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粉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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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南说：诗歌这东西其实很简单，可能一晚上就会了，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
　　　　经过五天艰苦的学习，我不得不悲痛地承认：自己属于后者。
　　　　在那一年春天我相思成疾，一筹莫展，王建南借给我的那一堆东西，读起来令我莫名伤感，我似懂非懂，但一句也模仿不出来。
　　　　更可怕的事，这些东西仿佛是迷幻剂，给我造成了很严重的后遗症：相思病开始加剧，对事业不思进取，就像现在电视连续剧里的那些警察一样，多愁善感，对花流泪，见月伤心，拾金不昧五讲四美三热爱、除四害讲卫生、扶盲人过马路、给孕妇让座位帮小朋友系鞋带——很多的街坊邻居都跟我妈说：东东这娃娃肯定得了神经病，要不要送“四医院”看看。
　　　　“四医院”就是成都市精神病医院，我知道，这都是爱情诗所害的，王建南告诉我，美国中产阶级知识份子给情人送玫瑰花时，一般都喜欢附上几句情诗，就像现在的大学生要附上自杀的诗人海子的情诗一样。比如美国人喜欢用肯明斯的那首著名情诗：“爱情比忘却厚/比回忆薄/比潮湿的波浪少/比失败多/它最痴癫最疯狂/但比起所有/比海洋更深的海洋/它更为长久——它最明朗最清醒/比起所有/比天空更高的天空/更为不朽。”
　　　　或者帕斯的：“你名字的音节/穿过我失眠的钟点——”
　　　　或者是聂鲁达的：“今夜，我能写出最悲凉的诗句——”
　　　　我的确感到万分悲凉，但却写不出一句那怕稍微有一点点悲凉的诗句。
　　　　这场相思病害了大半年我才恢复正常。经过这番熏陶，我在这一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懂得了很多掌故，完全可以冒充文化人，同时也让我顺利进入了广告行业。
　　　　但是周末快到了，在周家梅面前说了大话之后，我拿什么东西再去见她呢？
　　　　我只好向王建南求救。我问他以前写过爱情诗没有，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写过。
　　　　“现在能不能写？”我问。
　　　　“不能，”王建南很正经的说，“只有爱而不得的时候，才可以写情诗，正在恋爱的时候写出来的东西很肉麻，没有恋爱的时候写的东西很空洞、很矫情。”
　　　　这一点我能够理解，所以我说：“可不可以把你以前写的情诗给我看一下。”
　　　　“不行，它们在一个女人手上。”王建南说。
　　　　沉默了一阵之后，王建南问，我是不是真爱周家梅？
　　　　废话！我崭钉截铁地说。
　　　　最后王建南说，他可以替我想想办法。
　　　　“它们在谁的手上。”我问。
　　　　“沈秋。”王建南说。
　　　　28
　　　　王建南大学时代的情诗在沈美人手里，我早就应该想到。
　　　　大一时，王建南两次到重庆来玩，他当然是来追求沈美人的。
　　　　也正因为他来了，我才打消了泡沈美人的主意，毕竟，他是我们同学中唯一考上名牌大学的才子。
　　　　记得大一那年五一节前夕，我、王建南、沈美人三人一起去登歌乐山，留下来的一张照片我现在还保留着——山坡上一丛映山红旁，沈美人光艳照人，王建南丰神俊朗，好一对才子佳人神仙伴侣。我站在他俩旁边心怀妒意，以至于看起来贼眉鼠眼，很像一个叛徒特务。
　　　　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出来的时候，沈美人就开玩笑地对王建南说：“你看胡向东像不像甫志高。”
　　　　王建南说哪里像嘛。沈美人不依不饶，非要王建南承认，她说：“像嘛像嘛，我说像就像！”
　　　　我面对沈美人娇嗔得快要滴下来的神态，我不得不忍痛承认，自己不但像一个叛徒，而且如果在战争年代，我很可能就是一个叛徒。
　　　　沈秋那天特别开心，中学时代的“冰美人”形像一去不返，简直变了一个人。
　　　　那年春天我还见过她两次，她看起来千娇百媚、风情万钟，当时我想，书上所说的绝代佳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后来听说他们恋爱了，王建南一定还来过重庆，只是不像上次那样还住我们宿舍，所以他来了我也未必知道。我当时醋意未消，所以也没过问他们之间的事。
　　　　理后来，再也没人过问他们之间恋爱的事了，因为沈美人出事了，大家都不想问、不必问、也不敢问了！
　　　　因为，沈美人身上后来所发生的事，可以说是西南中学我们那一届男同学心中永远的创痛，甚至可以说是耻辱。
　　　　当年，沈秋这段轶事报纸上报道过，在四川很多高校里众人皆知，传得沸沸洋洋。后来好事者添油加醋，像编黄色小说一样，说得来眉飞色舞、口沫横飞，增添了大量淫秽下流的细节。——朋友，如果你刚好是那几届的四川的高校毕业生，一定听说过这一类荒谬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是这样的：某高校一校花因长期性压抑，终于走上纵欲的道路，在火车站低档旅店从事卖淫活动——另一个说法是：某校著名美女在五星级宾馆做高级应召，遇上几个牛高马大虎背熊腰的黑人水手，通霄达旦的嫖宿之后，少女不胜体力被轮奸致死。——亲爱的朋友，也许你正好是沈秋当年的校友，你甚至还说那沈美人我见过，她不就是那沈——请你打住！！你说得很对！是的，你知道我不可能用她的真名，沈美人当年艳名远播，你可能见过她，甚至还在舞厅请她跳过舞，追过她也有可能，但我仍然请你相信我，既然你已经读到这里，说明你有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我希望你看完这本书再下结论。
　　　　我对刚才这位朋友的态度有点蛮横，是因为有些人总是过于轻信，听风就是雨，闻屁就是雷，自以为了解事实真相，其实真相决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大众所言固然不可全信，眼见为实也未必可靠，关键在于逻辑，只有把生活的逻辑、时代的特征和真实的材料相结合，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才是了解真相的唯一方法。
　　　　作为沈秋的同学和事后的见证人，我可以把真实情况写出来以正视听，以上那些细节其实全是好事者们的杜撰和无聊的意淫。
　　　　事情是这样的：大三那年开学不久，沈秋到学校来找我，让我放寒假时把她一箱衣服带回家，她说要到沿海去一趟。
　　　　第二年春天，沈秋因卖淫被广州市公安局处罚，劳教半年后遣送回校，同时被校方开除学籍。
　　　　放寒假时我送箱子去过她家，当时就已经知道她在广州出事了。所以，沈秋和她母亲从重庆返回成都时，正是我去送的火车。
　　　　另外，沈秋在学校的户口迁移手续、粮食关系转移等等，都是我到她们学校为她办理、并在实习期间带回成都的。
　　　　29
　　　　沈秋为什么要去广州卖淫？
　　　　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找到令人信服的理由。王建南对此则避而不谈，毕竟这是他心上的伤疤，我不便过多追问。
　　　　至于沈秋被公安局劳教的事，当年她和她母亲毫不违言，对我也不必违言。
　　　　当时，我信誓旦旦地安慰她们：“绝不把这件事传到成都去，一定就让它在重庆烟散云散。”
　　　　因为，中学同学里只有我俩在重庆上学。
　　　　90年暮春的一天，我还清楚地记得是91次列车，我送沈家母女踏上了开往成都的火车。
　　　　在两路口车站拥挤狭窄的站台上，我看见沈秋神色凄楚，面容憔悴，一头齐耳短发在风中凌乱地飘散——那时她年方20，她以前那一头长长的秀发，曾是我们男生心目中一面飞扬的旗帜，是我们纯情时代的见证。
　　　　那年暮春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沈秋。
　　　　二年后春节，我在成都再见到王建南时，我感觉他完全变了，酒量大涨，自暴自弃，和我臭味相投，成了一对铁杆朋友。
　　　　沈秋卖淫的事，当年夏天就传到了成都。
　　　　其实，如此轰动的新闻我不去发布，总有人唯恐其它人不知道。尤其是我们班上的某几位女生，眉飞色舞地传扬着、渲染着，长长地出了一口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恶气。
　　　　沈秋卖淫的事对刘至诚的打击特别大，他当年痛心疾首地对我说：“连沈秋居然也卖淫啊，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钱更重要！”
　　　　从此以后，他立下了做生意发大财务的雄心壮志。
　　　　当年夏天，沈秋远走他乡，去了云南她姑妈家，听说跟着她姑妈在学画画。
　　　　又过了几年之后，听说沈秋和一个画家在云南丽江流浪，后来听说她傍上一个大款去了美国，再后来，有人说她结婚了。
　　　　1992年春节，我从汶川回成都过年，见到王建南就问他，沈秋去云南之前见过她没有，当时王建南不愿意回答我。
　　　　现在，当然不可能从沈秋手上把那些情诗要回来。
　　　　“你写给沈秋的情诗还能回想起来吗？”我问王建南。
　　　　“都在这里。”王建南拿出了一叠纸说，“我前几天慢慢回忆，抄下来了。”
　　　　看完王建南当年写给沈秋的情诗，我发现，只要略做修改，就可以转赠给周家梅。
　　　　30
　　　　我把王建南的情诗仔细做了一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他和沈秋不仅相爱了，而且爱得很深，很疯狂。
　　　　我选出了一首最适合用抄来赠给周家梅的，原诗标题为《雾都之夜》，我连标题都不用改了，因为周家梅的老家正在重庆，我只改了三个字，把王建南所提到的“未名湖畔”改为我和周家梅所在的成都“府南河畔”。
　　　　三个字，但效果却比三万字更顶用。毕竟我也算参与了创作，在周家梅面前我用不着心虚了。附：《王建南写给沈秋的第一首情诗》
　　　　我眼前浮现遥远的岁月嘉陵江水静静地流淌两岸的渔火，是天上散落的繁星昏黄的路灯，映照你秀丽的脸庞
　　　　黑夜是一杯最苦的咖啡被灯火吹胀的浓雾是黑夜的白色伴侣你一身红衣，是雾夜中的精灵
　　　　在高高的石板路上你默默无语缓慢的足音我深深的绝望从歌乐山下到沙坪坝车站从山城的雾夜到未名湖畔遥远的叹息沉沉的雾霭我看见缓缓的江水静静流淌
　　　　我基本上看懂了，内容说的是沈美人当年送王建南从歌乐山走到沙坪坝赶火车，这很不容易，需要走一个小时的石板路，当时王建南要回北京，俩人在路上难分难舍走得很慢，情景十分悲惨。
　　　　但我不懂的是，不过是短暂的分别，为什么又是“最苦的咖啡”又是“绝望”
　　　　呢。另外，缓缓的江水分明就是象征逝去的爱情、或者追忆过去的时光。
　　　　不过这样也好，读起来缠绵悱恻，特别适合让周家梅朗诵。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爱情语言，90年代应该会几首拿手的卡拉OK或者会几句电影台词，80年代你应该背几句诗或者弹吉它。新世纪你应该会讲几个黄色段子，至于6、70年代，从爱情的意义上说，基本上属于古代，没有人去考证那个年代的用什么样的爱情话语、或许根本就不恋爱。
　　　　所以王建南的情诗放在今天虽然不合时宜，但对于周家梅这样的大学女生效果显然不同。
　　　　当天下午，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把抄在明信片上的情诗和一大束玫瑰花附在一起，来到周家梅她们宿舍门口，等着她下楼来。
　　　　周家梅下楼来一看见我并不吃惊，毕竟，这是一起事先张扬的求爱事件，另外，我和王建南也给她留下了比较深的印像。
　　　　我让她先把玫瑰拿回去插上，说我在下面等她，她拿上花说声谢谢，没有任何承诺。很平静地转身就走了，估计这样的花她收到过很多。
　　　　看在两个男人的痴情份上，我相信她很快就会下来。
　　　　但是我错了，我在楼下足足等了40分钟，当时我以为，也许她觉得这首诗写得不好，也许是她在哪里读过。
　　　　正当我已经绝望、打算放弃的时候，周家梅终于下来了。
　　　　她换了一件衣服，重新化了妆，脸上似乎泛着红晕。
　　　　事后我才知道，同宿舍一个好事的女生当众朗诵了一遍，全体女生都感觉特别缠绵忧伤，同时对我的痴情和痛苦充满了同情和怜悯。
　　　　周家梅当然也不例外。
　　　　后来我也懂得，其实怜悯，正是爱情的一种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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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和周家梅约会，我面红耳热，无话可说。
　　　　后来我知道，正是我紧张无助的样子，反而激发了一个女人的怜悯和爱意。
　　　　在周家梅眼里，我是一个校园诗人。她当然不知道我是冒牌的，其实后来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冒充的就是诗人。比如要冒充画家，起码要会几笔素描，就算不会素描，想要冒充后现代前卫画家画抽象画，也得有一定的形式感和劳动状态比如订画框、绷画布等等。冒充写小说的，就算一个字不写，也必须摆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状态。要冒充搞音乐的，至少要有一两件乐器做为行头；如果要冒充商人那就更难了，你要有买单的能力，除了职业骗子，很少人有这种天份。
　　　　只有冒充诗人最简单，一只笔一张纸，甚至纸和笔也可以不要，直接说你是诗人就行了。因为这个原因，80年代诗人之多，和90年代的总经理、21世纪的MBA一样，要在大街上找出一个人说他不是都十分很困难。
　　　　由于诗人与画家、小说家、音乐人等行当殊有不同，基本上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有大量的空闲时间泡妞、打架、流窜作案等等，再加上这个行当有太多冒牌货，所以到80年代末期，诗人给人民群众留下了极坏的印像，最后诗人也和现在的MBA一样，成了一个骂人的词：“你他妈诗人，全家都是诗人”。
　　　　一进入90年代，当年的大部份诗人已转入“地下状态”。除非遇上同道，像黑社会一样说上一两句江湖切口。否则都不会承认自己是诗人，王建南举例说：如果对方说“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你就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对方说“此地无银三百两”，你就说“一行白鹭上青天”，越无厘头，说明你越正宗。据他所说，只要掌握了这套江湖“切口”，就可以四海为家、走遍天下白吃白喝，每到一处当地诗人管吃管住还要管粉子。就像我现在对待广告公司的甲方一样，管吃管喝还要管奸淫嫖宿。当然，这些切口并非无隙可击，经常被人钻空子，曾有一个校园诗人在成都带着一支野模队搞演出，只要是诗人到他那里去，他手下的粉子可以随便日，几年来，他接待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成名男诗人，但事后知道，全是冒牌的。
　　　　做为89级大学生，周家梅已是跨入90年代的小“文青”，当年的“文化热”
　　　　和“诗歌热”虽然只过去了几年，但对于她们来说，已是遥远的传说。
　　　　那个年代的“文化热”却给当年的大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像，让每个人叫苦不迭，刚上大学时我们以为，终于成为“天之骄子”了。
　　　　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就男生而言，必须在以下几样爱好中选修两门：西方哲学、围棋、吉它、足球。依地域而定，如果是华东地区高校，一般是西哲和吉它，在重庆则是西哲和围棋，在北京，则至少要爱好三门以上。
　　　　“西哲”在每个地区都是必修课，如果一个人没有读过几本西方哲学书，就算读清华也不算是大学生，最折磨人的事，西方哲学浩苦烟海：83年流行科学哲学，84年时新弗洛伊德，85年言必称存在主义，86年风行尼采、87年又是海德格尔、88年符号学大行其道，89年最可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流派都在流行——所以，做为八十年代末期的大学生，我们这一代最为倒楣，乱七八糟的东西看了一大堆，读得似懂非懂，人生的道理现在也不明白，当年的我们就像一把筛子，接受了很多思想