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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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せ蛘�24人曾担任军团、军区的军政首长；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担任高层党、政、军领导人的占各大战略区党、政、军领导人的三分之一；建国后成为省级、部级、军级以上干部的约140多人，其中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及各总部主要领导人的过半数。建国后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的5位和80多位将军，以及6个中央军委常委都是在井冈山时期通过教育、学习锻炼成长起来的。
193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西北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并明确抗大的教育方针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抗大成为一所名扬中外的军事学府，它从陕北到华北，坚持办学9年，并且在西北、华北、华中办起了12所分校和6所陆军中学，总共培养和提高了近20万抗日军政干部。一些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干部，经过抗大的教育成为人民军队的柱石和国家的栋梁。一些八路军、新四军指导员，抗日根据地以及白区地下党的干部，他们经过抗大培训，成为民族解放战争的坚强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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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共产党是所大学校（4）
继抗大以后，陕北根据地陆续开办了10多所培养各种干部的学校。比如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文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院、中央研究院、民族学院、中国女子大学、自然科学院、中国医科大学等。这些学校独立自主地培养、训练和提高了大批干部，成为我党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
革命胜利以后，在经济建设时期，党也特别地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培训和学习，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活动。
1993年11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正式出版发行后，党中央立即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决定》，强调把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放在党的思想建设和干部理论教育的主要地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党、政、军各部门，都要做出安排，特别要认真抓好各级党委中心组的学习，并有计划地对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轮训。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是一项长期任务。从1993年底到1994年5月，中央先后组织党、政、军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以及部分专家学者共175人，分四批到中央党校参加省部级干部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认真研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96年，中央制定了《1996年——2000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对加强干部的思想理论教育作了全面部署。1997年党的十五大强调，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同时号召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1998年，中共中央就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发出通知，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理论武装、掀起理论学习高潮的重要性。
在开展“三讲”教育过程中，###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基于国内外形势、党肩负的历史任务、党自身建设状况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在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我们党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于2000年2月24日在广州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重要思想。
为贯彻学习“###”重要思想，2000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制定了《关于在农村开展“###”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的意见》，要求从2000年冬、2001年春开始，全国县（市）部门、乡镇、村的领导班子和基层干部，用两年左右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重要思想的学习教育活动。
企业的繁荣和发展最终起作用的是人，人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人在企业中又是一个最大的变数，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人的管理也就是对企业的管理。
干部培训的方法一般分为在岗培训和脱产培训两类。大量的培训是在工作岗位上进行的，这是一种将学习和应用直接结合起来的培训方法，因此没有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问题；脱产培训是让管理队伍离开工作岗位，专职学习一段时间。在岗培训的优点是即学即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即定的工作和任务而进行；脱产培训的优点是传授受训人员系统的专业知识，形成较全面的知识构架，从而训练其思维方式，使其考虑问题更具有全局性，能够从战略态势出发统揽全盘，能够协调各方面利益，进行宏观上的调控和系统上的管理。因此，脱产培训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是高层管理干部培训，是高层管理干部人才、组织精英的摇篮。
脱产培训，包括在组织内部开办的大学进行，或者送到国内外有关的教育机构和专门学校。脱产培训的方法可以包括课堂教学、多媒体教学、模拟训练、角色扮演、案例分析等等。
共产党的干部脱产培训，表现的正是对干部管理人才的培养，这些党开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干部，在以后都成为了革命事业的中流砥柱。
干部管理人才培训构建了组织的核心竞争力，组织正是依靠这些通过培训的干部推动了组织的向前发展。管理队伍培训，在现代企业中不断受到重视，但是高层管理人员的培训问题，尚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企业的最高领导人错误地认为：培训只是针对基层的管理人员和管理队伍的，而高层管理人员不需要培训，其理由是：他们都很忙；他们经验丰富；他们本来就是人才。这种认识危害极大，应该说，一个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素质高低对企业的发展影响最大。因此，上述的理由均不成为理由。许多成功的企业都规定：越是高层管理者，参加的培训越多。
高层管理干部培训，例如送入大学进修本科、研究生或MBA，或出国进修等等，都属于长期的脱产培训，这种形式对培养年轻有为的科技人员或管理人员较为有效。在这一点上，高层管理干部培训又与人才战略和干部队伍年轻化要求，以及战略的可持续发展相联系起来了。共产党干部的培养，正是结合了这些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培养了党的精英力量，为革命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章 共产党是所大学校（5）
共产党是所大学校，在高层管理干部的培训之外，共产党的教育同时又是普及到各个部门和各个层面的，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对企业而言，共产党也是所大学校，在共产党的学习运动中，企业也是个学习者，学习企业的文化革新，学习科学发展观，学习共产党的管理技巧。在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干部培训、学习运动中，企业也是个“学生”，企业应该通过对共产党的学习，学会从企业中发动学习革命，带领企业学习，带领管理队伍学习，建立学习型组织。
第四章 以人为本的干部管理（1）
第四章 以人为本的干部管理
敢于使用干部，相信干部
敢于使用干部、相信干部是共产党在干部管理的历史过程中的一大经验总结。1938年9月，陈云在《论干部政策》的报告中谈到使用干部时，强调要“气量大，用得好”。气量大，就是敢于任用各种人才，像孙中山那样不分党派、成分，只要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要用，使他的长处得到发挥，短处得到克服，非如此不能成就大事业；用得好，就是要放手使用，使下属既敢说话，又敢做事。使人敢说话的办法是：领导者态度和气、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充分发挥民主，对犯错误的人不要随便扣帽子，批评要适当、正确，不要揪住不放；使人敢做事就是放手鼓励下属充分发挥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自信心，使其敢于负责，工作有主动性和创造性。
在《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一文中，陈云进一步指出：使用干部要遵循“量才使用，放手使用”的精神，发挥长处、克服短处，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培养，坚持“革命基本理论和实际工作教育结合起来”的办法。同时，要相信干部，相信干部的忠诚，相信干部的能力，做到用人不疑。
宗派主义和个人主义、小团体主义联系在一起，其本质是自私性与狭隘性。宗派主义表现在个人与党的关系上是向党闹独立，表现在个人与同志关系上是拉帮结派，宗派主义是一种腐蚀剂，妨碍了党内的团结和统一，妨碍了党团结人民群众的事业。所以党的历次整风运动都把其作为整顿的对象。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由于二十年的锻炼，现在我们党内并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派主义了，但是宗派主义的残余是还存在的，有对党内的宗派主义残余，也有对党外的宗派主义残余。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对外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铲除这两方面的祸根，才能使党在团结全党同志和团结全国人民的伟大事业中畅通无阻。”
井冈山会师之后，当时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籍贯遍布十几个省，有南昌起义的，秋收起义的，湘南暴动的，有边界六、七个县的，也有从敌军起义、投诚或俘获过来的，党在村落中的支部会议简直就是家庭会议。当时干部之间存在着土、客籍矛盾，存在着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的不良倾向。
为了反对这种宗派主义，加强党的干部之间的团结，党在选择使用干部时对各部队和各地方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坚持“任人唯贤”的用人标准。对黄埔军校学生因系统学过军事，大部分都有实战经验，便多担任团营等军职干部，发挥他们善于打仗的特点；对曾任各地县党、工会、农会领导工作的干部，便多担任党代表等政职干部，发挥他们善做群众工作的特长。同时，党还采取了交流使用干部的作法，由红四军前委根据红军建设发展的要求和提高战斗力的要求，统一调动使用干部。如调秋收起义的31团的何长工、王良等任红28团党代表，调南昌起义余部的毛泽覃、粟裕等任31团党代表、营、连长。
正是通过这种一视同仁和领导干部对调的方式，打破了小团体之间的界限，使干部能够人尽其才、互相学习、增进了解、密切关系，从而达到干部之间的团结。
随着企业的成长，企业领导者作为企业经营者，作为企业管理队伍关系的管理者，要尝试新的角色，对自己的价值认识、工作作风、人际关系处理、工作内容等都要进行调整。面对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放手让别人去管理、去经营，哪怕是减少与一个部门的接触，都会有许多的不放心。这是人之常情，或许不值得指责。但是，经营企业，应该少点感情用事，多点理智思考。这是中国企业家能不能将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的关键所在。视企业家为“一种永恒的、不断突破自己精神境界”的职业人，也许一点也不为过。
共产党“放手使用干部”的管理精神，对处于向规范化运作转型的企业而言，具有深刻的借鉴作用。在企业人事关系管理中，在管理队伍关系管理中，在企业的授权与分权过程中，企业家应该有一些“政治家眼光”和“政治家谋略”，要信任管理队伍、信任干部、敢于放权，敢于把事务交给下属去做。企业组织的职能管理者，习惯于事必躬亲，职责任务都是十分清楚的。对他来说，事情完成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对于企业高层经营者，情况就未必如此，作为战略家、职业经理人，更多关注的是企业的战略、目标、企业的价值追求等。由此，从一个职能管理者转换成为一个高层经营者，首要之点在于挑战自我，克服个人人格层面中的一些弱点，相信他人的智慧和才能。其次，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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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人为本的干部管理（2）
转换管理角色，将自己从职能管理者转换成为高层经营者，从各种琐事中解脱出来是十分必要的。当然，放弃某些权利也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自己企业的实际情况，如下级的能力、组织的价值系统、可利用的资源、授权的成本和管理队伍的素质、态度等，有意识的授权是完全可行的。管理者应学会有效管理自己的工作时间，信任其下级并鼓励他们独立工作，而不是紧紧地监督他们。另外，管理者还必须不时地从其下级那里得到反馈，这是保证授权成功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放手使用干部”的干部管理，正是有意识地授权的典范，共产党正是作为战略家，更多关注着组织的目标、战略、思想路线、信仰、价值追求，而将职能性工作、事务性工作下放给下属，摆脱职能管理者的束缚，成为一个高层管理者，战略家。
干部的使用，是干部关系管理中的一个大块。共产党“放手使用干部”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方针和态度，决定了共产党干部关系管理在干部使用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组织是水，干部是鱼
关心爱护干部是党的一项重要干部政策，是培养提高干部，充分发挥干部积极性、创造性，促使干部健康成长的必要条件。因此，共产党历来强调必须爱护干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爱护干部的办法是：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应当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人民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给人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即使到了非斗争不可的地步，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治病救人。
对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一点，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进行了阐述：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评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炎，医生把阑尾割掉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我们就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绝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必须采用“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正确有效的方法。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还谈到了另一个爱护干部的方法：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予照顾。下面两封信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在这个角度对干部的爱护。
向前同志：
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前沿指挥可由周、胡、陈担负，你病情略好，能够移动即来中央休养，待痊愈后再上前线。总之，治疗和休养是第一等重要，病好一切好办。
毛、刘、朱、周、任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海东同志：
七月十七日来信收到，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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