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文化史纲-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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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8世纪的汉穆拉比时代，大体上相当于华夏民族的夏末商初。　
　　据王书奴先生考证，当“神圣卖淫”（HeiligeProstitution）在巴比伦出现时，中国巫娼也差不多同步出现。只是中国巫娼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不如巴比伦那样漫长，王书奴认为它的起讫年代应为成汤至殷纣的600余年间。在那个时期，巫觋掌握着极大的政、教权力，社会地位极高，有“史巫二职，并重于世”之说。巫觋之中，觋为男性，多掌祭祀、卜筮一类活动；巫则为女性，工言辞媚术，从《楚辞》中可知，其形象非常可爱——　
　　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　
　　芳菲菲兮满堂　
　　（《九歌&；#8226；东皇太一》）　
　　浴兰汤兮沐芳　
　　华彩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　
　　烂昭昭兮未央　
　　（《九歌&；#8226；云中君》）　
　　入不言兮出不辞　
　　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九歌&；#8226；大司命》）　
　　如此艳丽的女子，且言辞动听、善与男子调情做爱，必然使社会崇尚巫娼，蔚为风气。从有关殷商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巫娼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有着极大影响——（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尚书&；#8226；伊训》）撇开那些预言式的恫吓不谈，从所谓“三风十愆”可知，中国巫娼的神圣卖淫有较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她们以自己的神职身份服务于“卿士”、“邦君”一类人，这与巴比伦圣妓略有不同。　
　　毫无疑问，古代巴比伦人是把最美的献给了神，意并不在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差不多是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想法。例如前面所举的华夏巫娼。又如，在古希腊斯卡门德尔河一带，准备出嫁的新娘要到河里当众洗澡，并高呼：“斯卡门德尔神啊，请接受我的贞操吧！”扮做神的男子这时便上前与她性交。当新人在阿芙洛狄特神庙正式举行结婚仪式之时，新娘必须从婚礼参加者中找出那个与她性交的男子，当众宣布：“他就是斯卡门德尔神，我把贞操给予了他！”　
　　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提到的塞浦路斯，是地中海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交通枢纽。岛上法律规定：每个女人出嫁前都必须先在神庙中充做“圣妓”，以向路过该岛的陌生男子提供性乐。另一支闪系民族叙利亚人，也要求他们的所有女子，至少要有一次在神庙内献身给陌生客人的经历。其实，希罗多德对闪系民族性风俗的批评是含有明显偏见的。雅典、科林斯的神庙内同样充斥着成百上千的“圣妓”，随时随地都在把自己奉献给“神”。这位“历史学之父”所写的历史，读起来常常令人觉得更像是文人写的游记。由于天生就缺乏学者的严谨，所以还在他的同时代里就遭到了希腊人的嘲讽。比希罗多德晚出生五十来年的希腊历史学家、文学家色诺芬，就指责过希罗多德分不清神话与史实。而且，色诺芬本人有过的一件壮举就已经证明，圣妓在希腊早就普遍地存在着——色诺芬参加奥林匹克竞技赛之前，向雅典公众发下大愿：如能夺冠，立刻捐献五十名圣妓于神庙中。事后果然没有食言。希腊文献还表明：直至公元2世纪，希腊文化影响下的吕底亚仍然存在着为宗教而献身的“圣妓”。《旧约》则记载了亚摩利人的律法：所有将要出嫁的女子，须先卖淫七日，方可完婚。　
　　把贞操献给神的风俗，在印度同样地源远流长。婆罗门教徒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庆典，以纪念韦须奴出第八化身——偏净天。庆典中以一位青春少女为祭品。行祭前少女要经过严密审查，确定其具有旺盛生殖力。行祭时将少女置于黑暗的庙堂里，以使她相信正在与她交媾的是“神”。印度其他一些供奉有神的灵根的庙宇，则允许女人们前去献身，这些神庙的祭司们扮做神，与自愿献身的女人交媾。此风一直绵延至今，东印度一些地区的女子，年满十岁时便在父兄强制之下去神庙做处女祭——以庙内供奉的石制或木制或象牙制的灵根，戳破处女膜；有些地方是由僧侣或巫师代为“破处”，但女方必须交费。　
　　被献出去的为什么总是女人？这当然可以用父权制社会形态来解释。但需要指出的是，女人似乎并不以此为苦，在宗教热情的驱动下反而有点欣喜若狂。女人被视为“最美好的礼物”献祭给神，其中并没有男人对女人轻侮的含义。正因为如此，印度人在礼拜韦须奴之妻悉檀女神时，供奉给女神的祭品是六位赤裸的行者，他们全都做出奉献自己男根的姿态。土耳其安那托尼亚发掘出一座距今一万年的城市遗址，人们从中发现了当时奉祀女神的神殿，神殿内居然充斥着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雕刻阳_具。霍克斯在《诸神的黎明》一书中解释说，它们是用来取悦女神的。　
第三章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时我们
　　　　　　　　华夏先民不撒谎的年代，　　　可能应该从女娲和伏羲那阵子算起。　
　　女娲被先民崇拜，　
　　当起于她跟伏羲性交，　
　　繁育了后代。　
　　“补天”之说纯粹是后来整理的“先进事迹”，　
　　至于“抟土造人”，　
　　那更是有意文饰、　
　　歪曲历史了。　
　　《周礼？地官？媒氏》中明确规定，担任“媒氏”一职的官吏，负有这样的职责：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男女在每年春二月的欢会中，可以自由择偶，不受约束地性交，是谓“奔者不禁”。无故不参加交合者，将受到惩罚。官方举办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解决“男女之无夫家者”的性饥渴，使天下得以“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恤怨旷”，从很久远的时代开始，就成了统治者爱民的政治表达。《管子？入国篇》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种政治表达：　
　　凡国皆有掌媒，丈夫无妻曰鳏，妇人无夫曰寡，取鳏寡而合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后事之。此谓之合独。　
　　此处所说的“鳏”“寡”，应该是泛指一切无性伴侣的适婚男女，包括尚未婚配者和死了丈夫或妻子的未亡人。后世所谓“郑卫淫风”，指的就是盛行于郑、卫等国的“合独之风”。史载郑国“于溱、洧两水上举行契礼，即有男女相谑，采兰赠芍之事……”《郑风？溱洧》这样描述了发生在溱、洧之滨的男女欢会：溱与洧浏其清矣　
　　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　
　　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再如《诗经》中的《风雨》《野有蔓草》《桑中》《东门之杨》《宫》等篇章，都能读到与此有关的描述。显然，此举除了含有繁育人口的政治考虑外，首先还是指向怨旷问题的，因为一旦怨旷问题得以解决，就可以实现人和，即安定团结的局面，人和则天时顺，天时顺则五谷丰登。否则，人怨将导致天怒，后果不堪。　
　　把性活动“会男女”，跟告天、祈祷联系起来的原始宗教观念，在东西方文明中都能找到例证，如古希腊农夫在庄稼收割前，把女祭司拖到地窖中轮奸的风俗；非洲原始部落的男子在庆祝丰收时，集体对准尼罗河手淫射精，以祈求来年更大的丰收等等，都属此意。这一遗风在中国延续了很多个世纪，至汉时，《春秋繁露》讲求雨之法，前提之一便是“吏民夫妇皆偶处”；直至梁武帝大同五年（公元539年）为求雨所采取的措施中还包括“会男女”一条。　
　　仲春之会当然也是渴求生育或祈求多子的愿望表达，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上古生殖崇拜的延续。与仲春之会同时举行的“高之祀”，名义上是皇家祭祀活动，为皇帝祈求多子而设，实际上仍是一种“会男女”的狂欢活动。有学者认为，高之祀可能就是仲春之会的一项内容，这说法是有道理的：仲春之会的意义既然可以提升到政治表达，皇家岂能不直接参与活动中呢？　
　　据《礼记？月令》载：“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嫔御……”这就是说，高之祀在每年春二月燕子飞来之时举行，届时，天子将亲往；众多的嫔、御等宫廷女眷，也会在后、妃们的率领下参加。看起来祭祀活动非常隆重，场面热烈非凡，春色无边。但从上述文字看，天子和他的后妃嫔御好像是分散参与的。随后，在这“庄严隆重”的祭祀仪式中，会出现一种富于性刺激的、“颇涉邪淫”的舞蹈叫“万舞”，很像是印度人在崇祀“约尼”的祭典仪式中跳的那种肚皮舞！　
　　仲春之会的男女狂欢，部分地解释了“圣人无父”的原因，也由此可以证明此风的源远流长。在中国，所有各氏族的祖先中，没有一个能自举他的父亲为谁，也没有任何典籍能指明这些已被异化成神的人物是哪个男人的儿子，但他们却都有母亲——　
　　华胥履大迹而生伏羲、女娲；　
　　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　
　　附宝见闪电绕北斗而生黄帝；　
　　简狄吞玄鸟卵而生殷人始祖契；　
　　姜践巨人迹而生周人始祖后稷；　
　　女节梦陨星而生少昊；　
　　女喜吞薏苡而生大禹；　
　　女修吞玄鸟陨卵而生秦人之先大业……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上面那些神话中，殷人之祖契、周人之祖后稷与秦人之祖大业，这三位的母亲怀孕的日子，恰好都在高之祀、仲春之会的日子里；有两位的怀孕，史书明确记载与“玄鸟”有关。其中，简狄与姜同为帝喾的妻子，一个是后，一个是妃。其实，她们的珠胎暗结正是狂欢的结果。所谓“践巨人迹”“吞玄鸟卵”之说，纯系后人以“其父不著”为耻而杜撰出来的文饰之词，同时也含有神化本氏族始祖的意思。但在当时，这种“其父不著”的怀孕却很正常，没有人以为是丑恶的。帝喾一共四位老婆，就有两位婚外得子，而帝喾并未对她们有何惩罚；帝喾嫡生儿子尧帝继位之后，也没有对他的两位庶母有何指责。可见，后妃嫔御跟随天子参与高之祀以祈求多子，在当时已为典章制度所规定；而后妃于狂欢活动之后果然喜得贵子，也就是极为自然的事情了。　
　　至此已可发现，仲春之会、高之祀、合独之风，除了对于未婚男女来说，是为解决“怨旷”问题而设计的社会疏导外，对于并无怨旷问题的男女来说，则从文化上抚慰了他们渴求多配偶的原始性冲动。实际上圣妓的宗教卖淫也有着这样的含义：当群生聚处的杂交时代已成过去、婚姻形态固化了配偶关系之后，先民们以神圣卖淫的形式来纪念性伴数量不受限制的自由性交时代。　
　　这种欢会从上古一直持续到春秋时期，史载宋国的桑林、楚国的云梦等地都是举办仲春之会的传统活动地。近年在四川成都出土的铸有桑林野合图的汉砖，证实了当年在桑林举办的仲春之会有着极大影响。至于举行高之祀活动的高庙，则历代都设，通常置城南，如汉、晋、隋、唐皆如此。　
　　仲春之会、高之祀以及合独之风所倡的野合，仅只是华夏民族在性的自由化时期中，所作的一种酣畅淋漓的性表达而已。这种表达来自精神世界中非常幽远的性交崇拜和生殖崇拜。这是上古时期河流文化中不可抹杀的辉煌：野合中人们已可看出发达的文明；狂欢里渗透着显著的人文精神。　
　　源于性交崇拜或生殖崇拜的性狂欢风俗，在西方世界则呈现为自发的、不可遏制的性乐狂潮。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官方对此往往进行压制和惩戒，却不仅屡禁屡败，连官方自己也卷入了性乐狂潮中，以致整个国土变成了一张淫乐的大床，最后不得不由宗教来收拾局面——这出悲喜剧发生在著名的罗马人身上。　
　　罗马人跟希腊人同属印欧种族，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他们从欧洲北部迁徙至意大利半岛，活动在罗马附近。但最早在罗马立国的却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埃特拉斯坎人。公元前6世纪末，拉丁人驱逐了埃特拉斯坎人，接管了这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国家。这个骁勇善战的民族有一大特点，那就是非常天真。他们什么都信。所以有人说罗马的神比它的人口还多。　
　　而他们所信奉的各种各样的神，出身非常混乱，有来自埃及的，有来自希腊的，也有来自小亚细亚的，查起谱系来十分复杂。比如说，他们的生殖神公认为匹里亚柏斯，但他们把男性生殖器称做穆丁纽斯（Mutinus），这穆丁纽斯后来又被当做男生殖神加以奉祀；他们放在爱神庙中祭祀的爱西斯，本为埃及的生殖女神，与此对应的应当是埃及太阳神奥赛里斯，然而不是，他们祭祀的是希腊化的奥赛里斯的转型——巴库斯。但罗马人不管这个，他们只要有个狂欢的理由就行。　
　　在当时，罗马城中差不多每条街上都建造了女神庙；雄伟的男根到处耸立，抬头可见。每逢祭祀生殖神，男男女女都裸体跑上大街，相互追逐嬉戏。男人以皮鞭追打裸体的女人们，女人们则故意躲避而实际上渴望被鞭打臀部，因为据说挨过鞭打的女人会有旺盛的生育能力。这种裸戏追逐闹到后来，就会发展为疯狂的群交。即使在没有祭祀活动的日子里，罗马人仍然不断地受到来自环境的性刺激：公共浴室、理发店、面包房、旅店以及很多公共场所，表现性爱的雕塑、壁画、标志琳琅满目，随处可见。　
　　至于罗马的圣妓，最初都集中在维纳斯神庙中。维纳斯（Venus）原本是一位圣妓，实有其人。这位美丽的妓女嬗变为爱神的过程颇为复杂曲折，在此不必穷究。但维纳斯女神出身于人间这个事实使得关于她的神话充满了人情味，而她的形象也因此变得格外可爱可亲。但维纳斯在后来形成的英语中似乎成了污点：以V字打头并靠近“维纳斯”（Venus）的，意思都有些不妙，如Venal（贪污）、Vend（出卖）、Veneer（矫饰、虚饰、外表）、Venery（性欲放纵）、Vengeance（报复、报仇）、Venture（投机、冒险）……　
　　从这个事实中可以推想到，也许维纳斯当初确实就是个妓女，但也可以由此看出，希腊罗马文明是如何在基督教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掉价的。维纳斯，这个十分美好的形象，就因为是从妓女中脱颖而出的，竟在公元5世纪才形成的英语中沦落为贬义词了！这事要被操古拉丁语的罗马人知道了，不跑去把条顿人揍扁才怪！　
　　不过在当时尚未出现维纳斯的名誉问题。在政府多次禁止宗教卖淫均告失败的情况下，罗马官方只好宣布卖淫是合法的，但妓女必须在神圣的场所从事活动，并缴纳高额所得税。于是圣妓们纷纷离开了固定的神庙，转业到了民间——罗马是个思想非常自由的地方，有数不清的神明、宗教、偶像，也就有数不清的“神圣场所”，结果是官方规定形同虚设，罗马妓业从此进入天高任鸟飞的空前繁荣期；狎妓，成为罗马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第三章生机勃发的年代：那时我们
　　　　　　　从以上用法中可见，“淫”不包含以性为丑恶、以性为罪愆的意思。淫字字义的转化，是大文化开始禁锢性欲求的结果。然而，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