　　　　，甚至事实上做到了“砸烂公检法”

　　　　，却决不是不要人们遵从他制定的法，而只是不让自己受法的束缚，如他所说“不要让法律捆住自己的手脚”。

　　　　这样就可以做到：“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

　　　　；“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惧于下”。这不但不与法家思想相矛盾，而且可以说得到了法家思想的精髓。

　　　　这正是中国法家（“圣人执要”即君主执法）与西方法学（法即君主）不同之处。仔细地把毛的政治行为与经济思想，跟受到毛推崇的“法家”

　　　　，从秦始皇到韩非、李斯等的言行相比，可以很清楚看出他晚年思想尤其错误思想发展的某些脉络来。只是，毛的这种思想到底是他早年读过申韩之书，或渊源于荀子、老子之书而形成的呢？

　　　　还是在长期斗争实践中，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印证，而逐步总结发展出来的呢？这就需要深入细致作进一步的研究了。

　　　　毛泽东晚年推崇法家，以为法家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学说。

　　　　其实，自汉以后，儒法已很难分家。

　　　　汉承秦制，虽说独尊儒术，实际上是杂霸道王道以用之，乃儒法合流。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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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４３

　　　　况引法入儒，而集法家之大成的韩非，正是荀况的学生。法家为求法治，也必须引儒入法，吸收礼治，以补充法治。儒法合流盖因共同本质为“人治”

　　　　：儒家提供了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基本准则，而法家则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策略与方术。

　　　　“阳儒阴法”

　　　　，儒法的结合，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统治的理论与行为基础。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策略家，以阶级斗争同蒋介石较量时，有理有利有节，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儒家的政治艺术；在以无产阶级专政治国时，法家的任法、用术、集势都是为君主便于驾驭臣下、统治万民而着想的，自可利用改造。韩非主张：“事在四方，要（法）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