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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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当然，革命的理想没有现实的基础，不去寻找实现理想的可靠力量，这个理想也只能是空想、幻想。不过，一个极其重视实践、重视行动的革命家，还没有找到一条理想大道的时候，他首先极力去探索这个理想，这个“大本大源”

　　　　，从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出发去寻找变革现实的革命理论，那么，这种真理的追求是具有无限的现实意义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缺乏燃烧着革命热情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不可能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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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真正的革命家的。青年毛泽东虽然还不可避免地带着唯心主义的观点去探索他的“大本大源”

　　　　，但是他是完全理解到理论的力量的。既然要走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再造之”的革命大道，他怎么不首先急于在这茫茫黑夜之中去找那盏指路明灯呢？

　　　　他当时的这种精神状态，是完全符合于２０年之后，他在《实践论》中关于理论的意义和作用的这一说明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毛泽东从一开始产生革命意识之时起，就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人。他从来把实践、行动看成第一位，而且逐渐从实践中悟出知与行之间的正确关系。这种品质日益为后来的历史所证明。他同当时一般的先进知识分子截然不同之处，就在从学生时代起，总是想方设法多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情况，就十分重视同工农群众的联系，寻找机会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虔诚地为他们办事，同时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利用暑假同萧子升到洞庭湖周围各县“游学”

　　　　，了解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和民间疾苦的真实情况，这决非偶然之举、平常之事。他是中国农民的儿子，自幼在农村生长，同农民一起在田间长年劳动过，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的历史知识和少年时代的经历，也帮助他逐渐认识清楚农民是中国历代“造反”之源。在学友会创办夜学之后，他获得同工人接近的机会，了解到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以及罢工的原由。

　　　　１９１６年至１９１８年间，长沙的手工业工人由于生活费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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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１９

　　　　高，纷纷要求增加工资，如香帮（做迷信品的）

　　　　、染工、锯工、箩夫（码头工人）

　　　　、人力车夫，以及湘潭的铁业工人等，都发生过罢工斗争。

　　　　特别是１９１７年４月，水口山三千多矿工为要求发红奖，全体罢工，一个工人被打死的事件，给社会上的影响最大。这类消息当时长沙的报纸上都有详尽的报道。这种情况当然促使他对许多社会问题深加思考。

　　　　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探寻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的这种情况，徐特立在一次回忆中这样说道：“毛泽东同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正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革命思想弥漫在学校里。

　　　　他着意研究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任何革命，若要成功，革命中的知识分子领袖必须同国内的人民群众密切地联系起来。第一次大战甫告结束，我邀他同往法国留学，他便是由于看到了这一点而拒绝我的邀请。他宁愿多增加一点关于本国的知识。“

　　　　①

　　　　根据以上有限资料的探讨，青年毛泽东这时的社会观虽然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还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因为他不是空怀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志愿，而是为此寻找一切机会去接触人民群众，接触各种社会实际，从这种接触所得到的理解，自然最为坚实。

　　　　一旦投入到现实的火热的政治斗争，尤其是有了十月革命的榜样，在已经具有的初步的唯物论和比较扎实的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道理就比较容易水到渠成地变成他思想中牢不可破的东西

　　　　①班威廉夫妇著：《新西行漫记》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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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

　　　　了。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影响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当时显然受陈独秀的影响更大。如上所述，这个青年学生、《新青年》的读者，却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即对中国过去和现状的了解，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以及积极参加现实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勇于实践，重视群众，充满辩证观点的思想方法等等方面，在五四运动以前，可以说就已走在陈独秀的前面。而这些方面，也正是当时的李大钊高出于陈独秀的地方。李大钊积极反对袁世凯的卖国称帝；具有比较鲜明的辩证观点；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历史遗产；他从中国的实际状况已感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在中国必然行不通；早在１９１４年，就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宁步朝鲜、印度后尘的悲观论调；在五四前夕他已基本达到了必须彻底反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我们知道，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最早也比较彻底。

　　　　青年毛泽东的精神方向同李大钊的如此相似，也正好补充说明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就能够那样迅速地、彻底地接受过来，就能够立即将它与中国的革命实际密切地结合起来。

　　　　五四前后，中外古今各种思潮都出现在中国这个历史大转变时期的舞台上。这个时期的激进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时，他们的思想状况无一不是极其复杂的。

　　　　从毛泽东的具体经历看来，问题不在这种复杂状况，而在他的思想主流、精神方向朝向何处，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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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主流与精神方向３９

　　　　还是一个动摇的改良派？关键在于能否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能否始终将实践摆在第一位。能够这样做到的，就必定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造自己，同时改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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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前夕，酝酿了几年的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一个星期日）

　　　　，在长沙河西刘家台蔡和森家。

　　　　这个地方后来成为一片废墟，现已按原貌恢复，建成纪念馆。在新民学会成立７０周年时，笔者去参加了纪念馆的落成典礼和学术讨论会。

　　　　关于学会的缘起，我们还是看毛本人的说明（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

　　　　①：远在１９１５年和１９１６年，以毛泽东、萧子升、蔡和森为首的一批同学好友，在一起研究学术，交流心得，尤好谈论古今中外和个人前途等问题。毛作了这样一种概括：“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学会最初拟定的名称为”新学会“

　　　　，萧子

　　　　①《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本篇所有未另注出处之引文均自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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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５９

　　　　升主张用“新民会”

　　　　，商定结果，将毛、萧意见合一，正式定名为“新民学会”。“新民”两字，是取《大学》上“在新民”及“汤诰”

　　　　①上“作新民”的意思。谭嗣同、梁启超也倡导过“新民之道”

　　　　，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尤其梁启超《新民说》的深远影响这时并未消失。

　　　　“新民”

　　　　两字即意味着一种进步与革新的意义。

　　　　新民学会之所以成立有其时代背景，这就是五四运动前夜的中国与世界。中国当时正处在外国侵略，军阀混战，国事日非，民不聊生的时期；同时，《新青年》倡导的新文化启蒙运动，在广大知识界反响强烈，从而掀起追求真理和个性解放的热潮。

　　　　而国际上欧战临近结束，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东欧也出现了革命形势。这使得人们重新考虑许多问题，包括天下国家之大计和个人立身处世之道。学会成立的具体原因就是毛泽东说的：一是求友互助的热切之心；二是，结成团体以便共同行动；三是，大家都是杨昌济的学生。平时同老师接触深浅不同，但在治学为人两个方面，受老师的身教言教启蒙诱导，则是相同的，因此大家都是一致力求进取，有所作为。

　　　　学会成立之初共有２９个基本会员②，除罗章龙外，都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的先后学生。

　　　　成立会的这一天，讨

　　　　①“汤诰”是《书经》中的篇名；诰即号令，帝王向民众宣布的话。

　　　　②１９１８年４月１４日，学会成立时共到１２人：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邹彝鼎、罗学瓒、张昆弟、陈书农、周明谛、叶兆桢、罗章龙；４个月后，又有何叔衡、周世钊、李维汉、邹泮耕、熊瑾玎、熊光楚、陈昌、傅昌钰、曾星煌等９人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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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９新民学会

　　　　论了由毛泽东、邹鼎丞二人预先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应当说，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为首的第一批会员，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他们都是品学兼优、很有抱负的青年。正如毛所言：“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他们决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都希望能为社会为国家有所作为。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

　　　　，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如何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他们当时将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

　　　　，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

　　　　因此，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

　　　　，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以清除个人的孤寂盲目。这个宗旨是很符合他们当时身份和思想状况的。除开宗旨以外，章程中还有会员“须守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这五项戒律，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陋规恶习，也是杨昌济平时最为厌恶而自己洁身力戒的。

　　　　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早就过着一种锻炼身心的苦行生活。在岳麓山蔡和森家开的成立会上，萧子升当选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当选为干事。

　　　　大家一起聚餐。

　　　　“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学校毕业之后，首先是出路问题，大家都认为应向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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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民学会７９

　　　　展。

　　　　此时正值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已经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杨昌济，即将此事写信告诉毛泽东、蔡和蔡、萧子升等。蔡是最主张向外发展的。经过一次全体会议的讨论，决定由蔡、萧二人“专负进行之责”。蔡于６月下旬到北京之后，与李石曾、蔡元培接洽，“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为此事筹集款项的湖南负责人为熊希龄、章士钊，蔡随即同他们取得联系，写信回长沙告知这一好消息，所筹款项，还可以帮助那些无借债能力的人。

　　　　学会刚成立时，不到３０个会员，几个月以后，增加了一倍多。会员多是刚离开学校的学生和一些小学教员，他们还没有多少社会活动的经验。可是主其事的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对学会都有着很大的雄心和计划。１９１８年７月２６日，毛写了一封谈学会组织及会务如何开展的长信与蔡，蔡于７月底的复信中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尚待何时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者也。”

　　　　辛亥革命后，新的党派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争夺议席，分抢官职，社会上对党派之争，印象极坏。如当时曾被选为湖南省议会副议长的徐特立，即视一切党派为狐群狗党，愤而辞去此职。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官僚政客更是结党营私，朝秦暮楚，乌烟瘴气。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经历了一连串的失败，俯仰随人，也毫无出路。

　　　　针对着当时中国的情况，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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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９新民学会

　　　　泽东执意将学会造成一个坚强的战斗团体，以改造国家、社会为职志，具有一种崭新的党派观念。因此，蔡的复信提出了这种为当时“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的说法。这就是说，他们为了挽救中国民族的危亡，并不忌讳当时社会上一般对所谓“政党”所抱的鄙视态度，而是同这些结党营私的“政党”迥然不同，准备开辟一条新的、别人“不敢为”的道路——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建立一个崭新的政党；将学会的前途与中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将改造中国的责任放在学会的肩上。蔡在复萧子升的信中说道：“吾等皆有心人，然只恐心量不大，有‘苟能是，是亦足矣’之心，则群治之昌明愈亦无望，此弟最近之瞿然猛觉者也。”并且根据他和润之兄的壮志，大胆发出这样的雄心：“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从这些信中看到，像１９世纪４０年代订交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样，这两个朋友是何等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啊！

　　　　毛泽东这时主要考虑的问题有三：一是人才的分配与培养，这关系到学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二是学会的基础置于何处；三是如何求学——寻求救国之道。他认为学会有限的同志必须做合宜的分配，很不赞成过多的人去法国。譬如根据罗学瓒宜于从事教育工作的特点，就曾劝他不必一定坚持去法国。

　　　　１９１８年８月１１日，毛泽东给罗写了一封信，上面说道：“不如从事教育之有大益，性质长，此一也；可使研究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